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家訪談錄 | 何勤華：我提倡坐冷板凳，但不苛求每個學人都一定要做到

編者按

《中國法學家訪談錄》（十卷本）系何勤華教授主持的當代法學史研究項目，也是目前國內出版的最大規模的法學人物訪談實錄。本項目得到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史國家重點學科項目支持，從2007年項目啟動到全部出版歷時八年，采訪當代法學名家五百余人，全面勾畫了當代法學學者的人生歷程和時代風貌。

何勤華

何勤華,華東政法大學功勛教授,涉外法治研究院首席專家,法律文明史研究院院長,上海市文史館館員。曾任華東政法大學校長（1999-2015），兼任中國法學會常務理事、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會長、中華司法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20世紀日本法學》《西方法學史》《中國法學史》等。

一名嚴格而又和善的修行者，他常常說，法學是一門古老而又博大精深的學問，需要一大批學者為此獻身。他是一位淡泊寧靜之人，坐得“冷板凳”，守住“象牙塔”，遠離塵世喧囂，在歷史的塵埃中尋找思想的光芒，也擦拭自己的心靈。作為外國法制史學科的傳承者與開拓者，辛勤耕耘，碩果累累，也得到了學界的認可。1999年，何勤華從林榕年教授手里接任了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會長職務，也就在這一年，他被評為第二屆“中國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學家”，同樣也在這一年，他執掌華東政法大學帥印，擔任校長職務至去年。

2011年的陽春三月，記者有幸在華東政法大學位于上海市長寧區的校園里與何校長面對面，進行了一次長達兩小時的專訪……

記者

在讀大學之前，您已經工作了嗎？

何勤華

是的，我已經工作了。我是1955年出生的人，1977年參加高考的時候已經22歲，這個年齡在今天應該是大學畢業了。高考之前在農村工作、勞動已有6年半，相對于現在正常的高考制度下的你們而言，我確實是被浪費了一些時間。

不過，當時我在鄉政府的機關工作了三年，擔任鄉團委書記，算是機關的工作人員。

記者

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您是怎么想的呢？

青年時代的何勤華老師

何勤華

其實那時的農村，信息來源相對單一，不像今天這樣充分，只能說是知道一些大致的概況。

直到1976年以后，我們才開始意識到國家在各方面的情況都可能有重大變化，后來相繼得知鄧小平同志即將復出主持工作，教育部在1977年夏天連續召開會議討論恢復高考的事宜，我們的內心其實已經在歡騰了，特別是后來我們鄉一級政府機關接到了上級通知，開始鼓勵鄉里的青年踴躍報考、參與招生，大家的心里才真正為十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而振奮不已。

于是我們鄉里一些具備相應能力的中學老師也就開始給大家辦輔導班，我作為團委書記和大家一起開始復習。當然了，我參加復習的次數不多，畢竟我們幾個青年干部都有自己負責的日常工作，一般是白天勞動，晚上處理行政事務（團委的工作）。到了1977年9月份看著了正式的報名文件，10月份我們報名、12月11日和12日參加考試，這個時間間隔里還進行了體檢、政審等工作，很緊張，情況大致如此吧！

記者

那老師您就是在上海參加高考的么？

何勤華老師1977年高考的準考證

何勤華

那一年上海考點很多，我們參加考試的地方今天屬于浦東新區，當時是上海市川沙縣。我記得考試科目有語文、數學、政治、史地，1977年不考外語，1978年的外語考試也沒有計入總分。1977年時高考科目里的古文也沒有計入總分，我當時考完以后就覺得自己的數學考得比較差，特別有一道題目印象深刻——求一個六角螺帽的表面積，這對我來說太難了，所以我對自己數學成績的預計是三四十分，不過政治和語文我感覺非常好，語文我甚至給自己打滿分，后來的成績公布出來，也就和我的自評差不多，呵呵……

記者

您是在北大讀的本科，當時為什么要讀北大呢？您一開始選擇的專業就是法律嗎？

何勤華

這個說來話長了，我們那時參加報名四五百人，最后考的沒有那么多，因為有人放棄、有人另擇出路，至于我呢，因為搞團委工作，我們鄉的團委工作成績一直是縣里的前三名，所以大家都看好我的干部前景，在家庭內，我的父母、親人也都期望我繼續走干部之路，故此，我在填報志愿的時候就選擇了復旦大學的哲學系、中文系，還有華東師大的中文系，心想——此二者若不錄取，則繼續工作，因為我想讀好大學。

