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時還喊不公道：被罵了36年的180師，韋杰中將一生難忘的噩夢

1987年2月3日，北京醫(yī)院的病房里，寒氣比窗外的深冬還刺骨。73歲的韋杰中將躺在病床上，肺病把他折磨得只剩一口氣，每說一個字，都要跟著劇烈咳嗽，胸口起伏得厲害，臉憋得通紅，連抬手的力氣都快耗盡了。身邊的親人看著他遭罪，勸他放下過往，安心養(yǎng)病，可韋杰偏不，他顫抖著抓住親人的手，眼神里滿是不甘與委屈，斷斷續(xù)續(xù)地念叨著：“不公道……真的不公道……那棍子，不能只打在180師的屁股上……”

這句話，他憋了整整36年。從朝鮮戰(zhàn)場的那場慘敗，到被撤職調離一線，再到晚年纏綿病榻，這句話就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從未拔出過。沒人知道，這位15歲就參加紅軍、長征時帶偵察連打下婁山關、當過朱德元帥警衛(wèi)團長的硬骨頭將軍，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從來不是打了敗仗，而是眼睜睜看著一支英雄的部隊，被貼上“敗兵”的標簽，看著自己的老部下，替整個戰(zhàn)局背了一輩子的黑鍋。

更讓人揪心的是，三年后的1990年，合肥干休所里，另一位老人臨終前的一句話，更是道盡了這場悲劇的無奈與心酸——“實事求是，難啊！” 這位老人，就是當年180師的師長，鄭其貴。

今天咱就撥開歷史的迷霧，不唱高調，不玩煽情，用最實在的話，聊聊這兩個老人，和一支被誤解了幾十年的部隊。咱不說那些晦澀的軍事術語，也不搞那些生硬的總結，就把當年的事兒，從頭到尾捋一遍，你聽完，自然就懂，這場所謂的“慘敗”，到底冤不冤；那些被罵了一輩子的人，到底該不該背這個鍋。

先說說韋杰這個人，那履歷，真的硬到沒話說。廣西壯族人，15歲參加紅軍，跟著大部隊爬雪山、過草地，長征路上，他帶著偵察連，硬生生打下了婁山關，為大部隊開辟了道路；后來，他還當過朱德元帥的警衛(wèi)團長，貼身保護首長的安全，能擔起這份重任，可見其能力和忠心；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他帶兵打香城固伏擊戰(zhàn)，打得日軍暈頭轉向，落花流水。

就是這么一位能征善戰(zhàn)、久經沙場的將軍，1951年3月，帶著60軍入朝作戰(zhàn)的時候，心里雖說有點緊張，更多的卻是底氣。畢竟，他手下有三個師——179師、181師、180師，都是經過戰(zhàn)火考驗的隊伍，尤其是179師，前身是被徐向前元帥授予“光榮的臨汾旅”稱號的英雄部隊，181師則是從中原成功突圍的“皮旅”，戰(zhàn)斗力都相當強悍。

可韋杰萬萬沒想到，這一踏上朝鮮戰(zhàn)場，他就成了整個志愿軍里最“冤種”的軍長，主打一個身不由己，手里的兵，硬是被一點點調空，到最后，自己成了個光桿司令，連指揮權都沒剩下多少。

事情得從1951年5月說起，第五次戰(zhàn)役第二階段打響，韋杰突然收到三兵團的命令，讓179師調給15軍，去大水洞方向作戰(zhàn)，181師則調給12軍，去加里山加強攻擊力量。韋杰當時就懵了，心里直呼離譜——三個師，硬生生被調走倆，他這個軍長，手里就剩個180師能用了。

更讓他崩潰的還在后面。180師雖說不如另外兩個師名氣大，前身是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后才組建的，下轄部隊基本都是二線地方武裝，但打仗絕對不含糊。師長鄭其貴帶著180師，硬是沖過了北漢江，對著美軍第7師一頓猛攻，把人數(shù)比自己多、裝備比自己好的美7師，逼得連連后退，一直退到了洪川江。

