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威望與信譽貸款，為什么漢武帝能轉身，隋煬帝必須死？

“美國是否可以通過無限印刷來一直收割全世界？”，這是一個持續活躍于中文互聯網上的問題，經過多年討論，大家大體得出了結論：不行。

有人可能會反駁，并給出兩點理由：第一，美元是世界貨幣，他印出來的錢就是能換別的國家的商品，它過去一直在這樣做，別的國家只能干瞪眼；第二，美元曾在金融危機后和口罩時啟動無限印鈔，結果是美元印鈔的代價全世界買單。

這樣的觀點不能說完全錯誤，但屬于典型的只“只見樹，卻不見森林”，以上觀點成立有兩個條件：第一，時間尺度上的“一直”，只局限于冷戰后30年；第二，程度上的“無限”，是能夠被記在資產負債表上的36萬億。

金融的本質是信譽，大多數認為美國可以無限印鈔的人，都只看到了美國在最近幾十年在金融市場的翻云覆雨，卻沒有看到美國在之前的百年里攢下的金融信譽。

如今美國“印鈔收割全世界”的操作，本質上講是美國在用先輩們攢下的信譽進行貸款。

“國際貨幣”是金融市場上天字第一號信譽，擁有這個身份加持，美國確實可以做很多別的國家做不了的事，但千萬不要本末倒置，在金融信譽與國際貨幣的關系中，金融信譽是因，國際貨幣身份是果，如果美國持續以消耗自己金融信譽為代價來用所謂國際貨幣身份進行大肆收割，其無異于在自掘墳墓，當其先輩們用百年時間攢下的金融信譽被消耗殆盡，其所謂國際貨幣的身份也將隨著灰飛煙滅。

“信譽越好，利率越低，信譽耗盡，額度清零”，這是金融市場上的鐵律，而在更為復雜的權力場上，也大致遵循類似的規律。

只不過金融市場上的信譽額度可以通過利率來進行較為直觀的反應，而在權力場上，只有少數清醒者知道自己還有多少信譽存款，還能借多少信譽貸款，那個在信譽破產前華麗轉身的男人，翻遍史書很難找出第二個，僅就這一點看，他也配得上一個“千古一帝”的稱號。

大澤鄉與法家的極限

秦因法家而強，并最終實現了天下一統，法家治國分三個階段，也就是所謂的“法”、“術”、“勢”。

法家的理論基礎是“性惡論”，所有人都有兩個特點：“趨利”和“弊害”，進而推導出治理國家只需要用好“賞”與“罰”這兩個工具，但這些說著輕巧，具體該如何實現卻是一門大學問，從秦帝國由弱變強，再到崩潰的總過程，我們大致可以總結出一套“法家操作指南”。

商鞅變法的起手式是“徙木立信”，變法的靈魂是“軍功爵制”，那個搬走木頭的人得到了金錢，在戰場上砍了敵人腦袋的秦軍士兵，得到的了爵位，這些，都是賞。

一個組織想通過法家的手段變強，第一步，得言而有信且該賞則賞，拿了你好處的人會擁有你，這樣你才能進行下一步動作，規定哪些事要受到懲罰。

這樣一個“賞罰循環”下來，法家的權威會被初步確立，此時的賞罰標準應該是社會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我們稱之為“賞罰對等”，甚至“賞大于罰”的階段，這是法家治國的第一階段，也就是“法”的階段。

一個“賞罰對等”甚至“賞大于罰”的組織一定是受歡迎的，會吸引大量人加入，而一旦你的組織規模大到一定程度，統治者就可以搞一些小動作了，比如說讓鄉里之間相互舉報呀，悄悄地增加賦稅和徭役負擔呀，悄悄升高“賞”的標準，偷偷減低“罰”的標準呀。

走到這一步，系統內的人對于制度的感情就會變成又愛又恨，他們能夠感受到可以獲得的越來越少了，但因為已經身處體系內無法離開，只能硬著頭皮走下去。

系統內的人感到不舒服的根本原因是統治者悄悄地調整了“賞罰天平”，以手段來拿捏系統內的人，這種情況廣泛出現時，法家就走到了第二階段，“術”的階段。

該說說“賞”與“罰”這兩個工具了，如果想讓別人真心擁護你，應該用“賞”這個手段，而讓人不得不擁護你，則要用“罰”這個工具了，但對于統治者來說，本能會告訴他少用“賞”，多用“罰”，因為對于統治者來說，“賞”是要付出成本的，而“罰”看似不用付出任何成本，還能帶來收益。

法家治下的組織完成從“法”到“術”蛻變，其背后的邏輯是統治者的統治成本的悄然降低。

如果以法家模式維系的組織在走到“術”的階段后繼續膨脹，成長為一個超級巨無霸，表面上看，它就可以隨意拿捏系統內的人了，因為在這個時候，統治者控制的國家機器已經對系統內的所有個體形成碾壓之勢，在這個階段，統治者用“賞”的手段已經很少了，“罰”的手段則應用的越來越多。