北大是后來追加的，上海市起初并沒有北大法律系的招生，結果當北大追加招生名額后，錄取工作反而先于復旦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就把我們的材料拿過去了，當年也沒有征求考生意見這么一說，雖然當時內心對于法律專業一片茫然，因為十年文革中我們就沒有接觸過法律，但在接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對于能夠上北京大學這樣的學府，欣喜之情自然不用說了。

錄取的時候還有插曲，當年北大在上海的招生工作雖然先結束，但卻沒有在第一批公布，而是第二批公布名單，尤其是當年整個招生工作的程序時間之緊、事項之繁，搞得我們考生也非常緊張，特別是我因為身體素質欠佳，又常年在農村從事體力勞動，擔心會因為一些非考試因素而落榜。到了公布錄取結果的時候，鄉里通過廣播站的高音喇叭向在工地上勞動的我們傳達，在第一天的20多個錄取名單中，沒有我。結果當晚回家，我輾轉反側，多少還是有些失落的，心里不是滋味，總覺得忙活了幾個月卻沒有得到期待中的結果，很難受，盡管此前已經做好了落榜的準備。

第二天，我越想越不踏實，就打電話找到一個一起參加復習的教育系統的參考人員打聽情況，她當時安慰我說，錄取名額很多，你肯定會在陸續公布的人員里面的，叫我耐心等待。到了第三天早上，她告訴我，“你已經被錄取了，而且結果出乎意料，你自己絕對想不到是被哪所大學錄取的，這個成績超出我們的想象”。于是我很忐忑地問她，到底是那所大學錄取了我，復旦還是華師大？她說都不是，你被北京大學錄取了，下午的廣播里你應該就會聽到此通知。

盡管如此，我心里還是沒底，因為我還不敢相信會被北大錄取，直到當天下午，從廣播里真真切切地聽到這個消息之后，心里的石頭才落了地。曾有報章說我當時欣喜若狂，扔掉手里的鐵鍬就一路狂奔。其實這是文學加工的成分，實際上我在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內心反而是平靜的，當時我們都還在挖河泥的工地上勞動，上午聽到消息后，下午繼續勞動了半天，將分配給自己的挖泥任務完成后才回家。

得到錄取結果是2月初的事，而2月28日就馬上要去北京報到，時間已經很緊迫。作為專職的團委書記，我在一周內將應該做的工作都做完，辦理好了與接替工作的同志的交接，又接受了縣里領導的祝賀，因為我是縣里唯一上北大文科的考生，可以說是給縣里增光添彩了。還有同鄉里一起考上的年輕人聚餐以及和家里親戚們告別吃飯等一大通事兒，忙完后，到2月26日才乘火車北上。

28日凌晨3點多抵京，一出火車站，就看到了北大的新生接待站點，于是緊鑼密鼓地乘車、入校、辦手續，那時候精神也好，根本不覺得累，還和各地來的同學互相認識了一下，我們77級法律系人少，就一個班，83個人。總之呢，那一天我是特別地激動、振奮。

“恰同學少年，意氣風發”

記者

您記憶中的北大法律系，感覺如何？大學時代印象最深的是哪位老師呢？

何勤華

北大法律系當時規模很小，僅大于圖書館系；師資力量偏弱，當時的北大大師級人物都在文史哲三大系；地位偏低，專業排序叨陪末座。盡管如此，法律系還是給我們配備了最強的教師陣容，譬如說法理學有孫國華、沈宗靈、羅玉中，中國法制史有肖永清、蒲堅，中國法律思想史有張國華、饒鑫賢，外國法制史有由嶸，憲法與行政法有龔祥瑞、魏定仁，民法有李志敏、朱啟超、王德意，刑法有甘雨沛、楊敦先、張文、劉守芬，國際法有魏敏、羅祥文等。

說到印象深刻，我在回憶錄里提到過李志敏老師，他講課的時候并不十分生動，也不是那么很有吸引力，但是他功底深厚、見解獨特，因為李老師是用自己在比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上的成果來講授給我們的，他講起婚姻家庭法來確實是博古通今、學達中外。