三兵團司令部一看，喲，這180師挺能打啊，5月19日，直接又發(fā)來一道電報：180師歸兵團直接指揮，當預備隊。這下好了，韋杰徹底傻眼了，手里最后一點兵權也沒了，整個60軍，他能指揮的，就只剩一個300多人的工兵營，跟個擺設似的。

咱能想象韋杰當時的心情不？明明是個軍長，卻連一個完整的師都指揮不了，每天沒事干，就只能蹲在指揮部里，收集敵情、分析地圖，琢磨著萬一部隊能歸建，該怎么安排撤退。說句實在的，韋杰這個人，心思還是很縝密的，他知道朝鮮戰(zhàn)場形勢復雜，美軍飛機坦克多，后勤補給又困難，提前琢磨撤退計劃，本來是個好習慣，可他怎么也沒想到，這份細心，后來救了他自己，卻沒能救得了180師。

再說說鄭其貴，這位被罵了一輩子“無能”的師長，其實是個實打實的老紅軍、老實人。他1929年就參加了紅軍，跟著大部隊走過長征，三過雪山草地，抗日戰(zhàn)爭時期參加過百團大戰(zhàn)，解放戰(zhàn)爭時期也立過不少戰(zhàn)功，1955年還被授予上校軍銜，后來晉升為大校，履歷一點也不差。

鄭其貴是政工干部出身，這輩子最信奉的就是紀律，上級說啥，他就做啥，從來不會打折扣，更不會擅自做主。這種性格，放在平時，是優(yōu)點，可放在瞬息萬變的戰(zhàn)場上，就成了致命的缺點——太死板，不懂變通，哪怕處境再危險，沒有上級命令，他也不敢輕易改變部署。

5月21日，戰(zhàn)役進攻階段結束，志愿軍司令部下令，讓各部向后轉移，三兵團也發(fā)來電令：60軍三個師歸建，擔負掩護全兵團向后轉移的任務。韋杰一看地圖，心瞬間就沉下去了——三個師散在150多公里寬的戰(zhàn)線上，中間隔著大山和敵人，背后還有美軍死死咬住，怎么靠攏？怎么掩護？

好在他這幾天沒閑著，早就琢磨過撤退的方案。韋杰馬上下令：181師快速趕回來當預備隊，179師和180師北渡北漢江，在春川西北建立防線，統(tǒng)一行動時間，定在5月23日晚上。這個計劃，說實話，相當周密，如果能按部就班執(zhí)行，后面的悲劇，大概率不會發(fā)生。

可戰(zhàn)場這地方，從來就沒有“如果”，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意外來得比誰都快。5月22日，志愿軍司令部突然給39軍下了個命令：提前一天撤退，22日黃昏就走，別等23日了。理由倒是挺充分——朝鮮東部道路太窄，幾十萬大軍一起撤，肯定會擠成一團，39軍先走，能減輕道路壓力。

聽起來沒毛病，可誰能想到，這一道命令，就像推倒了第一張多米諾骨牌，一連串的意外，就此開始。5月23日上午，三兵團又發(fā)來緊急電報，語氣特別急切：傷員太多，運力不夠，各部暫不撤收，原地堅守陣地，等傷員運走再撤。

電報里說得很清楚：12軍有5000傷員沒運走，15軍還有2000傷員在水泗洞附近動不了，60軍也有1000多傷員。咱軍人，哪能丟下傷員不管？韋杰看完電報，不敢耽擱，馬上轉發(fā)給180師，還連發(fā)4條電報，反復強調：180師必須在北漢江南岸堅守3到5天，不惜一切代價，掩護傷員轉移。

鄭其貴收到命令，沒有絲毫猶豫，馬上開始部署防御。在他眼里，這就是政治任務，哪怕拼盡全力，也必須完成。可他萬萬沒想到，就在這天下午，一件讓他徹底慌了神的事發(fā)生了——偵察兵氣喘吁吁地跑回來報告：右翼的63軍陣地上，沒人了，他們撤了！

