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祭英烈：策劃1.7萬人當紅軍任軍團領導，犧牲后妻兒結局如何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起初在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時，力量是比較弱小，當時，中央蘇區紅一方面軍的主力紅軍只有3萬余人，武器裝備比較簡單，面對的卻是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圍剿”，即使是如此艱苦卓絕的環境，卻有一支有較強戰斗力的國民黨正規軍大部隊1.7萬余人在戰場上起義，攜帶武器2萬多件，投向紅軍的行動，使蘇區的主力紅軍由3萬余人猛增至5萬人，壯大了紅軍力量，增強了紅軍戰斗力，促進了中央蘇區的鞏固和發展。這次戰場起義由于發生在江西寧都，故史稱"寧都起義”。

成功策劃寧都起義的有一位重要人物，那便是曾經在這支部隊擔任過政治部副部長，該軍中享有崇高政治聲譽與威望的劉伯堅。

劉伯堅，1895年1月9日出生于四川巴中市龍崗寺(今屬平昌縣)一個小商販家庭，他聰明好學，童年時就讀于金斗寨高等小學，靠家中借貸到巴中縣上中學，后又考入萬縣的川東師范、成都的高等師范學堂。1920年6月前往法國勤工儉學并入黨，隨后赴莫斯科，入東方勞動者大學學習。

五原誓師劉伯堅與馮玉祥在講臺上 1926年春，馮玉祥因自己率領的西北軍失敗，到蘇聯“考察”并求援，劉伯堅參加接待。馮玉祥表示要學習蘇軍的政治工作經驗，并邀請劉伯堅回國任國民聯軍的政治部副部長。劉伯堅到西北軍后，同上層人物建立了很好的統戰關系，還積極用革命思想改造這支從軍閥陣營中分裂出的部隊，西北軍中老一點的官兵，很多人都認識劉伯堅，他與一些中高層軍官建立了良好的關系。

1930年，劉伯堅來到江西中央蘇區工作，先后任軍委秘書長、紅軍黨校政治部主任。此時，蔣介石將中原大戰中被他打敗收編的西北軍主力26路軍調到江西“剿共”，并由中央軍在后面督戰。這種“一石兩鳥”的毒計激起西北軍官兵極大憤慨。此時，組織派劉伯堅主持策反工作。

劉伯堅憑借在這支部隊中的崇高威望，做了大量的工作，1931年12月14日晚上，黑漆漆的夜晚，天上下著蒙蒙的細雨，平靜的夜幕掩蓋著極不平靜的場面。時針指向晚上10點，一聲清脆的槍聲劃破了夜空，宣告起義開始。各起義部隊按預定目標一起行動，槍聲、炮聲、喊殺聲響徹寧都城。清晨6點，戰斗全部結束，26路軍1.7萬余人，攜帶的武器2萬多件，集體加入紅軍。

隨后，寧都起義這支部隊改編為紅五軍團，劉伯堅擔任了紅五軍軍團政治部主任，為整頓、改造這支部隊嘔心瀝血。他在軍團內以政治部的名義創辦了《猛進》報、猛進劇團，舉辦文化娛樂訓練班，并在連隊建立軍人俱樂部等，宣傳革命理論，傳播先進思想。紅五軍團經過短期的整訓、改造，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反“圍剿”斗爭之中，為保衛中央蘇區作出了重大貢獻。

紅五軍團成長為紅一方面軍的一支雄師鐵軍，在后來的贛州戰役、漳州戰役以及中央蘇區第四、五次反“圍剿”等歷次戰斗中都屢立戰功，以勇猛頑強、善打硬仗惡仗著稱。特別是在紅軍長征途中，紅五軍團的行軍序列一直在最后，主要負責抗擊敵軍追兵，掩護紅軍主力北上。一路上，紅五軍團以頑強的阻擊和悲壯的犧牲為自己贏得了聲譽，“鐵流后衛”成為紅五軍團的另一稱呼。

1934年8月，劉伯堅調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駐在于都。這一年的10月，由于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主力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當時，劉伯堅接到上面的通知奉命留守贛南，在中央蘇區堅持敵后游擊戰爭。他向上級領導提出申請，希望跟隨大部隊參加長征，然而，被當時的領導人拒絕了。

盡管上級拒絕他參加長征，但劉伯堅并不灰心，更加投入地工作，在紅軍出發的日子里，劉伯堅不分白天黑夜，戰斗在于都河畔，指揮戰士架設渡橋，以便部隊順利通過于都河。1934年10月17日晚，月光皎潔的于都河畔，紅軍踏上浮橋，開始大轉移，在河邊，劉伯堅深情地與戰友依依惜別，互道珍重。

