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女流氓交往18個男朋友被槍斃，臨死前坦言：性是無罪的

1982年初冬，華東某省一場深夜警情會議里，刑偵老手對年輕干警搖頭：“明年嚴打勢在必行，尺度會很猛。”一句預言，不到一年就應驗。1983年3月，全國范圍內的第一次“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斗爭”打響，“流氓罪”成了高頻詞，翟曼霞的命運便被卷進這股浪潮。

1979年刑法誕生前后，“流氓罪”屬新設條款，主要針對猥褻、聚眾斗毆、侮辱婦女等行為，定義模糊，實務中常因地域、觀念差異出現巨大落差。沿海城市受外來文化沖擊較早，男女交往更為開放；內陸縣城仍維持保守風氣。法律一旦需要快速“統一口徑”，就容易拔高打擊面，這是當時不少法律學者的底層共識。

1960年3月，翟曼霞出生在上海法租界舊區，她父親經營服裝進出口，家境優渥。70年代末，全家移居加拿大蒙特利爾。女孩在北美高中讀完，愛穿露肩T恤，習慣街舞派對。她曾在同學錄里留言：“戀愛像試菜，合口味就繼續，不合就換。”這種想法擱在彼岸毫不起眼，卻為她埋下回國后的禍根。

1981年10月，改革大潮呼嘯，翟父帶著訂單與資金重返上海籌建合資廠。20歲的翟曼霞一落地，就沿用在北美那套穿衣、社交方式。短裙、卷發、高飽和口紅，在南京東路行走的背影引來無數回頭。有人竊笑，有人指指點點，她充耳不聞。

當時市面剛開始流通臺灣言情小說，翟曼霞一天能看兩本。她很快結識各路男青年：有外貿船員，有翻譯，有夜校大學生。感情來得快，去得也快，一年半里換了十八位男友。消息經鄰里口口相傳，被形容成“專門迷惑年輕人的女狐貍”。1983年4月初，她著比基尼在黃浦江支流游泳，被群眾圍觀指認；同月下旬，轄區派出所收到二十余封匿名信，指控其“公然淫亂”。

5月7日凌晨，警方依照“流氓罪”條款將她拘留。審訊記錄顯示，翟曼霞神色平靜，她的回答簡單直接：“談戀愛是私人事，性是人的本能，不應被關進籠子。”審訊民警心里一震，卻只能按當時口徑取證：一、與多人發生兩性關系；二、行為公開放肆；三、情節惡劣。滿足三條即可立案。

案件很快移交檢察機關。1983年5月23日，市中級法院開庭，僅用半天即宣判：以流氓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到了省高院復核，卻因“嚴打期間從重從快”改為立即執行。那一年，全國類似案件多達數百起，絕大多數為無期或死緩，直接押赴刑場的并不多，翟曼霞無疑成了最典型的“震懾樣本”。

6月11日清晨，提審人員在看守所走廊短暫停留。有人低聲問：“還有什么話？”據記錄，她只說了兩句：“性是無罪的。告訴爸媽，我沒后悔。”不到一小時，23歲的生命戛然而止。三聲槍響，留在檔案里的是冷冰冰的執行回證。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修訂刑法時，醞釀多年的廢除“流氓罪”終于落槌。原條款被拆分為猥褻兒童罪、聚眾斗毆罪、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等更具操作性的罪名。學界普遍認為，這是對1980年代“嚴打”經驗的系統反思，也是對法律精準度的追求。翟曼霞的案卷因此成為高校課堂常用的討論范例——法律邊界與社會觀念并行變化的矛盾體。

放在今天，同樣的行為難以觸碰刑事紅線，更多是道德層面的爭議。當年一句“性是無罪的”仍有刺痛感，但在1983年的法條體系中，它確實沒能提供任何豁免。歷史沒有假設，只有現場。一項籠統罪名在特定背景下被無限放大，個人命運由此改寫。翟曼霞的故事提醒后人：法律條文的精細與否，直接決定普通人的安全邊界，時代情緒一旦壓倒理性，最先受傷的往往是少數與眾不同者。

1997年刑法正式施行那晚，參與修訂草案的一位學者對助手感慨：“如果這條分解早十幾年，很多極端案例根本不會存在。”助手沒接話，只記下日期。那一天距翟曼霞遇害，整整十四年零八十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