鄭其貴當時就愣住了，腦子一片空白。63軍撤了？那180師的側翼，不就徹底空了嗎？敵人一旦迂回過來，180師就會被三面包圍，背后還是冰冷的北漢江，到時候，想撤都撤不了。

他趕緊召開師常委會，手下的干部們都急壞了，有人直言不諱地建議：師長，別等了，趕緊北撤過江，趁現(xiàn)在敵人還沒形成包圍，還有機會！可鄭其貴猶豫了，眉頭皺得緊緊的，沉默了半天，才緩緩開口：“沒有上級指示，我無權改變就地阻擊掩護的命令。”

就是這句話，后來成了他一生的夢魘，也讓他背負了一輩子的罵名。事后才知道，63軍軍長傅崇碧，當時發(fā)現(xiàn)側翼出現(xiàn)了美軍，判斷部隊有被包圍的危險，沒等請示上級，就自己拍板撤了。傅崇碧敢這么做，是因為他果斷，懂變通，可鄭其貴不是傅崇碧，他太老實，太講紀律，在他眼里，上級的命令，就是底線，不能逾越。

韋杰這邊，也急得團團轉。他收到180師的報告，知道情況危急，趕緊給三兵團發(fā)電報，請示讓180師立即渡過北漢江，避開敵人的包圍。電報發(fā)出去了，韋杰坐在指揮部里，眼睛死死盯著電臺，一秒鐘都不敢離開，心里默默祈禱，希望能盡快收到回復。

一個小時過去了，沒回音；兩個小時過去了，還是沒回音；一整天過去了，電臺里除了刺耳的雜音，什么都沒有。韋杰不知道的是，此時此刻，三兵團的電臺，已經徹底沉默了，他們和各軍的聯(lián)絡，斷了，一斷，就是整整三天。

原來，5月23日晚上，三兵團從古灘嶺向沙金鶴轉移，路過山陽里以東地區(qū)的時候，遭到了美軍飛機的整夜轟炸。兩輛電臺被當場燒毀，電臺人員跑散了，機要人員餓了兩天兩夜，才艱難走到沙金鶴，譯電員也走散了，整個兵團的指揮系統(tǒng)，徹底癱瘓了。一直到5月26日，失散的人員才陸續(xù)到齊，電臺才恢復聯(lián)絡。

可這三天，對于180師來說，就是從被動到被圍，從危險到絕望的三天，是生與死的差距。5月24日，美軍第24師特遣隊，趁機進入了63軍撤走后的陣地，開始向180師迂回包抄。沒多久，180師的左翼、右翼，都出現(xiàn)了大量敵人，三面被圍，背后是冰冷的北漢江，插翅難飛。

鄭其貴還在等命令，他每天都盯著電臺，盼星星盼月亮，希望能收到上級的撤退指示；韋杰也在等，等兵團的回復，等能讓180師突圍的命令。可他們都不知道，等待，本身就是最大的錯誤。戰(zhàn)場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關乎生死，一秒鐘的猶豫，都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更何況，他們等了整整三天。

5月26日，美軍徹底完成了合圍。美7師占領了梧口南里、馬坪里，美24師拿下了松亭里、甘灘里，南朝鮮第6師占據(jù)了鷹峰山、芝巖里，180師，被四面包圍，成了甕中之鱉。直到下午4點30分，突圍命令才姍姍來遲，可這時候，一切都晚了，敵人的包圍圈，已經密不透風，想突圍，難如登天。

