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AI時代,人類不需要“拒絕技術”,但需要“用文化引導技術”;不需要“恐懼未來”,但需要“用文化定義未來”,優秀文化是人類安身立命的“精神燈塔”。因此,重視文化的引導功能,以文化養心志、育情操,為人類重建心靈秩序、夯實生存根基、守護精神家園,這既是應對AI時代生存發展的必然選擇,又是人類文明存續的內在要求。
原文 :《文化養心志育情操:AI時代人類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
作者 |鄭州大學哲學學院特聘教授 酈平
圖片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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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實“安身”的生存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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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時代“身的不安”源于生存價值的迷失,而文化能通過培育堅韌之志、明確價值之志、重塑群體之志,為人類夯實生存根基。
首先,培育“堅韌之志”,應對生存壓力。中國傳統文化中,“志”始終是核心范疇:墨子強調“志不強者智不達”,將意志視為智慧的前提;孔子提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將“志”視為精神獨立的象征;王陽明主張“立志、集義”,將“志”的凝聚(內省、察識)與擴充(發用、涵養)視為成德成人的根本。這些理念能在AI時代轉化為應對風險的力量,當個體面臨失業時,“志”能驅動其學習新技能,投身AI無法替代的領域(如人文關懷、創造性工作)。文化育志的核心,是通過歷史上“逆境成才”案例、“紅色文化”實踐等,激發個體在危機中的堅強意志,主動尋找“安身”的新路徑。
其次,明確“價值之志”,重建身份認同。AI替代帶來的不僅是失業,更是“身份認同”的消解。當個體無法通過工作確認“我是誰”,便會陷入價值迷失。而文化能通過明確“價值之志”,幫助個體重建身份認同。儒家“志于道”,將“志”與“仁道”結合;墨家“志于兼愛”,將“志”與“利他”結合;道家“志于自然”,將“志”與“順應”生命本真結合。這些“價值之志”能為 AI 時代的個體提供新的身份定位。比如,參與非遺傳承,成為“傳統文化的守護者”;投身社區志愿服務,成為“社會關懷的踐行者”。文化育志的關鍵是讓個體的“志”與“文明存續”結合。當自身價值與文化傳承、人類福祉關聯,個體便不會因AI替代而迷失,而是找到“安身”的更高價值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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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重塑“群體之志”,凝聚生存合力。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共同體意識”尤為突出: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個體之志融入集體之志;墨家“尚同”,主張“上下同義”以凝聚群體目標;法家“法治”,強調“舉國一致”以形成集體行動。這些理念能轉化為AI時代“全球共治”的動力。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傳播,個體能意識到AI風險是“人類共同的隱患”,形成“共擔風險、共享方案”的共識;通過文明對話,人類能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凝聚“守護文明”的共同意志。這種“群體之志”的強化,讓人類在生存危機中不再各自為戰,以集體合力夯實“安身”的社會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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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回“精神無處棲居”的意義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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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操”是人類安身立命的靈魂,因為“精氣神”作為人生三寶,其穩定狀態與情操息息相關。情緒擾動容易破壞“精氣神”的平衡,如“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正點明精神安定需以情操涵養為基礎。AI時代“精神不安”的根源恰在于意義家園根基被動搖,致使情操失守。而文化的核心功能便在于通過培育道德情操、審美情操、價值情操,幫助人類重新找回精神棲居之所。
一是培育道德情操,重申人類主體性。中國傳統倫理文化是培育道德情操的重要資源:無論是儒家“仁學”主張“仁者愛人”,墨家“兼愛”主張“愛無差等”,還是道家“貴生”主張“尊重生命”,通過這些倫理理念,人類能在AI時代重申并確認“我是有道德意愿的主體”,而非“被AI支配的客體”。道德情操的培育讓人類在技術的“工具理性”中不喪失“價值理性”,持守其精神家園。
二是培養審美情操,守護生命意義。審美不僅是感官體驗,更是對生命價值的感悟。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審美情操”始終與生命意義緊密關聯:書法的“氣韻生動”是對生命活力的贊美;國畫的“意境深遠”是對生命境界的追求;古典詩詞的“情景交融”是對生命情感的表達。如欣賞《蘭亭序》,個體能體會王羲之“死生亦大矣”的生命思考;聆聽《二泉映月》,個體能感受到盡管身陷困境阿炳依然秉持“對生命的熱愛”。這些審美體驗能幫助人類在AI時代的“意義虛無”中找到“美”的精神寄托,守護“生命有意義”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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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涵養價值情操,踐行“人機共在”觀念。AI時代的終極挑戰是確立和諧的人機關系,既不拒絕技術進步,又不被技術支配。中國文化中“各美其美、和合共生”的價值情操尤為契合這一需求。儒家“萬物一體”可延伸為“人、AI、自然”的和諧共生;道家“道法自然”可延伸為“順應技術規律但不被技術支配”;墨家“尚賢”可延伸為“發揮人的優勢、利用AI的優勢”。
文化育情操的關鍵是讓人類找到“自身定位”:人類是“價值的創造者”,AI是“工具的提供者”;人類負責“意義的建構”,AI負責“效率的提升”。正如劉孝廷所言,AI取代大量物質勞動使人類擁有更多空閑時間,若不重視精神實踐(如文化自修和群修),易引發精神疾患。人類獨有的精神追求、宇宙意識等,是AI難以復制的價值情操。AI教育輔助中,教師的“價值引導”(培養理想信念)是精神實踐的具象化;AI科研輔助中,科學家的“創新理念”(探索未知、造福人類)是人類超越工具理性的體現。這些以精神實踐為核心的價值情操,能讓人類在AI時代的“精神迷失”中守住主體性,找到“人機共在”的意義家園。
概言之,在AI時代,人類不需要“拒絕技術”,但需要“用文化引導技術”;不需要“恐懼未來”,但需要“用文化定義未來”,優秀文化是人類安身立命的“精神燈塔”。以文化養心志、育情操,能為心靈重建秩序,讓“心”不再焦慮;能為生存夯實根基,讓“身”不再迷失;能為精神守護意義,讓“精神”不再崩塌。正如本吉奧所言,“防范AI失控需要類似核武器監管的國際條約”,而文化便是這種條約的“精神內核”,惟有全人類凝聚“尊重生命、守護文明”的文化共識,才能真正實現“人機共在、協同發展”,為民族復興與世界和平凝聚強大的精神力量。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7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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