這便是法家治國的終極形態：“勢”的階段。

當統治者掌握了最高效的國家機器時，他是否可以不再用“賞”，而只用“罰”的工具來治理國家？

理論上講，可以，因為統治者手中的權力已經近乎無限大了，但大澤鄉的社會實驗給出了現實世界中的答案：不行。

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出在哪里？

一些細心的朋友在看到法家的“法”、“術”、“勢”三個階段時，心中應該會產生這樣一個疑問：當法家模式治下的組織進入到“術”的階段，其已經讓內部成員感覺不舒服了，也就是說，它已經不具備吸引力了，這種情況下，它為何還能繼續膨脹？

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在體系內，而在體系外，當法家體系從“法”的階段過渡到“術”的階段時，統治者能夠以更低的成本從體系內獲取資源，而這些資源有相當一部分會被應用于體系之外，只要能在體系外獲得額外利益，“術”治下的組織就能繼續維持下去，甚至繼續膨脹。

從外部獲取利益后，理論上講統治者可以拿這些利益來補償“術”治下被持續盤剝的內部成員，但現實中，這樣的利益補償相比于當初的付出，常常只是九牛一毛。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獲取與補償的不對等，并不會影響統治者的統治基礎，因為那從外部獲得的利益，除了一小部分被作為內部成員的補償外，絕大多數轉化成了統治者個人的威望資產。

對于一個統治者來說，威望是最最重要的信譽存款，威望可以讓統治者做一件事的成本變得非常低，一個統治者，如果在其“威望額度”范圍內行事，則他的統治基本上是穩固的，而如果他非要做超出自己“威望額度”太多的事，那么他的結局通常不會太妙。

同樣是法家治國的堅定信奉者，同樣很能“折騰”，漢武帝與隋煬帝的結局為何不同？無他，威望額度不同耳。

奇男子的大手筆

漢武帝劉徹在位50余年，一生的大多數時候都在“折騰”。

漢武帝一生干了兩件大事，其一是北擊匈奴，開疆拓土；第二是在國內進行“大政府改革”。

關于漢武帝的爭議更多來自第二點。

漢武帝的“大政府改革”為后世積累了很多成功的經驗，如鹽鐵專賣制度，但坦白說，漢武帝的改革中，失敗的教訓也不少，如搞的民間經濟凋敝的“算緡令”、“告緡令”。

如“算緡令”、“告緡令”這樣能夠對民間經濟起到“毀滅性打擊”效果的改革嘗試，漢武帝干了好幾件，如果是其他帝王，這國可能已經亡了好幾次了，但漢武帝卻有充足的時間和機會去“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民間被折騰的死去活來，他的皇位卻穩如泰山。

漢武帝玩命“折騰”卻不亡國的原因在于他的威望額度很高，那么他的威望額度從何而來呢？毫無疑問，從匈奴處來。

漢武帝繼位之初，匈奴屢屢犯邊，邊境居民苦不堪言，于是打擊匈奴便成為了一個社會共識，就算有些人內心里反對，但這件事至少占據了道德制高點。

一件事如果成為了某種社會共識，那么把它做好的人就能獲得巨大的威望。

漢匈戰爭中的關鍵環節是騎兵對決，大漢是農耕帝國，不似匈奴那種天生在馬背上長大的游牧民族，養騎兵是非常昂貴的，且對于農耕文明來說，騎兵是純消耗。

為了維持一支強大的騎兵隊伍，漢武帝開始了全方位的搞錢，包括賣官鬻爵，鹽鐵專賣以及后來被證明弊大于利的算緡告緡。

賣官鬻爵，是非常赤裸裸的用統治者的威望去變現，鹽鐵專賣則是以動了很多人利益為代價來充盈國庫，如何保證被動了利益的人不反抗？第一是靠國家機器去強制執行，第二是靠統治者威望讓后者主動選擇不反抗，而國家機器為什么愿意為你去做事，說到底還是得靠統治者的威望。

威望之于統治者就好比糧食之于普通人，普通人手中有糧，心中不慌，而統治者要有足夠的威望，才能保證其統治的延續。

漢武帝為了打匈奴而大肆斂財，打匈奴具有天然正義性，且能開疆拓土，對統治者來說無疑是一項巨大的功績，能提高統治者的威望，我們可以稱之為“威望存款”。

而賣官鬻爵也好，鹽鐵專賣也罷，則是把別人手里的利益拿到自己手中，動人利益，一定有人不高興，但如果統治者的威望足夠，即便有些人不高興，這些政策也能執行得下去，這個過程其實相當于統治者將威望變現。

將威望變現為真金白銀后，漢武帝又得以將更多的資源砸在軍事上，而后組織更大規模作戰，取得更大的勝利，獲得更大的威望，這便是漢武帝實現的“大循環”，以威望為紐帶，同步推動對外戰爭和對內改革。

由于漢武帝在對匈奴的戰爭中積累的威望實在太高，威望額度實在太多，所以在改革方面他擁有相當大的試錯空間，即便是較為重大的改革失誤，也不至于使他的威望額度見底。

但漢武帝的這套手段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不靈了，漢武帝不得不在人生的最后時刻以“罪己詔”的方式與自己的過去揮手告別。

