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竟然還有戴著鐐銬走的人，才子朱光的傳奇一生

去廣州越秀公園逛過的人，大概率都見過五羊雕像旁的那塊大石，上面刻著娟秀的“廣州好”三字，落款是“朱光”。不少人駐足品讀，只當這是哪位文人墨客留下的墨寶，沒人會多想——這個能寫出“城古越千年”這般清雅詩句的人，曾戴著十斤重的鐐銬，一步一步走完了兩萬五千里長征。

說出來可能有人不信，這位被毛主席稱作“江南才子”、被美國女作家譽為“紅軍雙才子”之一的文人，不光能寫詩畫畫，還能扛著槍打仗、握著鐵鍬修堤壩、坐在辦公室治城市。更傳奇的是，他是中國革命史上，唯一一個戴著鐐銬走完長征全程的人。

咱先不說長征的苦，先聊聊這位“寶藏才子”的起點。朱光1906年出生在廣西博白，家里是教師世家，從小跟著父親讀書寫字，骨子里就帶著文人的靈氣。16歲那年，他考入廣州國民大學，在那兒接觸到進步思想，沒多久就加入了共青團，年紀輕輕就成了共青團廣州市委委員，妥妥的“青年才俊”配置。

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廣州，不少革命者被迫轉入地下，可朱光偏不慫。這年12月，廣州起義爆發，21歲的他帶著200多名共青團員沖在了前面，隊伍里每個人脖子上系的紅領帶，都是他熬夜設計的——紅得像火，像熱血，更像沒被黑暗壓垮的革命信念。

起義最終還是失敗了，朱光憑著機智躲過敵人的搜捕，輾轉香港、上海等地，繼續搞地下工作。那時候的他，身份換了一個又一個，白天是教員、是學徒，看著和普通老百姓沒兩樣；一到晚上，就變成了“地下戰士”，躲在昏暗的屋子里寫傳單、畫漫畫，把一支筆當成槍桿子，在看不見的戰場上硬剛敵人。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成立，急需印制自己的貨幣，這事最終落到了朱光頭上。要知道，那時候的上海到處都是敵人的眼線，他只能躲在弄堂的閣樓里，點著煤油燈熬了三個通宵，用圓規一點點量尺寸，握著刻刀在梨木板上鑿出齒輪、稻穗和鐮刀錘頭，連貨幣邊緣的花紋都反復修改，生怕有半點差錯。

沒人知道，這張小小的貨幣，背后藏著多少風險。它不光是蘇區經濟的命脈，更是朱光用命守護的希望。也正是這門刻版畫畫的手藝，后來成了他的“救命符”，在最危險的時候，保住了他的性命。

1932年，朱光接到命令，秘密潛入鄂豫皖革命蘇區，擔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這支部隊名氣不小，總指揮是徐向前，政委是陳昌浩，可實際掌權的，是張國燾。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張國燾資歷老、脾氣硬，最聽不得半句批評，1931年到鄂豫皖后，他搞了好幾次肅反，殺了不少無辜的同志，部隊里的將領們個個敢怒不敢言。

這年10月，第四次反“圍剿”輸了，紅軍損失慘重，張國燾的指揮失誤難辭其咎——他太輕敵，盲目冒進，最后只能帶著部隊撤離根據地，向西轉移。可轉移到哪兒去？怎么走？張國燾一句話也不說，也不開會商量，部隊就這么稀里糊涂地往西走，打打停停，傷亡越來越多，將士們心里的火氣，也越積越旺。

朱光看不下去了。他和劉杞、王振華幾個人私下商量，覺得再這么下去不是辦法，得去上海找中央反映情況，不能讓部隊就這么白白消耗。可這事傳到了紅七十三師政治部主任張琴秋耳朵里，她覺得事情鬧大了不好收拾，趕緊找曾中生、鄺繼勛商量，最后幾個人一起，向陳昌浩建議，開個會，把所有問題都擺到桌面上來說清楚。

1932年12月10日，部隊走到陜西城固縣小河口鎮，總算能吃頓飽飯、睡個好覺，小河口會議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了。師以上的干部都來了，會場氣氛緊張得能擰出水來。

朱光第一個站了起來，沒有絲毫猶豫，直接當著所有人的面，批評張國燾的家長制作風——放棄根據地不提前研究，西征途中不向將士們解釋，把部隊當成了自己的“私人財產”。緊接著，曾中生、鄺繼勛、余篤三也紛紛發言，話說得又直又尖銳，句句都戳中了張國燾的痛處。