那天晚上，天降大雨，瓢潑大雨把山路澆得濕滑難行，泥濘不堪。180師的戰(zhàn)士們，開始突圍。美軍的炮火封鎖得嚴嚴實實，炮彈像雨點一樣砸下來，爆炸聲、槍聲、雨聲、慘叫聲，混在一起，響徹山谷。戰(zhàn)士們在山溝里亂戰(zhàn)，冒著大雨，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北沖，雨水混著血水，順著山坡往下流，很多戰(zhàn)士不小心摔倒，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更讓人揪心的是，180師已經斷糧好幾天了。當時志愿軍的補給線太長，美軍飛機天天轟炸，糧食和彈藥根本送不上去，戰(zhàn)士們只能挖野菜充饑，有的戰(zhàn)士吃多了野菜中毒，渾身無力，可就算這樣，還是咬著牙，背著槍械，和敵人拼刺刀。他們都是年輕的小伙子，本該和家人團聚，可此刻，為了掩護傷員，為了完成命令，只能拼盡全力，浴血奮戰(zhàn)。

5月27日天亮的時候，部隊終于沖到了鷹峰山下，鄭其貴清點人數(shù)，心里一沉——不到2000人。入朝時11000多人的部隊，短短幾天，就剩下這么點人了。他心里還抱著一絲希望，以為179師和181師的接應部隊，就在山頂?shù)戎麄儯傻葢?zhàn)士們拼盡全力爬上山頂才發(fā)現(xiàn)，迎接他們的，不是戰(zhàn)友，而是美軍第24師的槍口。

韋杰收到消息，急得跳腳，趕緊改變部署，下令讓180師向史倉里突圍，讓179師、181師轉向史倉里，全力接應180師。可偏偏在這個時候，聯(lián)絡又斷了，接應的部隊沒能及時趕到，突圍的計劃，再次落空。

鄭其貴看著身邊疲憊不堪、傷亡慘重的戰(zhàn)士們，心里像被刀割一樣疼。他知道，繼續(xù)硬拼，只會讓更多戰(zhàn)士犧牲，沒有別的辦法，只能下令：分散突圍，化整為零，三路突圍，能走一個是一個。師部的人，沿著懸崖往下爬，很多人不小心摔得粉身碎骨，還有的戰(zhàn)士，為了掩護戰(zhàn)友，主動留下來斷后，最終壯烈犧牲。

等天亮回到原陣地的時候，180師，已經徹底打散了。最后統(tǒng)計的數(shù)字，讓所有人都心痛不已：180師傷亡和被俘7644人，損失超過三分之二，這是志愿軍入朝作戰(zhàn)以來，最慘重的一次失利。

彭德懷老總收到報告，氣得火冒三丈，怒火中燒。6月25日，空寺洞，志愿軍軍以上干部會議上，彭老總把韋杰罵得狗血淋頭，語氣嚴厲到了極點：“你這個軍長是怎么當?shù)模?80師完全可以突圍出來！敵人坦克汽車從他們面前過，都沒發(fā)現(xiàn)他們，中間也沒敵人，后面也沒敵人，晚上完全能走！哪有這樣驚慌失措砸掉電臺、燒掉密碼的？像你這樣的指揮員，就是該殺頭！”

韋杰低著頭，一句話都不敢說。他知道，自己是軍長，手下的部隊打了敗仗，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就算有再多的委屈，再多的無奈，也不能辯解，只能默默承受。可憋了半天，他還是忍不住了，抬起頭，聲音不大，卻很堅定：“我認為，把板子都打到180師身上，是不公正的。”

可這句話，就像石沉大海，沒有一個人回應他，反而遭到了更嚴厲的訓斥。那一刻，韋杰心里清楚，180師的冤屈，恐怕很難洗清了，他這輩子，或許都要帶著這份遺憾，帶著這份委屈，走下去。

1951年6月中旬，北京中南海，氣氛格外凝重。三兵團副司令員王近山，被召回了北京，他心里慌得不行，知道自己要為180師的失利負責，在招待所里，整整等了7天，才接到會見通知。

晚上11點半，王近山被帶進中南海，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開門見山，沒有多余的寒暄，直接讓他詳細匯報第五次戰(zhàn)役和180師的情況。王近山太緊張了，講到一半，就說不下去了，臉色蒼白，渾身發(fā)抖，最后只能讓參謀武英補充，武英拿出陣中日記，一天天，一點點，詳細地匯報了整個過程。