龔祥瑞老師與77級學生的合影

何勤華

另外還有教授我們比較憲法和比較行政法的龔祥瑞老師，與李老師相反，他的授課風格就很放得開，膽子大，他的觀點就是要在中國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加大對公民權利的保障，這在當時是振聾發聵的，因為我們學習憲法的時候實行的還是1978年《憲法》，還在一味強調公民的義務，1982年《憲法》是在我們已經畢業后才頒行的，所以龔老師的觀點對我們來說是顛覆性的，他反復強調——“憲法的作用一是限制國家權力，二是保障公民權利”，當時很多同學非常崇拜他。

還有一種類型的老師，如刑法學的老師楊敦先，他的板書特別規范、講稿非常系統，就從最初入門的每一個問題講起，無論大小，無一遺漏，既不像李老師那樣詳略分明，也不像龔老師那般激情四溢，而且他上刑法課的時候刑法尚未頒布，所以我們聽起來特別細致，筆記也記得很完整。

第四個類型就是沈宗靈老師了，開選修課，他教的是西方法律哲學，授課特點是善于講述法學家生平事跡和名著，講格勞秀斯和《戰爭與和平法》，講社會法學派、功利主義法學派、分析法學派，把我們帶入世界級大師們的世界里去，領悟名著名家的思想精髓。

當然，像甘雨沛老師這樣的傳統型知識分子也是有的，他治學精深，把學問做得很透，但苦于不善言辭、節奏拖沓，講課效果就不如以上四位，因而選修他課的學生不是很多。但我在聽他課時，和他課下交流比較多，這種私底下的交流會得到很多知識。那時學習的情況基本上就是這樣。

記者

同學之間呢？

何勤華

這個問題我在回憶錄《北大法律系77級——我們永遠的精神家園》（《法制日報》2008年底至2009年春天連載）一文中都提到過，就像上一個問題一樣，印象深的不是一兩個人，而是很多，可能是因為只有一個班，同學交往多，感情特別深吧。

北大77級合影

何勤華

現在特別再提起兩位我的宿舍舍友，一位是武樹臣——2008年北京奧運會組委會法律部的主任，在中法史和傳統文化研究領域造詣很深，他年長我幾歲，我們推心置腹，無話不談，由于他在入學時已經結婚，所以常常告訴我夫妻的相處之道；另一位老大哥何山，曾就職于全國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現在已經退休），也是婚姻法的專家。那時候他酷愛攝影，幸虧有他在，我們當年的生活片段才得以大量的保存，成為我們珍藏記憶、懷念友情的載體。

記者

我們常說“父母是每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師”，在您的記憶中，父母對您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呢？

何勤華

我的父親常年在外地山區工作，生活非常苦，對家庭的照顧也比較少。他本來是上海一家煙廠的工會主席，在1960年需要下放一部分工廠的工人去農村，我父親是工會主席，又是共產黨員，領導讓他帶頭，他就響應國家號召，離開上海的工廠回到了農村老家，原川沙縣王港鄉（現為浦東新區唐鎮鎮），從一名工人成為一個農民。過了兩年，因實在無法適應農村的生產和生活（我父親從小就出去到工廠當學徒，不會干農活），就又支邊到青海、四川，長期在山溝溝里的軍工企業工作。印象之中就是一個老實巴交的人，不會鉆營，不懂怎么拉關系要好處，更無法從外地調回上海。所以，我們姐弟三人幾乎就是母親一個人帶大的，如果沒有她的言傳身教，就不會有我們今天的成績。

我還記得，大概是在讀小學的時候，有一陣子為了掙點錢補貼家用，母親帶著姐姐和我，跟隨村里的其他人半夜起來，走了幾十里路到東海海邊的蘆葦蕩，采摘新鮮的蘆葉。然后，背著蘆葉再走上幾十里路，到金橋鎮上賣給城里人包粽子。再匆匆走十幾里路趕回家里，我們去上學，母親再下田勞動，那時的生活真是又苦又累又窮。盡管在當時的農村里，我們姐弟三人的身體均比較羸弱，但是母親這種農村婦女吃苦耐勞的精神，教育我們懂得了一個最簡單的道理——要生活，就要勞動；只有付出，才會有收獲；只有勤勞地工作，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我的母親作為一名中國農村婦女，是一個極其普通的人，一輩子生活得非常平凡。從來沒有進過電臺和電視臺，也沒有在報紙上留下過片言只語。除了子女親戚、周圍的鄰居以及平時在一起勞動的鄉親之外，再也沒有人知道她的存在，就如同路邊的一棵小草一樣。但母親卻是一個熱心腸的人，一個勤勞的人，一個堅強的人，一個值得我們驕傲的人。

