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患兒4.5萬善款4.4萬被中間人“抽走”？

2026年初，一則“患兒4.5萬善款被中間人抽走4.4萬”的新聞被曝光，瞬間引爆公眾輿論，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這起事件并非簡單的個體詐騙案例，而是一場精心策劃、分工明確的公益灰色產業鏈運作，背后牽扯出涉事公益基金會的管理失范、監管部門的監管盲區、中間人團體的瘋狂牟利，以及大病患兒家庭的無奈與絕望。事件中，11歲血液病患兒的母親王琳（化名），為了給身患重病的女兒籌措救命錢，被卷入一場看似“雪中送炭”實則“釜底抽薪”的配捐陷阱，4.5萬元的救助善款，最終落到她手中的僅有1000元，其余4.4萬元被中間人以隱蔽方式層層盤剝，更令人心寒的是，為了完成所謂的“基金會流程”，她還需自掏腰包購買虛假發票，被動參與財務造假。這起事件不僅踐踏了社會公眾的愛心，摧毀了公益行業的公信力，更暴露了我國大病救助公益領域長期存在的諸多漏洞，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刻反思。接下來，我將結合事件細節、相關調查結果，對這起事件進行全面、詳細、嚴謹的分析，從事件還原到深層原因，從社會影響到整改啟示，層層遞進、言之有物，既還原事件的真實全貌，也剖析背后的核心矛盾，為公益行業的規范化發展提供參考，更守護好每一份流向弱勢群體的愛心與希望。

要全面理解這起事件，首先必須完整還原事件的全過程，厘清每一個關鍵節點、每一個參與主體的角色與行為，才能看清這場公益騙局的全貌與本質。事件的核心受害者是王琳一家，王琳11歲的女兒四年前被查出患有嚴重的血液系統重大疾病，日復一日的化療、復查與靶向治療，早已將這個普通家庭的積蓄掏空殆盡，不僅花光了所有存款，還背上了數十萬元的外債，夫妻二人被迫放下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孩子的治療中，生活陷入了走投無路的絕境。為了給孩子爭取更多的治療機會，抓住每一絲活下去的希望，王琳加入了多個大病患兒微信群，時刻關注著群里轉發的各類求助信息、配捐渠道，不敢錯過任何一個可能籌措到救命錢的機會。這種絕望與急迫，也成為了中間人牟利的可乘之機，讓這個本就瀕臨破碎的家庭，再次遭受了沉重的打擊。

2026年初，經同為大病患兒家屬的劉某介紹，王琳接觸到了浙江省夢守護公益基金會的“配捐”渠道，劉某聲稱，通過這個渠道可以申請到4.5萬元的大病救助善款，專門用于患兒的醫療費用支出，這讓瀕臨絕望的王琳看到了曙光。但這份“希望”從一開始就帶著詭異的條件，所謂的“配捐”，本質上是一場不平等的利益交換，劉某明確告知王琳，配捐的規則是“4.4萬元配1000元”，也就是說，王琳需要先自籌4.4萬元交給中間人，之后夢守護公益基金會才會將4.5萬元的善款撥付至王琳的個人賬戶，相當于王琳拿出4.4萬元，才能換來1000元的救助金，抽成比例高達97.8%。對于早已家徒四壁、連孩子基本治療費用都難以承擔的王琳來說，4.4萬元無疑是一筆天文數字，她當即向劉某表示，孩子治病已經花光了所有積蓄，實在拿不出這筆錢，只能無奈拒絕。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劉某并沒有放棄，反而主動提出可以“借錢”給王琳，讓她先完成這一流程，拿到基金會的4.5萬元善款后，再將4.4萬元還給他。此刻的王琳，被孩子的病情逼到了懸崖邊，哪怕知道這個規則充滿貓膩，哪怕隱約覺得不對勁，但為了給孩子湊夠靶向藥、抗感染藥及檢查的費用，她還是選擇了相信劉某，被動卷入了這場精心設計的陷阱。按照劉某的指引，王琳開始準備相關材料，向夢守護公益基金會提交救助申請，劉某給了她一份“困難救助公益項目申請知情同意書”、一份受助者求助申請表和一份收據格式表，其中知情同意書中明確載明，項目籌集的善款，將依據專款專用原則，根據受助者治療進度，由公募基金會（善款籌集方）分批次撥付至受助者就診所在醫院。這份看似正規的文件，讓王琳暫時放下了戒心，她以為，只要按照流程提交材料，就能順利拿到善款，緩解家庭的困境。

但實際操作過程，卻與知情同意書中的約定完全不符。按照劉某的要求，王琳將孩子的診斷證明、治療記錄等所有相關資料，全部寄往了福建省寧德市的一名龔姓中間人手中，而非直接寄給夢守護公益基金會。劉某解釋稱，龔某是基金會的“指定對接人”，負責審核材料、協調善款撥付，所有求助家庭的材料都需要先經過龔某審核，才能提交給基金會。王琳沒有多想，按照要求完成了材料寄送，之后便開始焦急地等待善款到賬。幾天后，王琳的個人銀行賬戶果然收到了來自夢守護公益基金會的4.5萬元匯款，那一刻，她緊繃的神經終于有了一絲放松，以為自己終于為孩子爭取到了救命錢。

可這份放松僅僅持續了幾分鐘，劉某的催促電話就打了過來，語氣急切地要求王琳，立刻將其中的4.4萬元，以不同形式、分批次轉至龔某的個人銀行賬戶及微信，不能拖延、不能遺漏。劉某強調，這是事先約定好的規則，只有將4.4萬元轉給龔某，才算完成整個配捐流程，否則基金會會追回已經撥付的善款，到時候她不僅拿不到一分錢，還會欠下自己4.4萬元的債務。被逼無奈之下，王琳只能按照劉某的要求，分多次將4.4萬元轉出，一部分轉到龔某的銀行卡，一部分通過微信轉賬給龔某，最終，她的賬戶里只剩下1000元，這就是她歷經波折、背負債務后，最終拿到的“救助金”。

