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留學暴跌28.6%，超一萬名博士辭去美國公務員，浩蕩回國

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冬天，美國聯邦政府內部上演了一場悄無聲息的“大撤退”。

如果說以往我們談論“人才回流”還更多停留在感性層面，那么權威學術期刊《科學》剛剛披露的一組數據，則用冰冷的現實狠狠砸向了美國引以為傲的科研基石。

數據顯示，在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宮后的一年多時間里，高達10109名擁有博士學位的頂尖專家辭去了美國聯邦政府的職務。

這一數字乍看之下或許并不驚人，畢竟它只占聯邦政府離職總人數的3%，但若我們將目光聚焦在“高學歷核心科研崗”這一細分領域，真相便令人不寒而栗：這群離職的博士占到了政府內同類博士總人數的14%。

換句話說，每七個在美國政府核心科研機構工作的頂級大腦中，就有一個選擇了“提桶跑路”。

這不僅僅是人數的減少，更是智慧資產的毀滅性流失。

《科學》雜志做了一個極為形象的統計，這些離職者帶走的，是總計106636年的聯邦工作經驗。

這些經驗不是書本上能學到的，而是無數次實驗、無數次失敗堆砌起來的直覺與判斷。

從國家衛生研究院到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再到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這些關乎人類健康與未來的關鍵機構，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失血。

導致這場“博士離職潮”的直接推手，是2026財年那份令人窒息的預算提案。

為了應對日益龐大的赤字，科研經費成了砧板上的魚肉。

NIH的支出被削減了近40%，這意味著無數正在進行的癌癥、阿爾茨海默癥研究將因斷糧而被迫中止。

更慘烈的是國家科學基金會，預算直接被砍掉了一半以上。

在2025年的前11個月里，NSF凈減少了205名STEM領域的博士，占其博士總人數的四成。

那些原本由高校教授輪值擔任的官員崗位，四分之三被直接取消。

對于視科學為信仰的研究者來說，這種釜底抽薪式的打擊，比任何政治口號都更具殺傷力。

除了囊中羞澀，科研環境的政治化與惡化也是促使他們離開的重要原因。

當氣候科學、傳染病防控等嚴肅課題需要為某種政治意志讓路，當科學證據不再是決策的唯一依據，科學家們的職業尊嚴便蕩然無存。

再加上針對外籍，特別是華裔科學家的審查陰云始終未散，即便“中國行動計劃”已成歷史名詞，但其留下的寒蟬效應依然讓許多人心有余悸。

有人或許會問，這些從政府大樓里走出來的頂尖大腦，難道不能轉身投入美國私企的懷抱嗎？

畢竟硅谷曾被視為自由與創新的應許之地。

現實情況是，對于華裔精英而言，美國科技巨頭的高墻之內，同樣并非久留之地。

我們不妨把目光投向一位備受矚目的天才人物——楊格。

這位哈佛畢業、師從數學巨擘丘成桐的頂尖AI架構師，曾是馬斯克旗下xAI公司的聯合創始人。

然而就在2026年1月，正值xAI業務突飛猛進之時，楊格突然宣布退出公司日常事務。

官方給出的理由是健康問題，稱其患上了萊姆病。

健康原因固然值得同情，但在這個時間節點選擇離開自己一手搭建的核心平臺，很難不讓人產生更多聯想。

在硅谷的權力游戲中，華裔科學家往往扮演著“頂級工匠”的角色：他們貢獻了最核心的代碼，解決了最復雜的數學難題，占據了科技行業三分之一的人數，貢獻了四分之三的專利。

可一旦涉及到管理權的分配，那層看不見的“天花板”便如鋼鐵般堅硬。

數據顯示，華裔在科技公司的高管率僅為2%。

相比之下，印度裔高管在硅谷的風生水起，更映襯出華裔群體的尷尬處境——要么是埋頭苦干的“工具人”，要么在功成名就前夕被體面地“勸退”。

楊格的離去，無論真相如何，都成為了華裔精英在美職場困境的一個縮影：即便你處于金字塔尖，依然無法獲得真正的歸屬感與掌控權。

這種“推力”與國內環境的“拉力”形成了完美的閉環，造就了當下浩浩蕩蕩的“回國潮”。

從2010年到2021年，已有1.25萬名華裔科學家從美國回流中國，其中超過半數發生在2017年以后。

而進入2024年中期至2025年初這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回流速度呈現出爆發式增長，近20位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頂尖科學家選擇歸國。

普林斯頓的核聚變專家劉暢、埃默里大學的胡懿娟教授、計算機科學領域的陳婧……這些名字的背后，是一個個世界級的實驗室和科研項目的整體遷移。

他們回來的理由很純粹。

中國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做好留學人才回國服務工作的意見》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實打實地解決了住房、社保、子女教育等后顧之憂。

更重要的是，這里有全球增長最快的科研經費投入，有對科學探索的尊重，還有那份割舍不斷的血脈親情。

調查顯示，90.9%的留學生因不愿遠離父母而選擇歸國，78.4%的人對國內職業發展充滿信心。

在動蕩的國際局勢下，故鄉不僅是情感的港灣，更是事業的堅實腹地。

頂層科學家的出走，或許只是美國科研大廈傾斜的開始；而底層生源的斷崖式下跌，則可能抽走這座大廈最后的根基。

曾幾何時，赴美留學是無數中國家庭眼中的“鍍金”首選，托福、GRE考試一位難求。

現如今，這一盛況已成明日黃花。

最新數據顯示，中國赴美留學人數已從巔峰期的37萬暴跌至26.59萬，降幅高達28.6%。

最先感知到寒意的是壟斷留學考試市場的ETS（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

這家曾經躺著賺錢的機構，如今正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

2024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托福報考量暴跌32%，GRE報考量更是慘跌29%。

作為曾經貢獻了全球三成以上考生的最大“金主”，中國學生的離場讓ETS的資金鏈瞬間緊繃。

有消息稱，ETS正計劃作價5億美元，打包出售其核心的托福和GRE業務，而潛在的接盤方中甚至出現了高瓴資本的身影。

昔日的行業霸主淪落到“賣身”求存，足以證明這場“留學退潮”的猛烈程度。

這一連鎖反應迅速傳導至美國高校。

2025年秋季，美國高校國際學生入學人數同比下降17%，其中中國學生降幅達12%。

全美57%的高校出現了生源下滑，美國大學通用申請系統的申請量也下降了7%。

對于高度依賴國際生學費的美國大學來說，這無異于一場財政災難。

不僅是錢的問題，更是人的問題。

美國理工科實驗室的運轉，長期以來依賴于大量廉價且勤奮的國際研究生，其中中國學生是絕對主力。

以得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為例，其研究生中國際生占比高達62%。

隨著生源的枯竭，許多實驗室面臨“無人干活”的窘境，科研項目被迫停滯。

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自2020年以來，F-1簽證拒簽率飆升，審查周期無限拉長，STEM專業的學生更是時刻面臨被貼上“敏感”標簽的風險。

與其花費每年超7萬美元的高昂成本去面對不確定的簽證和并不友好的社會環境，不如將目光投向學制更短、性價比更高的英國、香港、新加坡，或者是實力日益增強的國內“雙一流”高校。

這場從頂層博士到年輕學子的雙向撤離，正在重塑全球的人才格局。

美國曾經依靠“掐尖”全球大腦維持其科技霸權，但當其內部環境變得不再包容，當財政支持難以為繼，當政治偏見凌駕于科學精神之上，人才的流失便成了不可逆轉的歷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