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上的辮子有形，心里的辮子無形

辜鴻銘這人，如今提起來，年輕些的朋友怕是只覺得名字耳熟，頂多知道是個留辮子的“前清遺老”。若真這么想，那可是把他看扁了。

他這個人，像一部厚重又矛盾的書，你得耐著性子，一頁頁翻，才能讀出些味道來。他不是那古董鋪子里蒙塵的擺設，他是活生生在時代激流里站成了一座孤島，頭上那根辮子，便是這孤島上最倔強的一桿旗。

咱們先說這辮子。民國都好些年了，北京大學，那是新思潮的漩渦中心，講堂上的先生，不是西裝革履，也是長衫整潔。忽然間，走進來一位，瓜皮小帽，油光水滑的長辮垂在腦后，身上一件皺巴巴的舊馬褂，眼神卻亮得灼人。

學生們自然哄堂大笑。你猜他怎么著？他不氣也不惱，等笑聲歇了，才慢悠悠開口，聲音不高，卻字字敲在人心里：“你們笑我，無非是笑我這根辮子。我這辮子是有形的，頂在頭上，想剪，一剪刀下去也就沒了。可諸位腦袋里那根辮子，那無形的辮子，怕是不那么容易剪得掉喲。”

只這一句，滿堂登時鴉雀無聲。這話厲害，像根針，輕輕一挑，就把那層自以為是的“新”給挑破了。你說他這辮子是頑固？我倒覺得，這是他給自己立的一塊碑，上頭刻著四個字：我不一樣。

他這“不一樣”，是骨子里帶來的。生在馬來亞的檳榔嶼，父親是華僑，母親是西洋人。打小被英國人收養，十歲就去了蘇格蘭，喝洋墨水長大。愛丁堡大學的文學碩士，德國萊比錫的工科文憑，法語、德語、意大利語……據說能操十來種語言，英文寫得比許多英國人還漂亮利落。

這么個人，按說該是個徹頭徹尾的“西洋紳士”了。可怪就怪在這兒，二十多歲回到中國，見了同鄉馬建忠（一說此事或為杜撰，但象征意義頗重），談了三天三夜，他魂兒仿佛被叫醒了，一頭扎進中文故紙堆，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西裝換成了長袍，頭發蓄起來編成辮子，他這是主動給自己“復了古”。你說他是做戲？不像。一個人能把《論語》《中庸》嚼得那么透，用英文譯出來，還能讓洋人看得點頭稱是，沒點真情實感，辦不到。

他的譯法也怪，不是字對字的死譯，常把《圣經》里的話、歌德莎士比亞的句子拿來作注，為的是讓西洋讀者覺著親切，明白這東方的道理，原來他們老祖宗也說過類似的。這是一種聰明的“文化出口”，他心里憋著一股勁：你們不是覺得中國野蠻落后嗎？我偏要用你們聽得懂的話，告訴你們，我們老祖宗的智慧，高著呢！

所以他罵人。罵得狠，罵得刁，也罵得有趣。他罵洋人，直呼“洋鬼子”，罵他們傲慢，罵他們的文明只講物質，不講仁義。可你細聽，那罵聲里不是盲目的排外，而是基于深切的了解。

他更罵國人，罵得尤其辛辣。慈禧太后過生日，舉國唱《愛國歌》，他當場就編出四句：“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聽得滿座官員臉都白了。

袁世凱當權，有人拍馬屁，說袁公不講學問，只講辦事。他眼皮一翻，冷笑道：“老媽子倒馬桶，自然用不著學問；可除了倒馬桶，天下哪件事是沒學問的人能辦好的？”這話刻薄，卻也一針見血。

他看不起那些沒骨頭、沒見識的官僚，罵他們是“土芥尚書”、“犬馬狀元”。可他罵歸罵，對真正有學問、有氣節的人，比如蔡元培，卻是打心底里敬重。蔡校長請他這個“復辟派”去北大教書，頂著壓力，他就記這份知遇之恩。這也是他的“不一樣”：他的罵，有標準，看人下菜碟，不是胡攪蠻纏。

