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資金將耗盡，193國收到搬遷通知，中方已提交申請

這是一封發往全球193個國家的“加急求救信”。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他向所有會員國發出了一份措辭嚴厲且充滿緊迫感的公函。

信中的核心信息只有一個：聯合國的現金流即將斷裂，如果再沒有資金注入，這個龐大的國際機器將在今年7月前徹底停擺。

這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往年的“哭窮”例行公事。

這一次，狼真的來了。

就在安東尼奧·古特雷斯發出警告的同時，一場悄無聲息卻驚心動魄的“大撤退”正在上演。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已經正式啟動搬遷程序，近400個核心崗位將從紐約總部連夜打包，遷往歐洲。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紙申請書遞到了安東尼奧·古特雷斯的案頭——中國正式推薦福建廈門，作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協定秘書處的辦公地。

聯合國缺錢，這在國際外交圈早已不是秘密，但缺到需要“變賣家當”甚至“舉家搬遷”的地步，還是頭一遭。

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到那張觸目驚心的賬單上。

根據聯合國預算委員會最新公布的數據，截至2026年1月，作為聯合國最大單一資助國的美國，累計拖欠聯合國的款項已高達14億美元。

更令人咋舌的是，僅2026年本年度應繳納的會費中，美國又有7.67億美元處于“拒絕支付”或“無限期拖延”的狀態。

14億美元是什么概念？

對于年軍費開支超過8000億美元的美國來說，這筆錢不過是九牛一毛，甚至不夠造半艘核潛艇。但對于聯合國而言，這是救命錢。

美國長期以來玩弄著一套精明的“老賴哲學”。

美國政府非常清楚聯合國憲章第19條的規定：如果一個成員國拖欠的會費數額等于或超過前兩年應繳會費之和，將喪失在大會的投票權。

于是，美國總是精準地把欠款控制在“被取消投票權”的紅線邊緣，既賴了賬，又保住了話語權。

這種把國際公約當成商業合同來鉆空子的行為，讓古特雷斯束手無策。

辦公大樓里的打印紙開始限量供應，加班費全面停發，甚至連一些針對非洲貧困兒童的救助項目和全球洪澇災害的緊急應對計劃都被迫按下了暫停鍵。

在這個背景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決定不再坐以待斃。

算一筆經濟賬，波恩和馬德里的運營成本比紐約低了近三成。

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頓，維持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運轉，每一秒都在燒錢。

更重要的是，歐洲國家對多邊主義的支持遠比現在的華盛頓要靠譜得多。

德國和西班牙不僅承諾提供辦公場地，還愿意分擔部分運營費用。

這種搬遷其實釋放了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聯合國正在被迫進行“去中心化”。

如今，核心機構開始外遷，意味著這個機構對“房東”美國的信任度已經降至冰點。

既然房東不僅不修繕房屋，還天天堵著門要特權卻不交房租，租客們選擇另覓新居也就成了必然。

就在西方世界為聯合國的賬單吵得不可開交時，東方的中國卻在默默做著“加法”。

2026年1月，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致函古特雷斯，正式提出申請，希望將《公海條約》秘書處落戶中國福建廈門。

很多人可能低估了這個機構的分量。

BBNJ協定管轄的是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區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公海”。

這片區域占了地球海洋面積的70%以上。

誰掌握了BBNJ秘書處，誰就在未來全球公海資源的開發規則制定、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以及深?；蛸Y源利益分配上，擁有了極其重要的平臺支撐和話語權。

這一先例證明了中國承接國際頂級機構的能力。

廈門擁有全球領先的港口物流體系，是連接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重要節點。

更硬核的底氣來自于技術——中國“奮斗者”號深潛器團隊及其背后的海洋科研力量，能夠為BBNJ秘書處提供無可比擬的技術支撐。

在公海治理上，光有規則不行，還得有深海探測、生物取樣、環境監測的硬實力，這恰恰是中國的強項。

與美國的“賴賬”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聯合國會費繳納上始終保持著“全優”記錄。

不僅按時足額繳納，還主動設立了多個信托基金，支持發展中國家的能力建設。

對于正處于“財政恐慌”中的聯合國來說，把新機構放在一個財政穩健、政策連貫且對多邊主義高度認同的國家，無疑是最安全的選擇。

聯合國駐華機構數量年均20%的增長率也印證了這一趨勢。

中國正在逐漸成為繼紐約、日內瓦之后的第三個國際組織聚集高地。

這并非中國要另起爐灶，而是在現有體系瀕臨崩潰時，中國主動站出來充當了“承重墻”。

古特雷斯面臨的困境，本質上是舊有的治理結構與新的地緣政治現實不匹配造成的。

當這個大國決定“擺爛”時，整個系統就癱瘓了。

美國利用“協商一致”的預算審批原則，對不符合其利益的決議進行阻撓，導致預算無法通過，這種“一票否決”的財政霸權，讓其他192個會員國深受其害。

中方多次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要完善會費繳納約束機制，加大對賴賬國家的處罰力度，不能讓違約者毫無代價。

同時，中國也主張合理分配預算，削減那些為了迎合西方意識形態而設立的冗余行政開支，把有限的錢用到刀刃上，比如難民救助、氣候變化應對和海洋保護。

既然紐約養不起、管不好，那就讓有能力、有意愿的國家來承擔。

這不叫搶班奪權，這叫責任分擔。

從2026年這個時間節點望去，7月的“財政懸崖”就在眼前。

如果屆時資金真的耗盡，國際維和部隊可能被迫撤離沖突區，數百萬依賴聯合國糧食計劃署生存的難民將面臨斷糧。

安東尼奧·古特雷斯的求救信，也許能暫時喚醒一些國家的良知，或者迫使美國在最后關頭擠出一點“牙膏”來避免崩盤。

但長遠來看，物理空間的搬遷和機構職能的轉移已成定局。

UNDP去歐洲，BBNJ來中國，這不僅是地理位置的變遷，更是全球治理重心從“單極”向“多極”流動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