記者

老師的回憶很深情，也讓我們很感動。似乎明白了您幾十年耕耘學術的源泉所在。記得學界對您有這樣的評價——“一位學人，在上海的繁華之地，在蘇州河岸華東政法大學的清修之所，苦心詣旨，把法學大科目中原本不受重視的法史學做成今日顯學，千般辛苦，萬分不易”，故而我想問老師，您對法史的興趣是在什么時候產生的呢？

何勤華

我剛到北大的時候，因為一開始是法學的門外漢，對什么都充滿興趣，想把什么都學好，正所謂“天不負我，我何以對天；身不饑寒，何不以治學”，那種學習狀態就是不分主次，全面鋪開。之所以后來專注于法史學呢，也算是機緣巧合。

第一個原因是在上大學的時候就有兩位教授法史的好老師，一位是張國華老師，中國法律思想史講得出神入化，精彩異常，可以說是引人入勝；另一位是由嶸先生，外法史的專家，帶領我們步入世界法學的殿堂，穿越時空，縱覽幾千年的法學史。

第二個原因是畢業時的選擇，考研究生成為我真正對法史有興趣的契機。當時我們還是想著畢業了回上海，回到父母親人身邊，而分配上海工作的名額只有一個，和我一起到北京讀書的還有一位崇明的同學，考慮到他在上海已經有自己的家庭，我想到名額應該是優先照顧他的，自己就只能通過考研究生回上海了，當時上海的各所高校只有華東政法學院在招收法學碩士研究生，具體再打聽，得知華政徐軼民老師和王紹棠老師所在專業招生的人數最多，也就是法制史專業。我覺得自己的外語水平還可以，本科畢業論文選題又是羅馬法，是由嶸老師指導的（論文最后被評為“優”），所以就報考了外法史專業。

雖說一開始是因為擇業的彷徨才報考，但在考上后對這個領域的研究興趣卻是一發而不可收，迅速進入了一種“學術重積累，枯坐十年冷”的忘我境界，以至于那時候別人說什么我們的待遇不如普通產業工人之類的話也不當回事，更沒有想到改行、換專業之類的事情，我一門心思地認為——既然選擇了這個方向，就讓它成為我一輩子奮斗的目標吧。

特別是在治學的精神追求上我又曾深受馮友蘭、翦伯贊、郭沫若、顧頡剛等傳統學術大師們的影響，他們這幾位終身都沒有改變過自己的事業選擇，所以我一心認為中國的法制建設總歸是要學習、吸收、借鑒外國的和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的，我要堅定自己在教學、科研戰線上耕耘的信念，再加之后來的學術環境越來越好，國家日益重視，投入也日漸增多，特別是隨著個人發表的成果逐漸增多，得到的社會認可度提高，而華政法史學科又具有前輩老師們創造的優勢條件，因此我們最終能夠脫穎而出。

記者

記：您對您所從事的專業，有什么基本的學術觀點呢？

何勤華

這不是一兩句話就能夠說清楚的，法史學科按國別分類可簡單分為外法史和中法史，按內容分類可分為法律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我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法史研究者應該要能把這幾項內容融會貫通，不能把自己的研究限制的太窄，既然做了法史，就要對這些東西廣泛涉及，然后才重點選擇自己最感興趣的領域。

何勤華老師執教三十余年，辛勤耕耘，學術成果豐碩

何勤華

第二個觀點呢，要善于組合研究，鑒于現在學科的體系越來越大，門類越來越多，而個人的精力有限，我希望老師們術業有專攻——在宏觀知識結構完整，具備了給普通學生授課的能力之前提下，自己再擁有研究專長，可以實現優勢互補，譬如在一個中法史的教研室內，有人搞先秦文獻、有人搞唐律、有人搞明清法律史等等，單獨每一個人都是專家，而組合起來又是研究中法史的最強團隊。外法史也是如此，宏觀和微觀相結合，才能達到最優化的科研力量配置。

另外，關于法史學科的前途問題，我認為它既冷亦熱——法史之冷，在于它離現實生活相對遙遠，對解決眼前問題起不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從事這個研究要坐得冷板凳；法史之熱，在于人類對歷史的熱情永遠不會消褪，畢竟這是追本溯源，關乎自身來龍去脈的問題，這些年的 “國學熱”、“史學熱”，不是正好都說明了這個問題么？

