猥褻賠6萬后老板自殺，引發家屬怒告，法院判決合理嗎

一次猥褻，一次私了，一條人命，一場官司，這場因快遞驛站老板猥褻女員工引發的悲劇，最終用法律判決撕開了“誰死誰有理”的遮羞布。

“私了賠我女兒6萬，不然就報警！”誰能想到，這樣一句看似尋常的維權話語，竟會讓涉事的驛站老板在當晚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而當老板家屬轉頭向受害女員工一家索要54萬巨額賠償時，法律又該如何在情感與公理間找到平衡點？

一、一件猥褻，改變了兩個家庭的命運

2023年的大年初一，本該是喜慶祥和的日子，但對于剛滿18歲的魏某來說，卻是人生的至暗時刻。這天，她來到之前應聘的快遞驛站，開始第一天的工作。老板宋某，一個同樣年輕的創業者，卻趁驛站無人之際，對她實施了猥褻。

羞憤交加的魏某跑回家中，向父母哭訴了遭遇。為人父母，聽到女兒遭遇這樣的事情，內心的憤怒可想而知。魏某的父母立即趕往驛站，找到了宋某。

根據法院后來認定的事實，魏某的父母保持了驚人的克制。他們語氣平和，沒有動手，也沒有惡語相向，而是給了宋某兩個清晰的選項：一是“私了”，誠懇道歉并給予經濟賠償；二是“公了”，立即報警，讓公安機關介入處理。他們甚至還多次建議宋某：“聯系你的父母過來，我們一起商量。”

宋某選擇了前者——私了。他當場向魏某道了歉，并同意了魏家提出的6萬元賠償方案。事情似乎就這樣告一段落，魏家離開了驛站。

然而，沒有人料到，一場更大的悲劇正在醞釀。當晚，宋某在社交媒體上留下了充滿情感困惑的遺言，隨后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僅22歲。

二、從悲痛到訴訟：家屬反向索賠54萬元

“白發人送黑發人”，宋某的父母悲痛欲絕。他們無法接受兒子的離世，并將這份悲痛轉化為對魏某一家的指責與追責。

他們首先報了警，認為魏家的索賠行為刺激并導致了宋某自殺。警方調查后認為沒有犯罪事實，不予立案。宋某父母又向檢察機關申訴，要求立案監督。檢方經過嚴謹審查，給出了明確結論：

1. 宋某的行為已涉嫌強制猥褻罪，這是整個事件的起因。

2. 魏家要求賠償，是作為被害人一方的合法權利，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構成敲詐勒索。

3. 宋某的自殺，主要原因在于其個人感情受挫與畏懼法律制裁，與魏家索賠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

刑事路徑走不通，宋某的父母轉而提起民事訴訟，將魏某及其父母一家三口告上法庭。他們主張，魏家“咄咄逼人”，提出的賠償方案給宋某造成了巨大心理壓力，最終導致其自殺，因此魏家存在重大過錯，應當承擔宋某死亡50%的責任，并賠償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等合計54萬余元。

三、法律定音：過錯在誰，責任就在誰

面對這起情理法激烈沖突的案件，法院的審理核心直指一個關鍵問題：魏某一家對于宋某的死亡，是否存在法律意義上的“過錯”？

法院依據《民法典》的“過錯責任原則”，對雙方的行為進行了抽絲剝繭的分析：

對于受害者魏某：她遭受侵害后告知父母，是正常反應，沒有任何過錯。

對于魏某的父母，法院的認定體現了法律對受害者維權行為的保護：

· 維權動機正當：為保護女兒名譽，優先選擇協商，合情合理。

· 維權選項合法：給予“報警”或“賠償”的選擇，都是法律允許的正當途徑。

· 維權手段克制：協商過程平和，沒有威脅恐嚇；提出的6萬元賠償額，在類似情形的協商范圍內，并非天價勒索。

· 對方是自愿接受：宋某同意賠償，是出于 “畏懼法律制裁”而自愿做出的選擇，用以換取不被報警追究。

對于宋某自殺的根本原因，法院采納了客觀證據，認定是 “感情問題”和“畏懼法律后果” 共同作用的結果，根源在于其自身前期的違法行為及個人心理承受能力。

最終，法院判決：駁回宋某父母的全部訴訟請求。

這一判決，是對“誰鬧誰有理”、“誰死誰有理”等錯誤社會觀念的一次有力糾正。法律的天平，沒有因為一個生命的逝去就向過錯方傾斜。它明確地告訴我們：

悲劇的始作俑者是違法行為本身。 宋某的逝去令人惋惜，但其行為的違法性是所有后續事件的開端。受害者的合法維權不應成為被二次追責的理由。 魏某一家在遭受侵害后，以相對克制的方式主張權利，法律理應保護這種正當性。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承擔最終責任。 法律鼓勵每個人在行事前預判后果，并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這起案件猶如一面鏡子，照見了情、理、法之間的復雜關系。它警示所有人：守法是底線，任何逾越底線的行為都可能引發無法預料的連鎖反應。同時，它也堅定地捍衛了這樣一個原則：在法治社會，守法者的正當權益，不應也不會向違法者的悲劇結局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