更讓王琳難以接受的是，這并非整個流程的終點，她還需要配合中間人，完成一場“虛假的流程閉環”，才能徹底“保住”這1000元善款。劉某告知王琳，基金會需要她出具一份4.5萬元的收據，注明善款用途為孩子的醫療費用，并標注“預計一個月用完”，而收據的日期需要留白，由龔某后續自行填寫，不能擅自填寫日期。同時，為了證明善款確實用于醫療支出，基金會還需要相關的醫療發票作為佐證，要求王琳在一個月內提交4.5萬元的醫療發票，否則將追究她的責任，追回善款。這讓王琳陷入了新的困境，她只拿到了1000元，根本不可能有4.5萬元的醫療支出，更不可能拿到相應的發票。

面對王琳的困惑與無助，劉某給出了“解決方案”——讓她自掏腰包，向藥店老板購買虛假的醫療發票，以此來應付基金會的審核。劉某表示，這是行業內的“潛規則”，所有參與配捐的求助家庭，都是這樣操作的，只要拿到虛假發票，就能順利通過審核，不會有任何問題。為了保住這來之不易的1000元，也為了不被基金會追責，王琳只能再次妥協，花費200多元，從藥店老板手中購買了虛假的醫療發票，按照劉某的要求，填寫好相關信息后，寄給了龔某。至此，這場所謂的“配捐”流程才算徹底完成，王琳不僅只拿到了1000元的救助金，還欠下了4.4萬元的債務，額外花費了200多元購買虛假發票，陷入了“雪上加霜”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王琳的遭遇并非個案，她參與的也不僅僅是夢守護公益基金會這一個“配捐”項目。在接觸夢守護公益基金會的同時，王琳還通過另一名中間人張某，申請了北京微愛公益基金會的“配捐”項目，而這個項目的操作模式，與夢守護公益基金會如出一轍，同樣充滿了貓膩與盤剝。張某聲稱，微愛基金會的配捐規則是“投20000元返1000元”，也就是說，王琳需要先“投入”2萬元，之后就能拿到微愛基金會撥付的2.1萬元善款，其中1000元為救助金，2萬元為自己“投入”的本金返還。張某還特意叮囑王琳，為了躲避互聯網募捐平臺的監測，不能一次性捐贈2萬元，需要找5個微信賬號，每個賬號捐贈4000元，平均每天捐800元，金額務必打亂，在5天內連續捐贈，湊夠2萬元即可，并且承諾，從投款到回款，大約只需要10天時間，不會耽誤她給孩子治病。

有了之前夢守護公益基金會的經歷，王琳雖然心存戒備，但為了給孩子多籌措一些治療費用，還是選擇了嘗試。張某向王琳提供了兩份申請表，分別是微愛基金會的“共助婦兒救助項目”和“微愛1+1”項目，這兩個項目的申請對象均為患重大疾病的困難家庭婦女及兒童，申請表上明確標注，資助款項將直接撥付至醫院或申請人賬戶，專款專用，不得挪作他用。可當王琳按照要求填寫完申請表、準備捐贈時，張某發來的籌款鏈接，卻并非上述兩個救助項目，而是微愛基金會在某互聯網平臺上線的“懷化市志愿者協會為困難學子籌集學習支持”項目，這個項目的用途是為困難學子籌集學習費用，與大病救助毫無關聯。

王琳當即提出質疑，詢問張某為何捐贈鏈接與申請的項目不符，張某解釋稱，這是為了“躲避平臺監管”，大病救助項目的審核嚴格，大額捐贈容易被監測到，而助學項目的監管相對寬松，將資金投入到助學項目中，既能順利完成“投款”流程，又不會被平臺發現異常，等流程完成后，基金會會按照約定，將2.1萬元善款撥付至她的賬戶。被逼無奈之下，王琳只能按照張某的要求，找了5個微信賬號，每天打亂金額，分批次捐贈，最終在5天內湊夠了2萬元，捐贈至那個與大病救助無關的助學項目中。幾天后，王琳果然收到了微愛基金會的兩筆轉賬，一筆是2萬元的“共助婦女兒童救助項目”匯款，另一筆是1000元的“微愛1+1”項目資助，看似完成了“投2萬返1000”的約定，但實際上，王琳投入的2萬元，只是在基金會的不同項目中轉了一圈，最終又回到了自己手中，而她真正拿到的，依然只是1000元的救助金。

更令人氣憤的是，與夢守護公益基金會的要求一樣，微愛基金會也要求王琳提交相關的醫療發票，證明善款用于孩子的醫療支出，否則將追回善款。張某同樣告知王琳，需要自掏腰包購買虛假的處方單和發票，才能順利通過審核。王琳只能再次花費275元，購買了虛假的處方單和發票，提交給了張某，才算完成了整個流程。兩次配捐，王琳總共投入了4.4萬元（其中4.4萬元為劉某的借款），額外花費了近500元購買虛假發票，最終拿到的救助金僅有2000元，而這2000元，甚至不夠孩子一次檢查的費用。這場看似“公益救助”的騙局，最終變成了一場赤裸裸的利益掠奪，中間人憑借著信息差和對大病家庭困境的拿捏，瘋狂薅取善款利益，而王琳這樣的受害者，不僅沒有得到幫助，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債務危機和精神困境。

隨著事件的曝光，越來越多的細節被揭開，人們發現，這起事件背后，并非只有劉某、龔某、張某這幾個中間人在作祟，而是存在一條分工明確、手段隱蔽的公益灰色產業鏈，這條產業鏈的核心，是中間人團體、涉事公益基金會，以及被利益裹挾的相關人員，他們相互勾結、相互配合，將救命的善款變成了自己牟利的工具，而大病患兒家庭，就是這條灰色產業鏈上被肆意收割的“羔羊”。要徹底看清這起事件的本質，就必須逐一剖析這條灰色產業鏈上的每一個核心主體，了解他們的角色、行為邏輯和獲利方式，才能明白這場騙局為何能夠得逞，為何能夠在監管之下隱蔽運作。

