1978年，葉子龍對王光美說：少奇同志不應該被如此對待

1978年3月的一天清晨，北京城仍帶著冬末的寒意。秦城監獄厚重的大門緩緩打開，57歲的王光美在陽光下瞇了瞇眼，抬手護住額頭。她沒想到，就在自己重新踏上自由土地的幾小時后，第一位登門的人會是67歲的葉子龍——毛澤東身邊工作時間最長的秘書之一。

門口相見的瞬間，兩人都沉默了幾秒。葉子龍先伸出手，話語帶著決然：“少奇同志不應該被如此對待！”短短十二個字，讓王光美的眼圈一下就泛紅。她輕輕點頭，沒有急著回應，仿佛擔心一開口情緒就會潰堤。

兩人坐定。炭火盆里噼啪作響，屋外卻依舊清冷。葉子龍沒有寒暄，直接回到了1962年的春天。那一年，劉少奇和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后密切合作，試圖為“三年困難時期”收尾。就在會議結束不久，黨內外關于生產自救、組織調整的討論此起彼伏。葉子龍回憶，毛澤東與劉少奇幾乎每天都要碰面，爭論激烈，氣氛卻并不劍拔弩張。“觀點不同，目標一致”，這是當時許多人聽到的評價。

轉折出現在1966年夏天。工作組下校園、群眾運動驟起，“路線”“立場”等詞被無限放大。林彪、康生、陳伯達等人在輿論場四處點火，指向劉少奇。葉子龍注意到，毛澤東對事態的發展本想再觀察一段，但謠言和檢舉信紛至沓來，局面迅速失控。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那天，葉子龍在人民大會堂西側走廊見到劉少奇。那是個燥熱的午后，劉少奇額頭有薄汗，卻仍端著茶杯，一字一句地對身邊人說：“只要對國家有利，我退也無妨。”他沒想到，這句表態會被別有用心者截取成“自認錯誤”的證據。

此后的劇情眾所周知。1969年11月12日，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去世，年僅71歲。遺體無棺無碑，草草火化，骨灰被秘密埋于新鄉。王光美自1967年9月被隔離審查后，輾轉“牛棚”和監獄十一年，這段記憶如亂麻纏繞。

說到此處，王光美握緊茶杯，輕聲卻異常清晰：“那年的沖撞，少奇確實頂撞過主席，可他始終把維護中央團結放在第一位。”葉子龍點頭，“我在主席身邊多年，看得比你還明白，當時的氣氛已容不下正常分歧。”他停頓片刻，壓低聲音補充：“有些人借風使舵，推波助瀾，才釀成無法收拾的局面。”

兩人忽然想起“錄音機事件”。1965年春，葉子龍為提高記錄效率，向中辦申請購置一臺進口錄音機。設備一到中南海，就被人舉報，說“葉子龍借機竊錄機密”。劉少奇謹慎起見，下令調查。審查持續三周，最終證明錄音機只是輔助工具。葉子龍那時被隔離在玉泉山，夜深人靜常聽到自己心跳。擺脫嫌疑后，他對劉少奇沒有芥蒂，反覺得這位副主席行事周密。“如果不是他堅持按程序走，我也許背一輩子‘特務’黑鍋。”葉子龍輕嘆。

談話進行到傍晚，王光美第一次露出輕松的神情。她回憶起1959年廬山會議，劉少奇和毛澤東在云霧繚繞的三疊泉邊散步。毛澤東把手中的竹杖敲在石臺上，說了一句：“搞社會主義不是請客吃飯，要有熱情也要有章法。”劉少奇回答：“章法更要對癥，光有熱情不行。”那晚兩人談到深夜，廬山蟲鳴作伴，氛圍輕松。多年后，廬山依舊，關系卻被人為地拉到對立面，令人扼腕。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為劉少奇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正式文件發布的那天，葉子龍正在中南海中海東岸整理檔案。他記得陳云握著文件，語氣沉穩，“遲來的正義，也得落到紙面上。”復查報告逐條列舉事實，寫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制造冤案”十二個字，字字鏗鏘。

另一頭，王光美獲準重新回到人民大會堂。她穿過金色穹頂下的長廊，看見墻上掛著劉少奇的黑白照片，神情淡定。那一刻，她沒有落淚，只把照片上的灰塵仔細拂去，輕聲重復：“他回家了。”旁邊工作人員聽不清她在說什么，只見她抬頭，目光堅毅。

同年年底，葉子龍整理完毛澤東1959至1965年的口述材料，共計三十余萬字。卷宗封底貼著一行小字：供歷史研究。有人問他還要不要寫點個人回憶，他搖頭，“公文里已經有答案，多說無益。”

王光美與葉子龍的那次長談成了后來學者研究“黨內正常分歧與組織機制”的珍貴旁證。不同歷史書寫者給出不同注腳，有的強調體制缺陷，有的批評個人責任。葉子龍只留下兩句話，“歷史終會說話；但愿說話之前，少些悲劇。”字跡清瘦，卻入木三分。

夜色降臨，北京城燈影搖曳。王光美把送客的門輕輕合上，屋里光線忽明忽暗。她走到書桌前，鋪開一張白紙，提筆寫下劉少奇生平年表，第一行是1898年11月24日，最后一行止于1978年12月18日。期間的空白，她準備慢慢填滿——填的不是個人冤屈，而是當年被誤解、被掩蓋、被故意忽視的那些分歧。倘若寫完，也不過只是一個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