當然，法史學的研究隊伍不可能會像民商法、金融法那樣龐大，也不會讓人們如此的趨之若鶩，但它的魅力是永恒的，需要填補的內容還是很多的，就像我們研究中心，最近十年就相繼填補了國內在古代巴比倫法、日爾曼法、希伯來法等領域的研究空白，這些空白有大有小，還等著我們一個個地去填補，繼而再將我們的研究成果傳授給學生。法制史的定位就是一個基礎學科，是為法科學生、法律人提供基本素養的奠基石，要做到功底扎實、基礎牢靠，以便他們后來更好地學習各部門法、構建自己的法學知識結構，使之更穩固。只要這個作用起到了，那么作為一個法制史的老師，我就覺得很欣慰了。

記者

以您自己為例，您認為中國法史學與其他國家是否存在差距？

何勤華

按照現在的理解，法史學科誕生于19世紀的德國，當時歷史法學派把探討法的起源、法的本質、法的精神的問題從歷史的觀點引向民族，形成了他們自己的特色，其經典語言——“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現已深入人心，從那時起有了法史的研究，并在歐洲擴散，影響美日兩國，然后蔓延到全世界，這是學界的一般觀點。

按照我個人的理解，上溯到羅馬時代就已經有了法史研究的作品，而在20世紀30年代的時候，日本走在世界法史研究的前列，中國相對是落后的，中國歷史上對法律制度進行反思的著作就是歷代的《刑法志》，由《漢書》開辟，到民國的時候，有研究者寫清史還寫過關于清代的《刑法志》。

現代法史學科的概念是從日本傳入中國的，甚至中國法制史本身的學科框架體系也是從外國傳進來的，如淺井虎夫寫的《中國歷代法典編纂沿革考》，他的譯著影響了楊鴻烈（撰寫了《中國法律發達史》和《中國法律思想史》）、梁啟超（編寫了《中國法典編纂史》）、陳顧元、丁元普等人，進而形成了民國時期研究法史的學者團體。

到新中國成立后呢，可以說，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我們大陸的法史研究，無論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與臺灣地區相比都是落后的，差距的主要表現就是當時我們的法史研究方法大量使用“定性”——性質判斷的方法，總是要先定性法律是哪一個階級的法律，量化研究反而做得少了，而日本和臺灣地區則注重史料證明和考據，特別善于運用數據對比的方式來說明古今法律的傳承性，定性化的泛泛之談并不多，力圖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是當時我們與法史研究發達國家或地區之間的差距。

所以日本早在20世紀20、30年代就誕生過仁井田陞、島田正郎、滋賀秀三這樣的法史巨匠，而中國法史學界早期卻沒能出現這樣的大家，說明差距不小，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一是方法的改變，二是資源的有效利用，使得我們的法史研究迅速趕超上來了。我認為我們法史領域現在的科研水平已超過日本和臺灣，更遑論歐美的漢學家了，有兩件事情很能說明問題，一個是1998年張晉藩先生主持編纂的《中國法制通史》（十卷本）的出版，另一個是楊一凡老師的中國珍稀法律史料匯編、考證類書籍出了好幾套。

當然，順便說一句，現在有個別考古科研單位總愛把新發掘的珍貴史料視作單位私有，遲遲不對內容予以公開（影印件），反而讓我們法史學者又有了一些前后掣肘的感覺。借此我也發出自己的聲音——學術是公共的事業，是屬于全中國甚至全人類的事業，我們只是希望得到確切的文獻記錄，文物可以被單獨擁有，但文化應該成為所有學界同仁共享的資源，希望大家早日消弭學術的門派之見，共同為歷史的研究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做最大的學術貢獻。

記者

記：在您的專業中，出現過什么大的爭論嗎？您的觀點如何？

何勤華

法史學界的爭論在新中國建立后倒是出現過幾次，最主要的就是代反復出現的關于“法治與人治”的爭論，70年代末關于法的社會性、階級性、繼承性的大討論，還有法史學界關于方法論的爭論，是“以論帶史”還是“以史帶論”？

我的立場很明確，首先要堅持法治，一些人說什么“法治里面有人治，人治里頭有法治”是偷換概念的說法，“徒法不足以自行”，人肯定是實現法治的要素，什么法都需要人來執行，我們講的法治是以法律作為行為準則的標尺，盡量排除人的隨意性，杜絕拍腦袋的行政模式，不能僭越法律規定；第二，法的階級性也是不容否認的，無論什么國家，何種社會形態，統治階級都是法制的建立者和掌握者。第三，法產生自社會生活中，當然也具有社會性，社會是法的母親。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任何一個新社會形態取代舊的社會之后，都會在前者的法律基礎上重建自己的法律，所以法的繼承性也是客觀存在的。