他的趣事多，不少帶著點“怪”味。最有名的莫過于“茶壺茶杯”論。洋女士質問他為何主張納妾，他笑瞇瞇打個比方：“一個茶壺配上幾個茶杯，天經地義；你見過一個茶杯配幾個茶壺的么？”這比喻如今聽來自然荒謬得很，但放在他那套堅守的舊倫理里，卻是自成邏輯。

他還愛小腳，說那是“興奮劑”，寫文章時聞一聞，文思泉涌。這些癖好，今天看來是十足的陋習，是他身上最該批判的糟粕。可你把這些事，和他用精妙外文向世界闡釋中國文化、在洋人面前不卑不亢維護民族尊嚴的事放在一起看，這人就復雜了。

他身上有最“舊”的污漬，也有最“新”的鋒銳；有最迂腐的堅持，也有最開闊的視野。他是個矛盾的混合體，像是東西方文化在他心里打了一場硬仗，誰也沒能徹底征服誰，最后打了個平手，留下這么一個獨具魅力的戰場遺跡。

他在北大教英詩，按說正是本行。可學生羅家倫寫信告狀，說他一年只教了六首零十幾行，大部分時間在講“君師主義”，罵新詩是胡鬧。學校后來大概是嫌他“教學不認真”，加上思想太不合時宜，終于還是把他請走了。

可他真的不認真嗎？他的得意門生李季回憶，辜老先生常邀他們到家中，親自指點英文翻譯，督促他們讀課外名著，解答疑難一絲不茍。可見他的“不認真”，或許只是不愿按部就班，他的心思，更大的部分不在傳授單詞文法，而在灌輸他那一套文化信念。

這大概也是他悲劇的地方：在一個呼喚“德先生”、“賽先生”的時代，他像個不合時宜的舊式教師，還想教學生們已然決心拋棄的“老道理”。

晚年他去日本講學，日本人敬他，他也欣賞日本保留的某些唐宋遺風，甚至說過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國人”這類糊涂話，后來被軍國主義利用，這成了他一生的一大敗筆。可即便如此，他也沒加入日本籍，最終葉落歸根，死在北京。他的辮子，至死未剪。

英國作家毛姆拜訪他后寫道：“他是個執拗的、不合時宜的人物，但他的勇氣和獨立精神不容置疑。”

所以，怎么評價辜鴻銘呢？說他是文化怪杰，是遺老，是守舊派，都對，但都不全。他像一座建筑，風格雜糅得厲害：地基是儒家的，梁柱是西洋古典學問的，裝飾又是各種奇談怪論。這建筑不協調，不完美，甚至有些部分顯得丑陋，但你不能否認它結實，獨特，風刮不倒。

他那根辮子，便是這建筑頂上最顯眼也最倔強的風向標，固執地指向一個已然逝去的方向。他一生都在做一件事：以西方人最能理解的方式，為東方文明辯護。

你可以不贊同他的觀點，甚至可以厭惡他某些陋習，但你很難忽視他身上那種混雜著傲慢與真誠、偏見與卓識的獨特生命力。他讓我們看到，在時代劇變的洪流中，一個極其聰慧的頭腦，可以如何痛苦又執著地擁抱自己的選擇，哪怕這選擇讓他看起來像個笑話。

他的價值，或許不在于他守護的東西全是對的，而在于他那份“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近乎天真的文化自信與孤勇。在一個處處講“適應”、講“潮流”的世界里，這份不合時宜的倔強，本身就成了一個值得品讀的文本。

讀他，不是要學他留辮子、贊小腳，而是透過那根滑稽的辮子，看到一個復雜時代的復雜投影，看到一個靈魂在古今中西之間的劇烈撕扯與孤獨堅持。這，大概就是辜鴻銘留給我們，最耐人尋味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