張國燾坐在那兒，臉色鐵青，一句話也沒說，可眼底的怒火，誰都看得出來。那場會議最后形成了決議，成立了前敵委員會，確定了進軍川北、建立川陜根據地的方向，后來也被稱為紅四方面軍的“歷史轉折點”。

可朱光他們沒想到，張國燾是個記仇的人。這場會議，看似解決了問題，實則為朱光后來的遭遇，埋下了隱患。他這一嗓子批評，換來了三年多的鐐銬加身，也換來了一段刻骨銘心的苦難歲月。

1933年春夏，川陜根據地漸漸站穩了腳跟，張國燾也開始“算賬”了。他打著“清理托陳派、改組派”的旗號，再次搞起了肅反，而這次的目標，就是在小河口會議上批評過他的人。

曾中生、鄺繼勛、余篤三、劉杞、王振華，一個個被抓起來，罪名五花八門，最后全都被殺害了。張琴秋因為嫁給了陳昌浩，僥幸保住了一條命，可也被降了職，從總政治部主任，貶成了總醫院政治部主任。

朱光也沒能幸免。他被抓了起來，罪名是“羅章龍分子”，聽起來荒唐至極，可在當時的環境下，這就是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川陜省保衛局的人對他下了狠手，灌辣椒水、用竹簽釘手指、讓他站在燒紅的火磚上，各種酷刑輪番上陣，折磨了他一個多月。

最后，朱光被撤職、開除黨籍，關進了監獄。按照當時的情況，他大概率也會和其他同志一樣，被秘密殺害。可偏偏，他活了下來——張國燾需要人刻蠟板、寫標語、畫地圖、印鈔票，紅四方面軍里，能干這活的人不多，朱光就是其中最厲害的一個。殺了他，太可惜，不如留著，還有用處。

1935年4月，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開始了長征。朱光以“囚徒”的身份，跟著部隊一起出發了。每天早上，戰士們會給他戴上手銬腳鐐，讓他背著筆墨紙張和油印工具行軍；到了晚上宿營，就卸下手銬，換上腳鐐，讓他連夜刻蠟板、編戰報、寫標語，部隊走到哪兒，他的標語就貼到哪兒。

長征的苦，常人都難以承受，更何況是戴著鐐銬的朱光。他的腳踝被鐵鐐磨得潰爛見骨，每走一步都鉆心地疼，只能找塊破布裹住傷口，血水滲出來，把布條染得發黑。爬夾金山的時候，雪粒子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空氣稀薄得喘不上氣，他本來就有肺病，咳得撕心裂肺，卻死死拽著馬尾巴往上挪，生怕自己掉隊——在雪山里，掉隊就意味著死亡。

過草地的時候，更是苦不堪言。草甸下面全是爛泥塘，有一次，一位戰友不小心踩空陷了進去，朱光顧不上手上的銬子，撲過去就拉，結果自己半個身子也陷進了沼澤，最后還是旁邊的炊事員扔過來一根扁擔，他才抓住，勉強爬了上來。

晚上宿營，別人圍著篝火取暖、休息，他只能縮在角落，手銬凍得貼在手腕上，硬掰開的時候，連皮帶肉扯下來一塊，疼得他渾身發抖，卻從來沒哼過一聲。有一次，敵機轟炸，隊伍慌亂中跑散了，他跟著幾個傷員躲進山洞，三天沒吃一口東西，靠啃樹皮、喝雪水撐著，有人勸他，把鐐銬砸了，趁機逃跑，他卻搖了搖頭，說“革命的隊伍，不能當逃兵”。

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在懋功會師。兩支部隊的戰士們，互相打量著對方，可當看到朱光和廖承志兩個“囚犯”，戴著手銬被押著去搞新聞工作時，紅一方面軍的戰士們都驚呆了——他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景，怎么還有戴著鐐銬干活的紅軍？這也成了當時紅四方面軍的“奇景”。

那時候，張國燾的權力達到了頂峰，會師后，他成了紅軍總政委，手里握著八萬人馬，而中央紅軍，只剩下不到三萬人，實力差距懸殊。可張國燾不滿足，他想爭奪更高的權力，和中央鬧起了矛盾，中央堅持北上，他卻非要南下。