一輩子鐵腕統治的漢武帝為什么在最后時刻主動轉向呢？因為他的威望來源沒有了。

漠北決戰后，匈奴主力龜縮漠北，漠南無王庭，漢匈雙方的攻守態勢徹底轉變，但這也意味著漢帝國發動對匈奴戰爭的成本急速拉升。

衛青、霍去病指揮的漠北決戰可謂空前絕后，兩路大軍皆戰果斐然，但同時，漢廷發動這樣一次進攻的成本也是高的嚇人的，匈奴王庭龜縮于漠北，意味著漢帝國以后每發動一次進攻，成本都得參照漠北決戰，衛、霍逝世后，漢帝國再無能夠指揮得了如此大規模決戰的將帥，李廣利的幾次出征，結局都是損兵折將。

之前說打匈奴對于漢武帝來說是一種威望存款，其實是不完整的，完整的說法應該是：打贏匈奴對于漢武帝來說，是一種威望存款，你不但得打，你還得打贏。

過去，漢武帝很多充滿想象力的改革雖然有時也搞得民間苦不堪言，但他能帶領漢帝國打贏匈奴，漢武帝改革失敗帶來的威望損失，會在對匈奴的勝利中找回來。

但在漢武帝人生的最后十年，在對匈奴的戰爭中，他贏不了了，打不贏匈奴，就沒有威望存款入賬，再折騰，就是將威望坐吃山空，漢武帝這樣的“精算師”，在自己的威望額度即將耗盡時，果斷選擇放手。

與漢武帝相比，那個八百年后的模仿者就顯得十分幼稚了。

“大業”崩塌

北魏分裂后，地盤、人口都更少的北周集團在巨大生存壓力的威脅下，決定搞法家以自救。

只要開啟法家模式，基本都會沿著“法”、“術”、“勢”的模式走下去，但這種模式有一個致命缺陷：越往后走，社會成員的壓力越大，整個社會其實是越危險的，但與此同時，統治者手中的權力卻越來越大，所以此時被權力包裹，正在享受權力快感的統治者是意識不到危險的。

過早地享受權力的快感可未必是件好事，他會讓人忘記權力的來源是什么？

隋煬帝從父親手中接過權柄時，隋帝國已經完成了最充分的集權，隋煬帝一登基，就幾乎掌握著不受任何限制的無限權力。

這樣至高無上權力的背后，其實是隋文帝楊堅一統天下所建立的無限威望，隋煬帝理所應當地認為這份威望也應該伴隨著皇位傳遞到自己手中，但威望這東西不同于金錢，不能簡單傳遞，父輩們手中的威望到了晚輩這里是要大打折扣的。

隋煬帝接過權柄后，征吐谷渾，開科舉，修大運河，這三件事中，只有征吐谷渾是在增加自己的威望存款，后兩件事因為要動很多人利益，實質上都是在消耗自己的威望額度。

而吐谷渾又并非隋帝國的主要對手，所以征吐谷渾這件所謂的功績對于隋煬帝的威望加成也相當有限。

自己的威望額度很低的隋煬帝，卻要搞像漢武帝一樣的大手筆，這就是典型的德不配位。

漢武帝通過對外戰爭來獲取威望，而后再用威望干大事，隋煬帝大概率是想復制漢武帝的這種模式，所以才在天下負擔已近極限的情況下，還要搞百萬大軍征高句麗的戲碼。

可惜其畫虎畫皮難畫骨，漢武帝能對匈奴的戰爭中持續獲得威望的前提是他能打的贏，對外戰爭能打贏才能帶來威望，如果打輸了，不但不能增加威望額度，還是重大的威望損失。

如果隋煬帝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傾全國之兵征高句麗這樣的事是絕對不該做的，因為高句麗并非隋帝國的最主要對手，這樣的戰爭，贏了，帶來的威望加持有限，一旦輸了，基本就等于宣布隋煬帝這個皇帝的信用破產，風險與收益極端不成正比，這種賠本的買賣絕不該做。

但隋煬帝獲得權力的過程太過容易，他對于自己還有多少威望額度這樣的事極度不敏感，以至于他在已經事實上信用破產的情況下，依舊要搞二征高句麗的行為藝術。

這里就涉及到一個問題了：為什么漢武帝能較為準確地估算出自己大約還有多少威望額度，而隋煬帝卻不能。

除了天生的權力敏感性外，二者在權力場上的時間也是一個關鍵因素，漢武帝的集權是有一個過程的，在這個過程中，漢武帝在不斷摸索中，大致清楚了什么樣的威望可以干什么樣事。

而隋煬帝過早地獲得了至高權力，他對于威望額度的概念很淡薄，或者說在他眼里，皇帝的威望天然是無限。

權力是利器，也是毒藥，那些過早地獲得了與自己的能力、認知不匹配的權力的人，其結局通常是被權力猛獸生吞活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