后來，紅軍高級將領在回憶這次與劉伯堅于都送別的情景時，賦詩一首：紅軍抗日事長征，夜渡于都濺濺鳴。梁上伯堅來擊筑，荊卿豪氣漸離情。

紅軍主力長征后，敵人20多萬重兵把留守蘇區的3萬紅軍壓縮到贛南一隅，由于敵我力量懸殊，根據地迅速縮小，環境日趨險惡，紅軍留守部隊屢遭嚴重損失。到1934年11月，寧都、瑞金、于都、會昌在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里相繼失守，同時，敵人采取堡壘封鎖政策將蘇區分割為許多小塊，企圖將留下的紅軍包圍在狹小地區，然后分區“清剿”。

1935年3月，劉伯堅等率省委、省蘇、軍區獨立六團以及中央工農劇社、紅色中華報社的工作人員二千余人，開始向油山突圍，他在塘村附近鴨婆坑山上，指揮部隊突圍。在戰斗中，劉伯堅為掩護戰士，不幸左腿受了重傷，失去行動能力，最終落入了敵人的魔掌。

起初，劉伯堅被關押在塘村，第二天被轉押到信豐（原登賢縣）粵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部，隨后被押往粵軍第一軍軍部所在地大余，關押在大余縣監獄。11日，移囚“綏靖公署”候審室。從監獄到候審室，相距不過數百米，但敵人想從精神上瓦解劉伯堅的斗志，又企圖在群眾中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特意給劉伯堅釘上沉重的腳鐐和手銬，從監獄后門出去，押經大余縣城最熱鬧的青菜街（現建國街）。面對眾鄉親，劉伯堅大義凜然、氣宇軒昂地吟誦他的著名詩篇《帶鐐行》。

劉伯堅臨刑前，給妻子寫了絕命書：“你不要傷心，望你無論如何要為革命努力，不要脫離戰線，并要用盡一切的力量教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事業。我葬在大庾梅關附近。十二時快到了，就要上殺場，不能再寫了，致以最后革命的敬禮。”劉伯堅最惦記三個寄養在老鄉家里的兒子，希望妻子把他們撫養成人。可是劉伯堅哪里知道，妻子王叔振也已經犧牲了，年僅29歲。

劉伯堅妻子王叔振，1906年出生于陜西三原，1920年進入西安女子師范學校學習。1927年在國民軍聯軍總政治部任職，同年入黨，她是西安有名的才女，又是早期黨員，所以引起劉伯堅的注意，結成革命伴侶。大革命失敗后她曾在上海濟難會工作，后到中央革命根據地，曾任蘇區中央局秘書科長，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根據地堅持斗爭，他們婚后生育有三個兒子，取名虎生、豹生、熊生。

長子劉虎生，1928年出生，西安事變發生后，被組織接到延安，1948年赴蘇學習，1955年從莫斯科包曼高等工業學院(莫斯科機械學院)畢業后回國。他生前先后在陜西、山西、北京某廠、國家機械委、國家經委、中國華聯汽車公司擔任過工程師、總工藝師、總工程師、廠長、科技局局長、董事長等職務。在我國基礎工業、軍事工業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此，國家在1956年授予他全國勞模、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等光榮稱號，2002年病逝。

次子劉豹生，1929年出生。中央紅軍長征時，被寄養在江西一戶貧民郭濺姑家，為掩人耳目，改名鄒發生。建國后被組織接到北京。1953年考入北京101中學，高中時入黨，后考入解放軍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后被分配到航空工業某研究所，后來評上高級工程師。退休后還曾參加上海市長寧區關心下一代協會。

小兒子劉熊生，1931年3月出生。母親把出生四個月的熊生寄養在福建連城芷溪村黃家，在1965年，王叔振留給黃家的契約被發現，熊生才知道自己身世。在戰爭時期，為了保護熊生，黃家男主人犧牲了，為了讓熊生能夠上學讀書，黃家賣掉了自己的親生骨肉。熊生在知道這一切后，再也沒有離開過哺育他的土地，他要報答養育之恩。他當了整整一輩子的山村農民，于2001年去世。

1979年，劉伯堅三個兒子虎生、豹生、熊生第一次團聚在父親犧牲的地方大庾金蓮山，年近半百的三兄弟一見面就抱頭痛哭，這哭聲飽含著對烈士父母的無盡思念。同時，也告訴后人，烈士的鮮血沒有白流，紅軍取得了最終的勝利，烈士的后代個個事業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