首先，我們來分析這場事件中的核心獲利者——中間人團體。在這起事件中，中間人主要分為三個層級，分別是底層對接者、中層協調者和高層組織者，他們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利益鏈條。底層對接者以劉某為代表，他們本身大多是大病患兒家屬，有著和其他求助家庭相同的經歷，更容易獲得其他家屬的信任。劉某之所以成為中間人，一方面是為了自己牟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自己也曾是這條灰色產業鏈的受害者，在參與配捐、被層層盤剝后，選擇加入中間人團體，從“被收割者”變成“收割者”，以此來緩解自己家庭的經濟壓力。底層對接者的主要工作，是在各個大病患兒微信群、患者交流群中潛伏，尋找像王琳一樣絕望的求助家庭，向他們介紹所謂的“高額度配捐渠道”，用“快速拿到善款”“無需復雜審核”等話術吸引求助家庭參與，同時負責對接求助家庭，收集相關材料，傳達上層中間人的要求，督促求助家庭完成轉賬、購買虛假發票等操作，每成功介紹一個求助家庭參與配捐，他們就能獲得一定比例的提成。

中層協調者以龔某、張某為代表，他們是連接底層對接者和涉事基金會的核心紐帶，也是整個灰色產業鏈的“中樞”。龔某主要對接夢守護公益基金會，負責審核求助家庭的材料、接收求助家庭轉來的善款、協調基金會的善款撥付，同時負責收集虛假發票，整理成“合規”的財務檔案，應付基金會的內部審核和監管部門的檢查。張某主要對接北京微愛公益基金會，她的背景更為特殊，曾在某公益組織工作過，熟悉公益項目的運作流程、監管漏洞和財務規范，這讓她能夠更好地規避監管，設計隱蔽的操作模式。張某的主要工作，是為求助家庭指定捐贈渠道、設計捐贈方式（如多個賬號、打亂金額捐贈），規避互聯網募捐平臺的風控監測，同時對接微愛基金會的相關人員，協調善款撥付，督促求助家庭提交虛假材料，確保整個配捐流程“閉環運作”，不出現漏洞。中層協調者的獲利方式，主要是抽取善款的大部分金額，比如在夢守護公益基金會的配捐中，4.4萬元的抽成，龔某會抽取其中的大部分，再分給底層對接者劉某一部分，剩余的則歸自己所有。

高層組織者則是隱藏在幕后的“幕后人”，他們大多與涉事公益基金會有著密切的聯系，甚至可能是基金會的內部人員，掌握著基金會的善款撥付權限、財務審核權限，是這條灰色產業鏈的“主導者”。高層組織者的主要工作，是與涉事基金會的相關人員勾結，打通善款撥付的“綠色通道”，默許甚至縱容中間人團體的違規操作，為中間人團體提供正規的基金會文件、善款撥付渠道，同時幫助中間人團體掩蓋善款被盤剝的事實，通過偽造財務檔案、虛假審核等方式，應付監管部門的檢查。高層組織者的獲利方式，主要是從中間人抽取的善款中，獲得巨額分成，他們不直接對接求助家庭，也不參與具體的操作流程，卻能獲得最大的利益，是整個灰色產業鏈中最隱蔽、最核心的獲利者。

從這些中間人的行為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的貪婪與冷漠。他們利用大病患兒家庭的絕望與急迫，編造謊言、設計陷阱，將救命的善款當成自己牟利的工具，抽成比例高達97.8%，這種近乎掠奪的行為，不僅違背了公序良俗，更是觸碰了法律的紅線。更令人心寒的是，這些中間人大多深知求助家庭的困境，有的甚至自己也曾是求助者，卻依然選擇利用這份共情，肆意收割他人的希望，這種“吃人血饅頭”的行為，比普通的詐騙更令人不齒。他們之所以能夠得逞，核心在于兩點：一是利用了信息差，求助家庭大多不熟悉公益救助的正規流程、不了解基金會的運作模式，容易被中間人的謊言誤導；二是拿捏了求助家庭的心理，大病患兒家庭大多走投無路，為了給孩子治病，哪怕知道規則不合理、存在貓膩，也只能選擇被動配合，不敢反抗、不敢質疑，生怕失去這最后一絲希望。

其次，我們來分析涉事的兩家公益基金會——浙江省夢守護公益基金會和北京微愛公益基金會。這兩家基金會作為善款的籌集方和撥付方，本應是公益愛心的傳遞者，是大病患兒家庭的“避風港”，卻在這起事件中扮演了“幫兇”的角色，他們的管理失范、財務不透明、違規操作，是這場灰色產業鏈能夠存在和運作的關鍵因素。如果沒有這兩家基金會的默許和配合，中間人團體再貪婪、再狡猾，也無法將善款從基金會中套取出來，更無法完成這場大規模的善款盤剝。

先看浙江省夢守護公益基金會，這家基金會成立于2019年，前身為杭州夢守護公益項目，理事會成員包含南派三叔、華少等公眾人物，憑借著明星光環，成立初期曾獲得數千萬元捐贈，業務涵蓋資助重大疾病兒童和青少年，看似是一家正規、有影響力的公益基金會。但隨著調查的深入，這家基金會的諸多異常之處和違規操作被一一揭開，其財務數據疑點重重，完全不符合公益基金會的運作規范。根據該基金會披露的2024年年報顯示，其捐贈收入僅為5元，而慈善支出卻高達24萬余元，收支嚴重不對等，這種反常的財務數據，顯然不符合常理——一家捐贈收入僅有5元的基金會，根本不可能有24萬余元的慈善支出，這背后必然存在善款來源未公開、財務造假等問題。此外，該基金會2024年年報中的“重大公益慈善項目大額支付對象”一欄為空白，也就是說，基金會沒有披露24萬余元慈善支出的具體流向，沒有說明這些錢花在了哪里、付給了誰，這種財務不透明的行為，完全違背了公益基金會的公開透明原則，也為善款被挪用、被盤剝提供了可乘之機。