1935年9月，毛澤東等人帶著中央縱隊和紅一軍團，悄悄北上，張國燾則帶著紅四方面軍，繼續南下。朱光依然在隊伍里，戴著那副沉重的鐐銬，跟著部隊一起南下。可南下的路并不好走，打了幾個月的仗，紅軍損失慘重，八萬人馬，最后只剩下四萬多人。

1936年6月，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帶著部隊北上。這年10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在甘肅靜寧縣將臺堡會師，長征，終于結束了。而朱光，戴著那副鐐銬，一步沒落下，走完了整個長征，成了中國革命史上，唯一一個戴著鐐銬走完長征全程的人。

會師后沒多久，中央西北局召開會議，傅鐘宣布，撤銷對朱光的所有處分，恢復他的黨籍。當那副戴了三年多的鐐銬，從他的手腕和腳踝上卸下來的時候，所有人都看到，他的手腕和腳踝上，布滿了深深的傷痕，那些傷痕，是他堅守信仰的勛章，也是那個時代，最沉重的印記。

1937年初，朱光到了延安。在這里，他又找回了自己的“文人本色”，開始演戲，參加演出《血祭上海》，毛澤東看了之后，贊不絕口，還任命他為魯迅藝術學院秘書長。他和廖承志，也被戰士們稱為“紅軍劇社兩演員”，成了延安城里的“名人”。

有意思的是，延安時期的朱光，依然是那副真性情，從來不會因為對方是首長，就刻意討好。有一次，上海捐贈了一批書籍到延安，毛澤東正拿著莎士比亞的戲劇集翻看，朱光正好走了進來，一看到自己最愛的書，眼睛都亮了，直接上前，從毛澤東手里“搶”了過來，笑著說“見面分一半，主席莫要獨享”。

旁邊的凱豐嚇得臉色發白，可毛澤東卻哈哈大笑，沒半點生氣，還讓他露一手。朱光也不怯場，用帶著廣東腔的官話，聲情并茂地朗誦了一段《奧賽羅》，引得大家連連叫好。也正是這份真性情，讓毛澤東格外賞識他，記住了這個敢搶自己書的“才子”。

后來，朱光又調任馬列學院秘書長，還和余修結了婚，有了自己的小家。1938年11月，他調到朱德身邊，擔任總司令的秘書兼第十八集團軍總部秘書長，朱德對他十分賞識，評價他“博學善謀，正直勤奮”，把很多重要的工作，都交給了他。

1940年，朱光離開總部，去一二九師當宣傳部長，在劉伯承、鄧小平的領導下，他組織制定了一系列條例，把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有聲有色。抗戰勝利后，他又奉命去了東北，先后擔任齊齊哈爾市委書記、長春市委書記，在東北的土地上，繼續為革命事業奔波。

1949年8月，葉劍英提名，讓朱光南下，參加接管廣州的工作。臨行前，朱光特意去見了毛澤東和朱德，毛澤東親手給她寫了一幅題詞：“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團結一起，將南方工作做好，這是我的希望。”

10月14日，廣州解放，朱光跟著部隊進了城，擔任市軍管會委員、市委副書記、副市長，后來又代理市委書記，1954年10月，正式擔任廣州市市長，這一干，就是11年。

可誰能想到，剛解放的廣州，竟是一副爛攤子。街頭到處都是散兵游勇，搶商鋪、偷東西的事情屢見不鮮，特務分子混在人群里，夜里扔炸彈、打黑槍，公安局每天收到的報案，堆得像小山一樣，光搶劫殺人案，一天就有46起。

朱光沒有退縮，他攥緊鋼筆，在報表上寫了兩個字——“實干”。他帶著工作組，跑遍了廣州的大街小巷，白天找地下黨員和工會骨干開會，晚上就蹲在街角，觀察散兵游勇的動向，三天后，就拿出了方案：組織6000多名工人、學生，成立人民糾察隊，每人發一個紅袖章，在街面巡邏；發動7000多戶居民，組成治安小組，守巷子、盤查陌生人。

解放軍和公安部隊分片包抄，糾察隊配合堵截，不到半個月，街頭的散兵游勇就少了大半，特務分子也不敢輕易露頭。不到三個月，每天的搶劫殺人案，就從46起，降到了個位數，廣州的街頭，漸漸有了煙火氣，挑著擔子賣菜的小販、路燈下納鞋底的婦人，慢慢多了起來。