毛主席聽完，表情緩和了一些，沉默了片刻，緩緩說道：“第五次戰(zhàn)役，打得急了些，大了些，遠了些。” 這句話，算是給這場戰(zhàn)役，給180師的失利，定了一個基調。隨后，毛主席又問：“韋杰怎么看這件事？”

幾天后，韋杰也被召回了北京。6月下旬的一個深夜，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毛主席和韋杰，從晚上11點，談到了凌晨兩點。韋杰沒有隱瞞，也沒有辯解，老老實實地匯報了整個過程，把自己的無奈，把鄭其貴的苦衷，把戰(zhàn)場的復雜形勢，一一說了出來。

講到鄭其貴的時候，韋杰說得很中肯：“鄭其貴有問題，我這個軍長也有責任。他對命令執(zhí)行得不折不扣，這是好的，可作為軍事指揮官，他的應變能力不足，危急情況下，不夠果斷，太死板了。”

毛主席沉思了一會兒，點了點頭，說道：“180師的事，各級都有責任。彭德懷已經向我和軍委作了檢討，志愿軍司令部也來報告說，他們對180師的受挫，感到慚愧。這不是某一個人的錯，是上上下下許多錯覺，和各種因素，湊合在一塊造成的。”

可話鋒一轉，毛主席又說道：“鄭其貴不宜也不能再擔任軍事指揮員了，應予以撤職。不過他畢竟是老紅軍，立過功，今后安排其他工作吧。你回去后，要認真發(fā)動大家總結教訓，尤其是鄭其貴，必須檢討，他的責任，不能推掉。”

就這樣，韋杰被撤職了，1952年9月，他回到國內，進入南京軍事學院深造，一學就是5年，從此，再也沒能帶兵打仗。后來，周總理接見韋杰的時候，專門說了一句：“180師失利，沒有你的責任。” 可韋杰心里清楚，自己這輩子，都欠180師一個公道，欠那些犧牲的戰(zhàn)士們一個交代。

鄭其貴，就更慘了。被撤職，停職審查，降了兩級，評為準師級。回國后，他被安排在吉林省軍區(qū)當副參謀長，后來當了白城軍分區(qū)司令員，1970年離休，晚年，搬到了合肥干休所居住。

值得欣慰的是，180師的番號，保住了。1953年5月27日，距離被圍整整兩周年的這一天，朝鮮戰(zhàn)場的夏季攻勢中，180師擔任主攻，戰(zhàn)士們憋著一股勁，要打一場翻身仗，要為自己正名。他們打進敵人縱深18公里，打垮了南朝鮮第三師，殲敵上萬，把我軍陣地向前推了十多公里，受到了三兵團的通電表揚，毛主席也對他們的表現(xiàn)，給予了稱贊。

這場翻身仗，打得漂亮，打得解氣，徹底洗刷了“敗兵”的污名，證明了180師，是一支英雄的部隊，是一支能打硬仗、能打勝仗的部隊。可遺憾的是，韋杰和鄭其貴，都沒能親眼看到這一幕，他們早就被調回了國內，這份榮耀，這份喜悅，他們只能在遠方，默默祝福，這份遺憾，伴隨了他們的一生。

1986年，韋杰病重，肺病越來越嚴重，咳喘不停，連睡覺都成了奢望，可他還是沒有放下180師的事。他顫抖著手，一筆一劃，寫下了《抗美援朝戰(zhàn)爭第五次戰(zhàn)役中志愿軍第180師遭受嚴重損失原因的回顧》，在文章里，他詳細分析了180師失利的七點原因：補給線太長，深入敵后容易被切斷；敵人航空優(yōu)勢太大，到處炸渡口；通訊落后，命令延誤，聯(lián)絡經常中斷；作戰(zhàn)指導上有錯誤，胃口太大，準備不足；兵力分散，沒有足夠的機動部隊應變；撤退組織不夠周密；師指揮部應變能力不足，危急時刻不夠果斷。