更令人可疑的是，該基金會2026年年初發生了“重大交易及資金往來”“重大資產變動及投資”，但具體內容均未公開，公眾無法得知這些重大交易的具體情況，也無法判斷這些交易是否合規、是否存在利益輸送。同時，該基金會還未出現在浙江省民政廳2025年底公布的2024年度基金會年檢名單中，這意味著，該基金會可能存在未按規定參加年檢、違規運作等問題，甚至可能已經被監管部門列入異常名單。結合王琳的遭遇來看，這家基金會的違規操作更是觸目驚心：一是違背專款專用原則，知情同意書中明確約定善款將撥付至受助者就診醫院，但實際操作中卻直接撥付至受助者個人賬戶，為善款被中間人抽走提供了便利；二是默許求助家庭提交虛假發票，明知王琳等人提交的醫療發票是虛假的，卻依然接受審核，以此來掩蓋善款被盤剝的事實；三是與中間人團體相互勾結，將善款撥付權限交給中間人龔某，由龔某負責審核材料、協調善款，基金會自身不履行審核職責，放任中間人肆意盤剝善款；四是財務造假，通過偽造財務檔案、虛假披露財務數據等方式，應付監管部門的檢查，掩蓋自身的違規行為。

再看北京微愛公益基金會，這家基金會成立于2016年，是北京市民政局管轄下的具有公開募捐資質的慈善組織，主要業務為扶危濟困，資助困難學生就學、困難患者就醫、困難家庭改善生活等，根據其披露的2024年年報顯示，其捐贈收入超過2.5億元，看似是一家規模較大、實力較強的公益基金會。但就是這樣一家看似正規的基金會，同樣存在嚴重的違規操作，參與到了公益灰色產業鏈中。在王琳參與的配捐項目中，該基金會的違規操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項目套用，王琳申請的是“共助婦兒救助項目”和“微愛1+1”項目，這兩個項目的用途是大病救助，但中間人張某卻引導王琳將資金捐贈至“懷化市志愿者協會為困難學子籌集學習支持”項目，將大病救助善款套用至助學項目中，規避互聯網募捐平臺的監管，這種行為不僅違背了項目設立的初衷，更是違規使用善款的典型表現；二是默許異常捐贈行為，互聯網募捐的正常模式是“小額分散”，而該基金會的助學項目，截至2026年1月28日，共籌集善款48004元，77筆捐款中除4筆1元捐贈外，其余均為上百至3500元的大額捐贈，這種異常的捐贈模式，明顯不符合互聯網募捐的常規邏輯，顯然是中間人引導求助家庭集中捐贈的結果，但該基金會卻對此視而不見，默許這種異常行為的發生，為中間人套取善款提供了便利；三是要求求助家庭提交虛假材料，明知王琳等人拿到的善款大部分被中間人抽走，無法提供真實的醫療發票，卻依然要求其提交發票作為善款使用憑證，默許甚至縱容求助家庭購買虛假發票，配合完成財務造假，掩蓋善款被盤剝的事實。

值得注意的是，微愛基金會的中間人張某，曾在某公益組織工作過，熟悉公益項目的運作流程和監管漏洞，而記者查閱微愛基金會年報中的工作人員信息時，并沒有查到張某的相關信息，這說明，張某要么是基金會的“隱性工作人員”，要么是與基金會內部人員相互勾結的外部人員，無論哪種情況，都足以說明微愛基金會的內部管理存在嚴重漏洞，人員管理混亂，善款撥付權限被濫用，為中間人團體的違規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機。此外，微愛基金會的中間人張某曾坦言：“現在弄‘配捐’太不容易了，能合作的機構越來越少，和微愛已經合作好幾年了。”這句話也間接證明，微愛基金會與中間人團體的合作并非偶然，而是長期存在的，雙方形成了穩定的利益勾結關系，基金會通過默許中間人團體的違規操作，從中獲得一定的利益分成，而中間人團體則通過基金會的正規渠道，套取善款、瘋狂牟利，雙方相互利用、相互包庇，共同踐踏了公益的初心和底線。

除了中間人和涉事基金會，這場事件中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主體——互聯網募捐平臺。互聯網募捐平臺作為善款籌集的重要渠道，本應履行好監管職責，加強對平臺上募捐項目的審核、對捐贈行為的監測，及時發現和制止異常捐贈、違規募捐等行為，守護好公眾的愛心。但在這起事件中，互聯網募捐平臺卻嚴重失職，未能履行好監管職責，成為了灰色產業鏈的“幫兇”。在微愛基金會的助學項目中，出現了大量大額集中捐贈、金額打亂捐贈等異常行為，這些異常行為與互聯網募捐“小額分散”的常規模式嚴重不符，只要平臺稍加監測，就能發現其中的貓膩，但平臺卻對此視而不見，沒有及時發出預警、沒有暫停項目募捐、沒有進行調查核實，任由中間人引導求助家庭進行異常捐贈，套取善款。

此外，互聯網募捐平臺還存在審核不嚴的問題，對平臺上的募捐項目，沒有嚴格審核項目的真實性、合法性，沒有核實項目的用途和善款流向，默許涉事基金會將大病救助善款套用至助學項目中，違規使用善款。同時，平臺對捐贈資金的流向也沒有進行有效監管，沒有跟蹤善款的具體使用情況，沒有核實善款是否真正用于項目約定的用途，導致善款被中間人層層盤剝、挪用，無法真正惠及需要幫助的人。互聯網募捐平臺的失職，不僅為灰色產業鏈的運作提供了便利，更是辜負了公眾的信任，讓公眾的愛心被肆意踐踏。如果互聯網募捐平臺能夠履行好監管職責，加強對異常捐贈行為的監測和審核，及時發現和制止中間人團體的違規操作，這場大規模的善款盤剝事件，或許就不會發生，很多大病患兒家庭也不會遭受如此沉重的打擊。

剖析完事件的核心主體和灰色產業鏈，我們不禁要問：這樣一場近乎掠奪的公益騙局，為什么能夠得逞？為什么能夠在監管之下隱蔽運作？為什么會有那么多求助家庭被迫參與其中？這背后，絕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有中間人的貪婪冷漠、涉事基金會的管理失范、互聯網募捐平臺的失職瀆職，也有監管體系的漏洞、慈善制度的不完善，還有大病患兒家庭的困境與無助，這些因素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共同催生了這條公益灰色產業鏈，也導致了這起令人心寒的事件的發生。接下來，我們將深入剖析這起事件背后的深層原因，看清問題的本質，為后續的整改和完善提供方向。