關于方法論的問題，能把史料和論證結合得天衣無縫固然最好，但多數情況下做不到，我認為史料的比例大一些好，如果史料部分做得好，即便若干年后觀點已經不再被需要，但詳實的歷史資料還是會留下價值，這總比空話連篇的文章價值要大得多吧！

記者

在各種法學研究方法中，您最推崇哪一種呢？

《中國法學史》書影

何勤華

在法史領域，實證的方法我最認同，用證據說明一切。譬如我在《中國法學史》第一卷中論證古代中國是否存在法學這個命題，我就運用了列舉歷朝的法律活動與法律文化表現、法律文獻記載、“法學”一詞在漢字中的起源和流變等多項史料來證明“中國古代確實存在法學”這個觀點。況且我們現在的證明方式更為多元了，過去大多只能依靠傳世歷史文獻記錄，缺乏相對應的考古發現，而歷史文獻就存在著被篡改、記錄不完全、或因年深日久而產生錯誤等不利因素，局限性非常明顯。現在由于國家的重視，大量考古文獻的公布或新被發現，使得我們的論證較之單純依靠傳世文獻要準確得多，當然，各方面的資料運用在研究中都要兼顧，偏執于任何一種都是不可取的，正所謂“孤證不足信”!

記者

作為一校之長，您認為現在法學界的中青年學者，特別是受制于現行學術規范和硬性指標要求的這個群體浮躁嗎？

何勤華

浮躁之心當然是要戒除的，懷著浮躁的心態治學肯定出不了精品。可我們不能忽略每個人具體的生活狀況，現在也不是要求知識分子甘守清貧的年代了，每個人都要為生存而奮斗，年輕人更要談婚論嫁，賺錢養家，功利和浮躁只是承受著生活壓力的表現。

我提倡坐冷板凳，靜下心來嚴謹治學的態度，拿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甚至是傳世之作，但不苛求每個學人都一定要做到，多元社會要求我們處理好這種矛盾，對功利者不要過分譴責，應該有寬容的態度和雅量。將心比心，我們這代人年輕的時候不也盼著多認識幾位名師、能參與好的項目課題、多出成果、早日成名嗎？孤芳自賞式的清高就不要提了。

記者

那您認為現在學術規范執行得好呢，還是不好？

何勤華

首先聲明，我對現在的學術評價體系持保留態度，以現在的全國法科教學科研產生總量來看，就算把所有的法學類雜志、期刊，還有大學學報加在一起，都不可能完全滿足每年發表文章的硬指標要求，且不論老師們感受如何，好多學生就已經被發論文的硬指標壓得喘不過氣，尤其是現在社會風氣也不好，有些刊物編輯部明碼標價地索要版面費，這對學生而言就是不應該有的負擔。

2006年何勤華老師在延安

何勤華

可是話說回來，如果完全放棄了現在的這一套量化標準，又拿什么來替換它呢？人都是有惰性的，有的師生本身就不愛動筆頭，剛性要求的存在，可以鞭策他們不得不寫，不得不發，好歹還能看到他們出些研究成果，一旦壓力消除，真不知要到他們何年何月才會有只言片語了。我說這話不是中庸，而是內心的糾結，究竟什么樣的學術評價體系才能恰到好處地激發絕大多數人的研究熱情和創作動力，同時有利于真品、精品的涌現，確實是困擾我們的大問題。

記者

既然如此，您認為現在中年學者是多發表成果好呢，還是少發表好？

何勤華

這個不能一概而論，學術成果的多少與學術水平的高低并沒有正反比之說，關鍵還是在人——文學界有巴爾扎克這樣一生寫了兩百多部作品，著作等身的大師，當代法學界也有理查德·波斯納這樣筆耕不輟的巨匠，其他如羅斯科·龐德、威格摩爾等大家，都有很多作品問世，并非作品少的就一定是精品，說不定他真是寫不出來呢？一個人的精力投入和勤奮刻苦才是作品好壞的關鍵，人的個體差異很大。

