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間諜戴中溶：讓延安準確掌握胡宗南部動向

導讀

他曾是國民黨胡宗南部機要室副主任，與胡宗南朝夕相處十多年，胡竟然不知他與共產黨人有來往。直到他被軍統特務逮捕，胡還是半信半疑。他正是靠著這種信任，掌管通信工作，將胡部作戰計劃、兵力部署、部隊調動等來去電文秘密傳遞到延安中共黨組織手里……

01

不問政治，專攻技術

戴中溶1909年7月2日出生于上海嘉定，1934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此時,一位叫魏大名的先生學成回國,被物色到國民黨軍統局，他想在國內推廣發展無線電通訊技術，便到處游說。胡宗南對此很感興趣。就這樣，魏大名到上海交大選中了畢業生戴中溶，將其介紹到胡宗南部隊，到第一師管理電臺。

一直以來，胡宗南用人其實是十分審慎的，一般工作人員到師部工作,必先經過查問，倘若工作稍涉及軍事機密，則更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查和控制,才能逐步交他工作。

當時，戴中溶經過長途跋涉到達甘肅天水第一師師部時，出來迎接他的是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王微，胡宗南部的一切機要文件、電報都是由他起稿，他又主管譯電和無線電通訊工作。

也就是說，王微是戴中溶工作上的直接領導。但他沒有要戴中溶填一份簡歷，或者寫一份自傳，就直接領戴中溶到師部的最后一進院落，與他同住在譯電室隔壁的房間里。這時戴中溶才知道，最后一進院落內還住著師長、參謀長等人。所以戴中溶當時很驚駭，一個初來的陌生人，跟師部的人相互不認識，竟然還能被當成熟人似的這樣放心。

其實，胡宗南并不是沒有對戴中溶進行審查，只是把對戴中溶的政治審查放到了日常的言語行為中。有一次，王微去北平，恰好戴中溶的弟弟戴中孚、妹妹黃葳（戴中扆）都是清華大學教員，這樣，與戴的弟弟妹妹的交談，也成了對戴中溶的旁敲側擊。經過交談，王微再次發現，戴中溶的言行與得出的政審結果一致：其本人思想、經歷、背景等都很單純，為人正直講話直率，很少與他人交往，更不喜歡談論政治性的問題。所以，他們認為戴中溶可以信任使用。

正是因為這份信任，所以，當戴中溶向胡宗南提出“三不要求”（一不加入國民黨；二可以不參加“總理紀念周”；三可以不穿軍裝），以示他不問政治，專攻技術時，胡宗南點頭予以認可。

02

通過妹妹與羅青長“接上頭”

戴中溶在胡宗南部隊的主要任務，是培訓無線電報務員和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在戴中溶的努力下，胡宗南部即使師、旅、團、營相距幾十、幾百或上千里之遙，作戰指揮也沒有任何困難。先進的通信網和優良的武器裝備，使胡宗南壓倒了西北地區根深蒂固的地方軍閥，得以成為“西北王”。胡由此也更加信任戴。

當時，譯電和電臺是通信工作的兩個部分。原本譯電室是機要重地，除胡宗南本人和參謀長外，其他人不能擅入，但因為胡宗南的信任，戴中溶不僅可以自由出入機電室，還能看到剛譯出尚未送給胡宗南的來電和未譯發的去電。

但正是在這些電文中，戴中溶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他發現，共產黨堅決抗日，而蔣胡非但不抗日，還在紅軍長征中不斷地剿共。最終，戴中溶決定，趁著“西安事變”后胡宗南去南京的時機，他也離開胡部，回到了上海。

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國抗戰呼聲高企，胡宗南電聯戴中溶，希望他重回胡部。與此同時，已在中共陜西省委工作的妹妹黃葳也來看他。他將心中的苦悶與積憤向妹妹傾訴，同時也談了對今后的打算：他想改名黃蘇，去延安，投奔真正的抗日隊伍。對此，黃葳答應向上級反映。

很快，黃葳將哥哥戴中溶想要投奔延安的打算，向時任中共中央陜西省委書記歐陽欽做了匯報。歐陽欽隨即轉告了中共西安情報機構領導人吳德峰。吳德峰認為，戴中溶在胡部的特殊地位和有利的工作條件，可以為革命作出較大的貢獻。于是，在報經周恩來批準后，吸納戴中溶為中共提供胡宗南部的情報，并由黃葳直接和戴中溶見面，轉達延安的意見：希望戴中溶能堅持在胡部的機要部門和最有利的工作崗位上，為革命服務。