第一個深層原因，是**監管體系存在漏洞，監管力度不足**，這是這場事件能夠發生的最核心、最關鍵的原因。公益行業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完善的監管體系和有力的監管力度，但目前，我國公益行業的監管體系還存在諸多不足，監管盲區較多，監管力度遠遠不夠，無法有效遏制違規操作、善款挪用等行為的發生。具體來看，監管漏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監管主體權責不清，我國公益行業的監管涉及民政、財政、審計、稅務等多個部門，多個部門共同監管，看似全面，實則存在權責交叉、權責不清的問題，出現問題時，往往相互推諉、互不負責，無法形成監管合力，給違規者留下了可乘之機。比如，民政部門負責基金會的登記注冊和年檢，但對基金會的財務細節、善款流向的監管力度不足；財政部門負責善款的財務管理，但對基金會的違規善款使用行為，缺乏有效的處罰措施；審計部門負責基金會的財務審計，但審計頻率較低，無法及時發現財務造假、善款挪用等問題。

二是監管方式較為落后，缺乏常態化、精細化監管，目前，我國對公益基金會的監管，主要以年度年檢、專項檢查為主，這種監管方式較為被動，缺乏常態化的監測和預警機制，無法及時發現基金會的違規操作行為。比如，夢守護公益基金會的財務數據長期異常、收支嚴重不對等，2024年年報中的大額支付對象空白，重大交易信息未公開，這些異常情況，如果能夠通過常態化的監管監測及時發現，就能及時制止其違規行為，避免善款被盤剝；但由于監管方式落后，這些異常情況長期未被發現，直到事件曝光后，才引起監管部門的重視。同時，監管部門對基金會的善款流向、項目運作的監管，大多停留在書面審核層面，缺乏實地核查和跟蹤監管，對基金會的實際運作情況、善款的具體使用情況，了解不深入、不全面，無法有效遏制虛假項目、善款挪用等行為。

三是監管盲區較多，對中間人的監管幾乎處于空白狀態。目前，我國的慈善相關法律法規，主要針對公益基金會、募捐平臺等主體，對中間人的角色、行為沒有明確的界定，也沒有相應的監管措施，中間人成為了監管體系中的“真空地帶”。在這起事件中，劉某、龔某、張某等中間人，長期從事善款盤剝、虛假操作等行為，但由于缺乏相應的監管，他們能夠肆意妄為、瘋狂牟利，甚至形成了穩定的灰色產業鏈，而監管部門卻無法及時發現和查處。此外，對善款流轉過程中的個人賬戶轉賬行為，監管力度也嚴重不足，慈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善款應專款專用、專戶管理，嚴禁通過個人賬戶流轉，但在實際操作中，很多基金會將善款撥付至受助者個人賬戶，中間人居間收取善款，通過個人賬戶層層轉賬，切斷了善款的追蹤路徑，而監管部門對這種個人賬戶流轉行為，缺乏有效的監測和查處措施，無法及時發現善款被盤剝的事實。

第二個深層原因，是**慈善制度不完善，公開透明機制缺失**，為違規操作提供了可乘之機。公益行業的核心是公開透明，只有做到善款來源、善款流向、項目運作、財務收支等全流程公開透明，才能贏得公眾的信任，才能有效遏制違規操作行為。但目前，我國的慈善制度還存在諸多不完善之處，公開透明機制嚴重缺失，很多公益基金會的運作不公開、不透明，善款流向不明，財務數據造假，為中間人和基金會的違規操作提供了便利。具體來看，一是慈善信息公開的法律法規不完善，雖然我國《慈善法》明確規定，慈善組織應當依法公開慈善信息，接受社會監督，但對信息公開的范圍、內容、方式、時限等，沒有明確的細化規定，很多基金會鉆法律的空子，選擇性公開信息，對有利的信息大肆宣傳，對不利的信息（如善款流向、大額支付對象、重大交易等）則刻意隱瞞，不向社會公開。比如，夢守護公益基金會2024年年報中的重大公益慈善項目大額支付對象為空白，2026年初的重大交易信息未公開，這種選擇性公開的行為，完全違背了信息公開的原則，也為其違規操作提供了掩蓋。

二是善款使用的追蹤機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追溯手段，無法實現善款從籌集、撥付到使用的全流程追溯。目前，很多公益基金會將善款撥付后，就不再跟蹤善款的具體使用情況，不核實善款是否真正用于約定的用途，不檢查善款使用的合規性，導致善款被挪用、被盤剝的情況時有發生。在這起事件中，夢守護公益基金會將4.5萬元善款撥付至王琳個人賬戶后，就不再跟蹤善款的使用情況，默許王琳將4.4萬元轉給中間人，不核實善款是否真正用于孩子的醫療支出；微愛基金會將善款撥付后，也不跟蹤善款流向，默許中間人套取善款，這些行為的發生，都與善款使用追蹤機制的缺失密切相關。此外，善款使用的審核機制也不完善，很多基金會對善款使用憑證的審核流于形式，不核實憑證的真實性、合法性，默許求助家庭提交虛假發票、虛假處方單，配合完成財務造假，掩蓋善款被盤剝的事實。

三是責任追究機制不完善，對基金會、中間人的違規行為，處罰力度不足，無法形成有效的震懾作用。目前，我國對公益基金會違規操作、善款挪用等行為的處罰，主要以警告、罰款、撤銷登記為主，罰款金額較低，對違規者的震懾力不足；而對中間人的違規行為，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界定和處罰措施，往往難以追究其法律責任，很多中間人即使被發現違規，也只是被批評教育，無法受到實質性的處罰，這就導致很多中間人肆無忌憚、瘋狂牟利，甚至形成了“屢罰屢犯”的惡性循環。比如，中華兒慈會9958項目工作人員柯某孝騙捐事件曝光后，違規配捐行為受到了嚴厲打擊，但由于責任追究機制不完善，處罰力度不足，很多中間人和基金會依然鋌而走險，采取更為隱蔽的方式，繼續從事善款盤剝行為，這也是這起事件能夠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個深層原因，是**涉事基金會內部管理混亂，公益初心喪失**，淪為了牟利工具。公益基金會的核心使命，是傳遞愛心、扶危濟困，守護好公眾的愛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但很多涉事基金會，在利益的誘惑下，逐漸喪失了公益初心，將公益事業當成了牟利的手段，內部管理混亂，違規操作頻發，成為了灰色產業鏈的“幫兇”。具體來看，一是基金會的內部治理結構不完善，理事會、監事會形同虛設，無法發揮有效的監督作用。很多基金會的理事會成員，大多是掛名任職，不參與基金會的實際運作，不履行理事會的監督職責；監事會更是形同虛設，無法對基金會的財務收支、項目運作、人員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導致基金會的權力被少數人掌控，違規操作行為無法得到及時制止。比如，夢守護公益基金會的理事會成員包含南派三叔、華少等公眾人物，但這些明星大多只是掛名，不參與基金會的實際運作，無法對基金會的違規操作行為進行監督，導致基金會的運作陷入混亂，善款被肆意盤剝。