他反復強調一句話：“把板子都打在180師屁股上，是不公道的。” 他寫這篇文章，不是為了推卸責任，不是為了洗白自己，而是為了還原真相，為了給180師正名，為了讓那些犧牲的戰(zhàn)士們，能被公平對待，為了讓后人，能從這場失利中，吸取教訓。

1987年2月3日，韋杰在北京逝世，享年73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惦記的，還是180師的冤屈，還是那些犧牲的戰(zhàn)友們。

鄭其貴的晚年，過得很低調，很平靜。他住在合肥干休所里，自己種了幾棵果樹，每天在樹林里慢慢踱步，沉默寡言，很少提起當年的事，也很少和人爭論什么。有人來找他，想讓他申訴，想幫他洗刷冤屈，想讓他說出當年的真相，揭露那些不為人知的無奈，可鄭其貴，總是搖了搖頭，什么也不說，只是默默地嘆氣。

只有在家人面前，他才會偶爾卸下防備，說出自己的心里話：“事情的真相，不是結論說的那樣。我對不起戰(zhàn)友們，對不起那些犧牲的兄弟們，我個人承擔了吧，只有我承擔了，其他人的責任，就能減輕一點了。”

1990年1月26日，鄭其貴病危，躺在醫(yī)院的病床上，已經奄奄一息。南京軍區(qū)副參謀長鄧仕俊，趕到了醫(yī)院，來看他最后一眼。鄧仕俊和鄭其貴，不僅是多年的戰(zhàn)友，還是連襟，兩人感情深厚。鄧仕俊俯下身子，握著鄭其貴的手，聲音哽咽：“過去的事情，大家都清楚，抗美援朝第五次戰(zhàn)役180師的責任，不能你一個人負，功過是非，自有公論。我這么說，是實事求是的。”

鄭其貴聽完，眼睛里泛起了淚光，他沉思了片刻，用盡最后一絲力氣，緩緩說了四個字：“實事求是，難啊！” 這句話，道盡了他一輩子的委屈，一輩子的無奈，一輩子的堅守。

隨后，他看著鄧仕俊，看著身邊的親友，用盡最后的力氣，說道：“同志們，我馬上要見咱們180師死去的兄弟了……參謀長，我先走一步！” 說完這句話，他緩緩閉上了眼睛，永遠地離開了人世，享年77歲。

他去世的消息，沒有立刻公開，直到五個月后，才被報道出來。這五個月里，經歷了多少請示，多少批準，沒人知道，就像當年180師的冤屈，被埋藏了幾十年一樣。

咱常說，歷史是公正的，可有時候，歷史的真相，需要等很多年，才能被人看見；有些委屈，需要等很多年，才能被洗刷；有些責任，一個人，一扛，就是一輩子。

韋杰臨終前的直言，鄭其貴一輩子的沉默，鄧仕俊那句“實事求是”，還有180師戰(zhàn)士們浴血奮戰(zhàn)的身影，都在告訴我們：那場失利，不是某一個人的錯，不是180師的錯，是各種偶然因素湊在一起，是戰(zhàn)場的復雜多變，是各種無奈，共同造成的悲劇。

180師的7644個名字，永遠刻在抗美援朝的史冊上，永遠刻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里。他們不是敗兵，從來都不是，他們是英雄，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位置，執(zhí)行了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的英雄；他們是戰(zhàn)士，是為了國家，為了人民，為了和平，拼盡了全力，流盡了鮮血的戰(zhàn)士。

幾十年過去了，硝煙散盡，歲月靜好，我們不該忘記，不該忘記那些在朝鮮戰(zhàn)場上浴血奮戰(zhàn)的戰(zhàn)士們，不該忘記180師的冤屈，不該忘記韋杰和鄭其貴一輩子的堅守與遺憾。

真相或許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今天，我們再提起180師，提起韋杰，提起鄭其貴，應該記住的，不是一場敗仗，而是一群英雄的堅守，一份沉甸甸的責任，還有一段不該被誤解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