治安穩定后，朱光又開始解決民生問題。那時候，廣州有很多失業工人，找不到活干，生活困難，他讓人挨家挨戶登記失業人員，把三千多名技術工人，組織起來，成立市政工程隊，修路、修橋、清理珠江邊的淤泥垃圾。他自己也經常往工地上跑，穿著打補丁的衣服，和工人一起扛水泥、搬石頭，手上磨出了厚厚的繭子，一點架子都沒有。

在廣州的11年里，朱光干了很多實事：修建四大人工湖，解決了廣州的水患問題；修建廣州起義烈士陵園、三元里抗英斗爭紀念碑，緬懷革命先烈；為六萬多水上居民，興建住宅區，讓他們告別了“以船為家”的日子，上岸過上了安穩的生活；創辦廣州醫學院、廣州師專，讓更多的廣州孩子，有了讀書的機會。

他依然沒丟自己的文人本色，愛畫梅花，擅長詩詞，1959年，為了慶祝建國十周年和廣州解放十周年，他寫下了50首《廣州好》，董必武、林伯渠看了之后，連連稱贊，說這是“絕妙清詞五十章”。直到現在，廣州越秀公園的大石上，還刻著這些優美的詩句，供游人品讀。

1960年10月，朱光調到北京，擔任國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后來又調到安徽，擔任省委常委、副省長。本以為，他能安安穩穩地，為老百姓多做幾年實事，可沒想到，一場浩劫，即將來臨。

1966年，文革開始了。朱光被揪了出來，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像潮水一樣涌來——對抗文化大革命、死保李葆華、叛徒、特務，一個個罪名，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可他依然是那副硬骨頭，仗義執言，為安徽省委書記李葆華說話，結果，自己也被卷入了這場浩劫，批斗會一場接著一場。

1966年11月，朱光患上了腦血栓，只能回北京治療，1967年2月，病情稍微好轉，他回到安徽，可等待他的，卻是囚禁。1968年初，北京的家被反復查抄，妻子被抓，兒子被毒打，一連串的打擊，徹底壓垮了這位老人。

有一次批斗會上，朱光當場暈倒，身體越來越差。1969年3月9日，在安徽合肥一間關押老干部的斗室里，朱光永遠地離開了我們，終年63歲。他是第一個，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的前任廣州市市長。

直到1978年，冤案才得以昭雪。這年8月8日，中共安徽省委決定，推翻強加給朱光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9月23日，合肥舉行了追悼大會，鄧小平、李先念、陳云、廖承志、王震、徐向前等人，都送了花圈，發了唁電，緬懷這位忠誠的革命者；9月29日，朱光的骨灰，被移至廣州銀河公墓安放，回到了他曾經奮斗過11年的城市，回到了他深愛的人民身邊。

那天，很多廣州老百姓，自發地來到銀河公墓，為他送行。有當年一起刻貨幣的老戰友，有被他安置就業的工人，還有牽著孩子的大媽——那孩子上學的教室，就是朱光帶著人，用舊倉庫改的。悼念他的挽聯，是市民自己寫的，字不工整，卻透著滿滿的真心：“為國為民革命功勛留史冊，全心全意光榮事業在人間。”

如今，越秀公園的“廣州好”石刻，依然清晰可見，游人來來往往，摸著那些娟秀的字跡，或許很少有人知道，寫字的人，曾戴著鐐銬走過雪山草地，曾蹲在街頭查過治安，曾和工人一起扛過水泥，曾為了老百姓的生計，熬了無數個通宵。

有人說，他是文人，寫下了流傳千古的詩句；有人說，他是戰士，戴著鐐銬堅守信仰；有人說，他是父母官，實干為民，鞠躬盡瘁。可在我看來，朱光就是朱光，一個敢說敢做、堅守信仰、真性情、有擔當的中國人。

他的一生，起起落落，從才子到囚徒，從戰士到市長，戴過鐐銬，受過酷刑，遭過冤屈，可他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的信仰，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是為了誰而奮斗。那副戴了三年多的鐐銬，鎖住了他的雙腳，卻鎖不住他的靈魂；那些強加在他身上的罪名，玷污了他的名聲，卻抹不去他的功績。

歷史不該忘記，那些在黑暗中堅守光明的人；我們不該忘記，那些為了信仰，拼盡全力的人。朱光的故事，或許不像其他革命先烈那樣，家喻戶曉，可他的精神，卻永遠值得我們銘記——信仰不是口號，而是絕境中的堅守，是為民中的實干，是無論經歷多少苦難，都始終挺直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