二是基金會的人員管理混亂，缺乏專業的工作人員，部分工作人員素質低下，甚至與中間人相互勾結，濫用職權、謀取私利。很多公益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沒有經過專業的培訓，不熟悉慈善相關法律法規、不了解公益項目的運作規范，無法履行好自己的職責；更有甚者，部分工作人員被利益裹挾，與中間人相互勾結，濫用善款撥付權限、財務審核權限，為中間人套取善款提供便利，從中獲得利益分成。比如，微愛基金會的中間人張某，曾在公益組織工作過，熟悉公益運作流程，她能夠長期與微愛基金會合作，套取善款，背后必然有基金會內部人員的配合與包庇；夢守護公益基金會的善款撥付、材料審核等權限，被中間人龔某掌控，基金會工作人員不履行審核職責，默許龔某的違規操作，這些都反映出基金會人員管理的嚴重漏洞。

三是基金會的財務管理制度形同虛設，財務造假、善款挪用等行為頻發。很多涉事基金會，沒有建立完善的財務管理制度，善款的籌集、撥付、使用沒有規范的流程，財務收支不透明，財務數據造假頻發。比如，夢守護公益基金會2024年年報顯示，捐贈收入僅5元，慈善支出卻達24萬余元，收支嚴重不對等，明顯存在財務造假行為；該基金會的善款撥付，沒有按照專款專用的原則，直接撥付至受助者個人賬戶，為善款被盤剝提供了便利；同時，該基金會還默許求助家庭提交虛假發票，偽造財務檔案，掩蓋善款被盤剝的事實。這些行為，都嚴重違背了財務管理制度的要求，也違背了公益基金會的初心和使命，讓公益基金會淪為了中間人牟利的工具。

第四個深層原因，是**互聯網募捐平臺失職瀆職，監管責任落實不到位**。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互聯網募捐平臺已經成為公益善款籌集的重要渠道，平臺的監管責任，直接關系到善款的安全，關系到公益行業的健康發展。但在這起事件中，互聯網募捐平臺卻嚴重失職，沒有履行好自己的監管責任，為灰色產業鏈的運作提供了便利。具體來看，一是平臺對募捐項目的審核不嚴，沒有嚴格核實項目的真實性、合法性，沒有核實項目的用途和善款流向，默許涉事基金會將大病救助善款套用至助學項目中，違規使用善款。比如，微愛基金會在平臺上上線的“懷化市志愿者協會為困難學子籌集學習支持”項目，本應是為困難學子籌集學習費用，但實際上，該項目卻被用于套取大病救助善款，中間人引導求助家庭向該項目捐贈，而平臺卻沒有發現這一違規行為，沒有對項目進行嚴格審核，任由違規行為的發生。

二是平臺對捐贈行為的監測不力，沒有建立完善的異常捐贈預警機制，無法及時發現和制止異常捐贈行為。互聯網募捐的正常模式是“小額分散”，而微愛基金會的助學項目，出現了大量大額集中捐贈、金額打亂捐贈等異常行為，這些異常行為，只要平臺建立了完善的預警機制，稍加監測，就能發現其中的貓膩，但平臺卻對此視而不見，沒有及時發出預警，沒有暫停項目募捐，沒有進行調查核實，任由中間人引導求助家庭進行異常捐贈，套取善款。此外，平臺對捐贈資金的流向也沒有進行有效跟蹤，沒有核實善款是否真正用于項目約定的用途，無法及時發現善款被挪用、被盤剝的事實。

三是平臺的責任追究機制不完善，對違規募捐項目、異常捐贈行為，缺乏有效的處罰措施，無法形成有效的震懾作用。很多互聯網募捐平臺，在發現項目違規、捐贈異常后，只是簡單地暫停項目募捐，沒有對涉事基金會進行嚴厲處罰，也沒有向監管部門報告，導致很多基金會和中間人肆無忌憚，繼續利用平臺套取善款。同時，平臺內部的工作人員，也可能存在與中間人、基金會相互勾結的情況，濫用平臺權限，為違規操作提供便利，而平臺卻沒有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無法及時發現和查處內部工作人員的違規行為。

第五個深層原因，是**大病患兒家庭的困境與無助，成為了灰色產業鏈的“可乘之機”** 。這起事件中，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像王琳一樣的大病患兒家庭，他們大多面臨著家徒四壁、債務纏身的困境，孩子的重病，讓他們陷入了絕望與無助，為了給孩子治病，他們愿意嘗試任何可能的方法，哪怕知道其中存在貓膩，哪怕可能會被欺騙，也只能選擇被動配合。這種困境與無助，被中間人和涉事基金會牢牢拿捏，成為了他們牟利的籌碼。具體來看，一是大病醫療費用高昂，普通家庭難以承擔，導致很多大病患兒家庭走投無路。目前，我國的醫療保障體系還在不斷完善中，對于一些罕見病、重癥疾病，治療費用高昂，動輒幾十萬元、上百萬元，而醫保報銷的比例有限，很多進口靶向藥、抗感染藥不在醫保報銷范圍內，導致普通家庭根本無法承擔，只能通過求助公益、向他人借款等方式，籌措治療費用。王琳的家庭，就是這樣的典型，孩子四年的治療，掏空了所有積蓄，背上了巨額外債，為了給孩子湊夠救命錢，她只能被動接受中間人的苛刻條件，參與配捐，被層層盤剝。

