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靠什么打破圈層：“納土歸宋”比死戰更需要勇氣

千年遭遇觀真王，敢望青宮賜顯揚。祗合承華趨令德，豈宜中道拜元良。

深思轉覺乾坤大，力弱難勝雨露渥。早暮三思恩泰極，飽餐豐賜飽親光。

公元976年2月15日，在汴京迎春苑的接風宴上，吳越國王起身舉杯，答謝大宋皇子趙德昭的禮遇，他吟出了這首《感皇子遠降見迎》。

歷史上的錢俶，也是電視劇《太平年》的男主。

相比動不動就來一句“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故國不堪回首明月中”的南唐后主李煜，在這首詩中，你看不到無可奈何的投降，也看不到蛇鼠兩端的顧慮，只是理性權衡之后做出的主動選擇。

傳統歷史劇，喜歡搞二元對立，忠臣奸佞，涇渭分明。

這部電視劇，顯然有著更加成熟的處理。

第一集，出現了五代十國時期，人吃人的亂世景象。

在錢俶去“朝貢”的路上，親眼見證過“歲大饑，人相食”的場面，這就是他“納土歸宋”的決策支點。

生逢亂世，選擇不戰而降，遠比選擇開戰更需要勇氣。

劇中，張彥澤身為后晉節度使，卻充當契丹人的開路先鋒，甚至在開封城縱兵劫掠兩晝夜。

這樣的人，該不該殺？

在真實的歷史上，張彥澤醉酒后闖入宿敵高勛家殺人泄憤。《新五代史張彥澤傳》記載：“因乘醉至其門，害其仲季弟，暴尸于門外。”

高勛告到耶律德光那里，遼帝問及百官，居然出現了“百官皆請不赦”，“都人爭投狀疏其惡”的盛況。

電視劇中，編劇巧妙地將這一事件“嫁接”到男主錢弘俶身上，讓這個血氣方剛的少年，出刀重創張彥澤。

有沒有問題？當然沒有。

編劇知道，觀眾需要一條情感宣泄的出口，歷史也需要一抹被照亮的人性微光。

這是劇本創作中，舉重若輕的“以虛求實”，雖虛構了故事情節，卻直抵達歷史的真實。

電視劇《太平年》的故事主線，講的是從五代十國，到吳越“納土歸宋”之間的事情。

很多人認為，宋朝大軍壓境“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逼得吳越不得不降。

吳越國的開創者錢镠，早在幾十年前就預料到了這一刻。這位出身寒微、憑弩技起家的武肅王，在病榻前對子孫留下遺訓：“要度德量力而識時務，如遇真主，宜速歸附。”

錢镠之后，從錢元瓘到錢弘佐，從錢弘倧到錢弘俶，吳越四王一直嚴格遵循著錢镠遺訓，一直等待著“真王”的出現。

此時的中原大地，正在上演著最血腥的輪替。五十三年間，五朝八姓十四帝，城頭變幻大王旗。

錢镠卻為吳越立下了看似矛盾的根本國策：善事中國，絕不稱帝；納貢不絕，保境安民。

錢镠之后，錢元瓘、錢弘佐、錢弘倧、錢弘俶，吳越四王就像“接力”一樣恪守著那條遺訓。

于是，我們在電視劇中看到這樣的景象：無論龍椅上坐著的是李唐子孫、朱梁寡將，還是沙陀武夫，吳越先尊唐，后尊梁，又尊后唐，中原王朝更替，錢家總要遣使北上。

他們堅決遵循一個原則：自己不做皇帝。

因為錢镠認為皇帝的寶座是爐炭：“此兒輩自坐爐炭之上，而又置吾于上耶。

歐陽修后來在《新五代史》寫道：吳越國“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這就是亂世中一種極度務實的生存智慧。