于是，戴中溶又回到了胡部。事實上，戴中溶在胡部工作多年，胡宗南對他的考察與信任，幾乎到了難以動搖的程度。此次重返，胡宗南任命戴中溶為三十四集團軍總部機要室副主任。機要室設有文書科（機要文件的收發、整理、保管）、無線電管理科和譯電組，他能接觸到的機要范圍比第一師時更廣，也更容易。

此后，在一次公共場所，黃葳又以偶然相遇方式介紹小張（即羅青長）與戴中溶見面，接上了關系。從1939年到1941年，一直是羅青長代表黨組織與戴中溶聯系。

03

從來沒寫過一個字的情報

戴中溶的情報是怎么傳到延安的呢？

據戴中溶后來回憶，妹妹黃葳向他介紹了不少青年人，他們交往甚歡。他們之間不是偷偷摸摸地來往，而是在白天、人多的公共場合，沒有定時定點，好似偶爾碰到。人多時講話大聲些，人少時講話輕聲些。也沒有一定的談話內容和題目，東一句，西一句，聽到的還認為他們在閑談。事實上，他們的信息靈活多樣，并不是需要提供什么信息，而是需要得到證實。他們從沒有要戴中溶寫過一個字的情報。

戴中溶負責的電信器材修造所，負責業務的副官是羅青長介紹從延安來的田光（注：即王金平，又名王石堅）。1947年胡宗南進犯延安前，戴中溶剛好調到新成立的交通處工作，王金平也去了交通處。

交通處掌管全軍在鐵路、公路、水路的交通運輸及通信。臨戰前，交通處要按作戰計劃，將部隊、武器、彈藥、車輛、輜重等，按時、按量，運至指定地點。不能過早，也不能推遲。全部運輸計劃用電話指揮實施。延安那邊只要收聽電話，便掌握全部情報。所以，戴中溶他們從胡部向延安發出的情報，可以準確到與計劃一致。（注：戴中溶已將電臺密碼告知延安。）

就這樣，戴中溶和王金平巧妙地利用交通處工作的便利條件，恰到好處地傳出了情報。即使后來，胡宗南的部隊占領延安，戴中溶帶著電臺留在了延安，王金平一人在后方，也能把西安方面的情報不間斷地送到延安。

04

因“與共產黨來往”被判十年

1947年7月初，胡宗南突然派他的小座機到延安接戴中溶回西安。就在此前一天，戴中溶接到王微的電話，稱王金平不知何故，被憲兵抓走。而到達西安后的戴中溶，很快也被軍統特務逮捕。此時，胡宗南還是半信半疑，不相信戴中溶有問題，但只能由著軍統特務將戴中溶押解到南京。

戴中溶被抓，緣起北平電臺被破獲（史稱“北平共諜案”），這次中共地下電臺案，是中共情報戰線遭受的一次大劫難。當時，不止戴中溶，蘭州、北平、熱河、長春、沈陽的同一聯絡網被捕的100多人都集中到南京，被關押在一個大的花園洋房里。因為軍統特務認為案情已經完全查清楚了，只等上面審批定案。所以，同案的都關在一起，不怕他們串聯。

當時，戴中溶和王金平一直在一起。到了晚上12點左右，牢門開了，叫出一個或幾個人，說是調換房號，但就此再也不回來了（注：軍統特務殺人是不用審查宣判的）。所以，每天晚上12點，大家都是正襟危坐等死。

就在這命運未卜的時刻，事情卻突然起了變化，報載，馮玉祥在美國召開記者會，責問蔣介石政府最近抓了一大批人，其中有他部隊中的一個牧師，不經過公開審判就處死人。國內外輿論一片嘩然，蔣介石不得不設立特種刑訊廳，專門審理此案，而有軍人身份的則由軍事法庭審問判刑。

當然，審判只是幌子。軍法局軍事法庭開庭時，裝模作樣的有預審庭、審判庭、最后會審、宣讀判決書。但所謂公開，卻沒有一個人旁聽。所謂審訊，也完全是在做戲。中間也沒有休息，主審官就起立宣讀審判書。最終，戴中溶被判十年徒刑，罪名是因有妹妹在延安，故而“和共產黨人有來往”。

不過，隨著淮海戰役日益緊張，蔣介石政府要做逃亡之計，就在1948年底，他們同案的十多個人，從南京被押解到杭州西湖畔浙江省陸軍監獄。再后來，杭州也日益告急，蔣介石政府正搬家到廣州，為此，幾乎無人理睬他們。

直到有一天，整個監獄看不到一名管教，戴中溶等人看到大堂前一條很長的通向大門的路上，有一隊部隊在經過，仔細一看，是解放軍。由此，他們也獲得了解放。

據《法制晚報》 張恩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