二是大病救助渠道不暢，正規救助流程復雜、周期長，無法及時滿足求助家庭的需求。很多大病患兒家庭，在走投無路時，首先想到的是尋求正規公益基金會的幫助，但正規公益基金會的救助流程復雜，需要提交大量的材料，審核周期長，往往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拿到善款，而孩子的病情不等人，很多求助家庭無法等待這么長的時間，只能選擇那些聲稱“快速拿到善款”“無需復雜審核”的非正規配捐渠道，這就為中間人的詐騙提供了可乘之機。比如，王琳之所以選擇相信劉某，選擇參與配捐，就是因為劉某聲稱能夠快速拿到善款，能夠及時緩解家庭的困境，而正規的救助渠道，無法滿足她的迫切需求。

三是求助家庭缺乏公益知識和法律意識，容易被中間人的謊言誤導。很多大病患兒家庭，大多是普通群眾，缺乏對公益行業的了解，不熟悉公益救助的正規流程、不了解慈善相關法律法規，無法辨別中間人和基金會的違規操作行為，容易被中間人的“高額度善款”“快速撥付”等話術誤導，被動卷入灰色產業鏈。同時，這些求助家庭的法律意識薄弱，在被中間人盤剝后，不知道如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不知道可以向監管部門舉報、向公安機關報案，只能默默承受損失，這也助長了中間人和基金會的囂張氣焰，讓他們更加肆無忌憚、瘋狂牟利。

第六個深層原因，是**公益行業的信任危機加劇，部分公眾的愛心被濫用**，導致灰色產業鏈有機可乘。近年來，隨著多起公益違規事件的曝光，比如中華兒慈會9958項目騙捐事件、善款挪用事件等，公眾對公益行業的信任度不斷下降，公益行業陷入了信任危機。這種信任危機，不僅影響了正規公益基金會的運作，也為灰色產業鏈的發展提供了可乘之機。一方面，部分公眾對公益基金會失去信任，不再愿意捐贈善款，導致正規公益基金會的善款籌集難度加大，一些基金會為了維持運作，不惜鋌而走險，與中間人團體相互勾結，套取善款、謀取私利；另一方面，部分求助家庭對正規公益基金會失去信任，認為正規基金會“審核嚴、撥款慢”，不愿意通過正規渠道申請救助，轉而選擇那些非正規的配捐渠道，這就為中間人的違規操作提供了市場。同時，部分公眾的愛心被濫用，一些中間人和基金會，利用公眾的愛心，編造虛假求助信息、套取善款，讓公眾的愛心被肆意踐踏，進一步加劇了公益行業的信任危機，形成了“惡性循環”。

這起“患兒4.5萬善款4.4萬被中間人抽走”的事件，并非孤立存在，它是我國公益行業諸多問題的一個縮影，事件的曝光，不僅給受害者家庭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在全社會引發了強烈的反響，產生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刻反思。接下來，我們將分析這起事件帶來的社會影響，既要看到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也要看到事件曝光后帶來的積極變化，全面、客觀地看待這起事件的社會意義。

首先，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極其深遠的，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嚴重踐踏了公眾的愛心，摧毀了公益行業的公信力。公益事業的核心是信任，公眾捐贈善款，是出于對弱勢群體的同情，是希望自己的愛心能夠幫助到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能夠為大病患兒家庭帶來希望。但這起事件中，中間人和涉事基金會，將救命的善款當成自己牟利的工具，抽走97.8%的善款，甚至要求求助家庭購買虛假發票，配合財務造假，這種行為，不僅背叛了公眾的愛心，更是對公益事業的褻瀆。事件曝光后，公眾的憤怒與質疑瞬間爆發，很多網友痛斥中間人“薅救命錢”“吃人血饅頭”，指責涉事基金會“背棄公益初心”“淪為牟利工具”，這種憤怒與質疑，不僅針對涉事的兩家基金會和中間人，更是蔓延到了整個公益行業，導致公眾對公益行業的信任度進一步下降，很多公眾表示，“以后再也不會捐贈善款了，害怕自己的愛心被濫用”，這種信任危機，對公益行業的打擊是致命的，需要長期的努力才能修復。

二是加劇了大病患兒家庭的困境，讓他們陷入了更深的絕望。本來，大病患兒家庭就面臨著家徒四壁、債務纏身的困境，孩子的重病，讓他們看不到希望，而中間人和涉事基金會的盤剝，更是讓他們雪上加霜。像王琳一樣的受害者，不僅沒有拿到足夠的救助金，還欠下了巨額債務，額外花費了錢財購買虛假發票，陷入了更深的經濟危機和精神困境。同時，這起事件的曝光，也讓很多正在尋求公益救助的大病患兒家庭，陷入了“兩難境地”——既不敢相信非正規的配捐渠道，害怕被欺騙、被盤剝，又因為正規救助渠道流程復雜、周期長，無法及時拿到善款，只能在絕望中苦苦掙扎。此外，這起事件還可能導致一些正規公益基金會，為了規避風險，收緊救助政策、提高救助門檻，進一步加劇大病患兒家庭的求助難度。

三是擾亂了公益行業的正常秩序，助長了違規操作、善款挪用等不良風氣。這起事件中，中間人和涉事基金會的違規操作，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灰色產業鏈，這種行為，不僅違背了公益行業的職業道德和行為規范，更是擾亂了公益行業的正常秩序。在利益的誘惑下，可能會有更多的中間人和公益基金會，鋌而走險，模仿這種違規操作模式，套取善款、謀取私利，進一步助長公益行業的不良風氣，讓公益行業陷入“亂象叢生”的境地。同時，這種灰色產業鏈的存在，也會擠壓正規公益基金會的生存空間，讓那些堅守公益初心、規范運作的基金會，難以籌集到足夠的善款，無法正常開展救助工作，影響公益事業的健康發展。

四是損害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大病患兒家庭，是社會的弱勢群體，他們需要社會的關愛和幫助，而中間人和涉事基金會，利用弱勢群體的困境，肆意盤剝善款，這種行為，不僅違背了公序良俗，更是損害了社會的公平正義。每一分善款，都是公眾的愛心，都應該用于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而不是被中間人和基金會肆意揮霍、挪用，這種“劫貧濟富”的行為，讓公眾感到心寒，也會影響社會的和諧穩定。同時，這起事件的曝光，也會引發公眾對監管部門、公益機構的不滿，質疑監管部門的失職瀆職，質疑公益機構的違規運作，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及時解決，可能會引發更大的社會矛盾。