這吳越錢氏平穩期間，不是沒有誘惑。

中原政權更迭頻仍，弱主迭出，吳越精兵數萬，水師冠絕東南，若要北圖中原，未必不能放手一搏。

但錢氏子孫的選擇始終是：等。

等什么？等一個“真王”。

何為真王？誰是真王？錢鏐從未明講。

這不是正統觀，也不是血統論，而是一種混合了時勢、民心、氣運的直覺。直到趙匡胤黃袍加身，削平荊湖、吞并后蜀，那股氣吞山河，一統天下的氣勢逐漸明朗。

開寶七年（974年），錢鏐留下的歷史考題擺在了錢俶面前。

宋師伐南唐，趙匡胤下詔令吳越出兵助戰，他對吳越使者說：“汝歸語元帥，江南倔強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練兵甲助我，無惑人唇亡齒寒之言”。

大臣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撒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

南唐后主李煜亦致書錢俶，寫下那句著名的警語：

“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自古降王無善果，字字誅心，句句在理。

但是，但錢俶最終選擇了焚書出兵，與宋軍合圍金陵。這不是淺見，而是他明白了祖父遺訓中更深的一層意思：“速歸附”的關鍵，既然歸附，就要從速。

天下一統的大勢，已如錢塘潮東傾。遲一步便是荊南高繼沖被宋軍所襲；晚一刻便是楚地周保權的兵敗被執。

在風口浪尖中，握不住日月輪轉，只有在潮頭未至時順勢而為，才能換得最體面的退場。

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錢俶奉詔入汴京朝覲。宋太宗待之以上禮，卻也不動聲色地施壓。

五月，錢俶上表“愿罷所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主動納土歸宋。

沒有兵臨城下，沒有城破之辱。

反觀南唐金陵城破之日，“城中斗米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枕籍”；南唐江州被屠，“死者數萬人，所略金帛以億萬計”。

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北征太原，雙方傷亡慘重，感慨地對錢俶說：“卿能保全一方以歸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

歐陽修在修史時也寫到：吳越“及其亡也，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

錢氏子弟近三千余人獲宋廷授官，“佩印綬而侍軒墀者，逮及其半”。真宗朝，皇帝親口對錢惟演說：“卿一門忠孝，與常人異。”直到南宋，高宗仍御書“忠孝之家”賜予錢氏后裔。

錢俶那首獻給趙德芳的那首詩中，說自己“飽餐豐饋飽親光”，直到宋亡時才顯出其全部重量。錢家填飽的不僅是宴席上的胃口，也維持了一個家族跨越三百年的風光和安全。

《太平年》這部劇的熱議，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面對歷史時的集體心結。

時至今日，我們應該如何敘述統一？

傳統史觀偏愛金戈鐵馬、犁庭掃穴的壯烈，仿佛只有血與火才能證明正統的威嚴。

“納土歸宋”的故事提供了另一個歷史樣本。一種基于理性計算，長遠籌劃的和平轉移。

它不煽情，不悲壯，甚至有些過于冷靜，卻讓兩浙百姓免于“人相食”的慘劇重演。它讓杭州從“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的繁華，平穩過渡到宋時“羌管弄晴，菱歌泛夜”的盛景。

而南唐的金陵呢？

北宋詞人張耒路過時，只見“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凄愴”。王安石亦嘆：“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

歷史賦予了南唐詩情，彰顯了李煜詞名，卻唯獨沒有給他一個永保江南的機會。

錢俶的選擇，本質上是一次超前的政治判斷：他看清了十國割據已如晚秋殘葉，也看清了趙宋不同于五代短命王朝的凝聚之力。

納土，不是膝蓋發軟，而是把家族、百姓、文化的未來，押注在一個正在上升的國運之上。

歷史，終究會記住那些讓百姓少流血、讓文明不斷層的人。這就是錢俶在詩中暗藏的機鋒：“深思轉覺乾坤大，力弱難勝雨露渥。”

個人再強，強不過時勢；

王國再盛，盛不過天下。

最終，他交出了印璽，為錢氏換來三十余代綿延。他卸下了王冠，讓杭州避過了金陵的劫火，成長為“東南第一州”。

這，就是吳越錢氏留給后世的，那份沉默而深厚的政治遺產：

春風吹過汴京的迎春苑，也拂過杭州的鳳凰山。

千年如一瞬，那片曾經被稱為吳越的土地，早已在更大的山河里

生根發芽，花開滿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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