其次，我們也應該看到，這起事件的曝光，也帶來了一些**積極變化**，為公益行業的整改和完善，敲響了警鐘，提供了契機。一是引發了全社會對公益行業的關注和反思，推動了公益行業的自我革新。事件曝光后，不僅公眾對公益行業的關注度大幅提升，監管部門、公益機構、行業協會等，也紛紛開始反思公益行業存在的問題，積極采取措施，加強整改。很多公益基金會，主動開展自查自糾，完善內部管理制度，加強財務公開，規范善款使用流程，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公益行業協會，也加強了行業自律，制定了更嚴格的行業規范，引導公益機構堅守公益初心，規范運作；互聯網募捐平臺，也加強了監管力度，完善異常捐贈預警機制，加強對募捐項目的審核和捐贈行為的監測，守護好公眾的愛心。這種全社會的關注和反思，將推動公益行業擺脫信任危機，實現自我革新、健康發展。

二是推動了監管部門加大監管力度，完善監管體系。事件曝光后，監管部門高度重視，迅速介入調查，對涉事的夢守護公益基金會、微愛公益基金會，以及劉某、龔某、張某等中間人，進行了嚴肅查處，依法追究其相關責任。同時，監管部門也意識到了公益行業監管體系存在的漏洞，開始積極采取措施，完善監管體系，加大監管力度。比如，民政部門加強了對公益基金會的年檢和專項檢查，提高年檢的頻率和質量，加強對基金會財務數據、善款流向的審核；財政部門加強了對善款財務管理的監管，加大對財務造假、善款挪用等行為的處罰力度；審計部門加強了對基金會的財務審計，實現審計全覆蓋，及時發現和查處違規操作行為；同時，多個監管部門加強協作，形成監管合力，加大對中間人的監管力度，填補監管盲區，遏制灰色產業鏈的發展。

三是提高了公眾的公益知識和法律意識，引導公眾理性捐贈、依法維權。事件曝光后，各大媒體紛紛對事件進行報道和解讀，揭露中間人的詐騙手段、涉事基金會的違規操作，同時，也向公眾普及公益知識、慈善相關法律法規，引導公眾了解正規的公益救助渠道，學會辨別違規募捐行為，理性捐贈善款。同時，媒體也向公眾普及維權知識，告訴公眾，在遭遇善款被盤剝、被欺騙后，如何向監管部門舉報、向公安機關報案，如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種宣傳和普及，將有效提高公眾的公益知識和法律意識，減少公眾被欺騙、被盤剝的情況，同時，也能引導公眾積極參與公益監督，推動公益行業的規范化發展。

四是推動了大病救助體系的完善，為大病患兒家庭提供更好的幫助。事件曝光后，很多人開始關注大病患兒家庭的困境，關注大病救助體系存在的問題，呼吁完善大病醫療保障體系，拓寬大病救助渠道，簡化救助流程，提高救助效率，讓大病患兒家庭能夠及時拿到救助金，緩解家庭的困境。相關部門也開始積極采取措施，完善大病救助體系，比如，提高醫保報銷比例，將更多的進口靶向藥、抗感染藥納入醫保報銷范圍，減輕大病患兒家庭的醫療負擔；拓寬大病救助渠道，鼓勵更多的正規公益基金會參與大病救助，簡化救助流程，縮短審核周期，提高救助效率；建立大病患兒家庭幫扶機制，為大病患兒家庭提供全方位的幫助，不僅包括資金救助，還包括心理疏導、醫療指導等，幫助他們擺脫困境，重拾希望。

在分析完事件的全過程、核心主體、深層原因和社會影響后，我們還需要明確這起事件中相關主體的法律責任，既要讓違規者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也要為后續的類似事件，提供明確的法律指引，遏制違規操作行為的發生。根據我國《慈善法》《民法典》《刑法》《發票管理辦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結合事件的具體情況，我們可以明確，中間人和涉事基金會的相關行為，已經觸碰了法律的紅線，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首先，是中間人的法律責任。劉某、龔某、張某等中間人，其行為已經構成了多項違法違規行為，需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情節嚴重的，還需要承擔刑事責任。一是民事責任，根據我國《民法典》第153條規定，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中間人要求求助家庭“自籌4.4萬換1000元”“投2萬返1000元”的約定，明顯違背公序良俗，屬于無效民事行為，求助家庭有權要求中間人返還被抽走的善款，賠償相應的損失。比如，王琳有權要求龔某、劉某返還4.4萬元善款，賠償其購買虛假發票花費的200多元，以及相應的利息損失。同時，中間人通過欺詐、脅迫等手段，誘導求助家庭參與配捐、轉賬，屬于欺詐行為，求助家庭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撤銷相關的轉賬行為，追回被抽走的善款。

二是行政責任，中間人引導求助家庭購買虛假發票的行為，違反了我國《發票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根據《發票管理辦法》第39條規定，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偽造、變造的發票而受讓、開具、存放、攜帶、郵寄、運輸的，由稅務機關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同時，中間人未經許可，擅自開展募捐相關活動，充當公益救助的“中間人”，套取善款、謀取私利，違反了我國《慈善法》的相關規定，根據《慈善法》第101條規定，開展募捐活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民政部門予以警告、責令停止募捐活動；對違法募集的財產，責令退還捐贈人；難以退還的，由民政部門予以收繳，轉給其他慈善組織用于慈善目的；對有關組織或者個人處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一）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開展公開募捐的；（二）通過虛構事實等方式欺騙、誘導募捐對象實施捐贈的；（三）向單位或者個人攤派或者變相攤派的；（四）妨礙公共秩序、企業生產經營或者居民生活的。中間人劉某、龔某、張某等人，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卻擅自開展配捐活動，通過虛構“快速拿到善款”“基金會指定對接”等事實，欺騙、誘導求助家庭參與捐贈、轉賬，套取善款，其行為已經違反了《慈善法》的相關規定，需要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被處以罰款、收繳違法所得等處罰。

三是刑事責任，如果中間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求助家庭的錢財和善款，數額較大的，將構成詐騙罪，需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根據我國《刑法》第266條規定，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一月美好回憶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