我鼓勵學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多發表文章，盡力多出成果，不要怕自己寫得不夠好，從青澀到成熟總有一個過程，就算是巴爾扎克的作品也不見得沒有失敗之作吧？如果學生顧慮引用他人的內容太多會涉嫌抄襲，我的觀點是只要遵守了學術規范、尊重他人的學術成果，如實注明出處，盡到注意義務，你就可以大量引用，假如說我看到一個學生的文章，引用的材料幾乎都是我的研究成果，只要他尊重我的著作權、標注規范，我個人還是很高興的。

記者

在您所從事的這個專業中，感覺您的最大貢獻在哪里？

“中國近代法學譯叢”以及“世界各國法律發達史”系列叢書

何勤華

我當然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完成自己的所有學術夢想，過去的30年，我個人的主要成果是《西方法學史》和《中國法學史》三卷本，這兩項也傾注了很多精力，《西方法學史》目前仍在不斷修訂，《中國法學史》正在撰寫第四卷——新中國法學卷。由我主編的教材主要是《外國法制史》、“中國近代法學譯叢”以及“世界各國法律發達史”系列叢書，這個主要是為了培養出人才梯隊，填補一些空白，盡管水平有限，難稱精品，但也可以讓本科生有入門啟蒙的讀物，這就是我對以上作品的定位。

未來幾年我想把關于法律文明史的著作完成，這套書涉及的歷史線索特別多，體系龐雜，參與寫作的人過百，從法律文明的起源一直到當今的法律本土化與國際化，前后共計有16卷內容，力爭在退休前完成吧。

而在退休之后，我將會把自己的學術成果先做一遍梳理，然后對諸多有爭議、受質疑的問題做出回應，其他的我暫不奢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務，倘能如此，我也可以欣慰地自言對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法史學研究有所貢獻了。

記者

您的專業中，還有哪些發展空間，或者說還有哪些需要開拓的新的領域？

何勤華

談不上是新領域，應該說是查缺補漏。在中法史這一塊，我認為有必要對一些過去研究偏弱的朝代和歷史時期進行深入挖掘。一直以來，從事中法史研究的博士習慣性地集中在唐朝、明清和民國時期做文章，對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的關注就不夠，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好現象，空白是需要填補的，越冷僻的地帶越容易有新的發現。

外國法方面就更多了，過去我們受制于外語語種和能力的限制，對外國法的研究局限于發達國家和大語種國家，對一些小國或是已經消亡的文明古國缺乏足夠的關注，現在隨著掌握多種外語的人才加入到法史研究行列中，這些缺失的工作都會有人去做的。此外，整個法史范疇內，法從遠古、中古到近現代的歷史斷點還有很多，這也是需要加強科研努力，把它們很好地連接起來。

記者

您認為一種良好的學術環境，應該是什么樣的一種狀態？

何勤華

我們國家現在學術環境的大氛圍應該說是越來越好，首先是國家的投入不斷增多，出版自由也有保障；其次是學術規范的執行越來越嚴格，盡管時不時還有一些學術打假之類的事情發生，但這恰恰說明執行學術規范的要求深入人心，執行的力度也正在加強，遠勝過二三十年前（那時一篇論文看下來也沒有多少腳注、尾注）。制定良好的學術規范并將之落實，說明我們是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第三是學術共同體正在形成，我們各個部門法研究會，無論規模大小，都已經形成了固定的科研團隊和人才梯隊，大家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愛好、有不斷涌現的科研成果，在更多外國語專業人才的努力下，我們的學術之路會越走越寬闊。

現在的法學研究強調現實與理論緊密結合，我也希望法史研究者能夠發揮借古喻今的作用。總之，我對國家現在的學術大環境是滿意的，除了個別舊時代留下的劣根性尚需克服之外，各方面都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道路已不曲折，前途更加光明！

記者

請您向我們的年輕學子推薦一些優秀的書目可以嗎？

何勤華

我對學生永遠要求多讀書、讀好書，記得我剛到華東政法大學讀碩士的時候，由于歷史遺留原因，上海社科院圖書館就留駐在華東政法大學的校園內，里面收藏了從解放前到當時上海所有的書報雜志，而時任我校研究生科科長的胡韻琴老師和她的丈夫（時任上海社科院法學所副所長）黃道老師又竭盡全力為我們大開方便之門，使我們前三屆的研究生每人都辦到了一張圖書證，得到了在這個圖書館里看書的機會，這樣的讀書時光你們或許難再享受——因為上海社科院圖書館。書目我就不推薦了，但我建議大家在看西方法學名著的時候能夠先看英文版，一開始會很難，不過隨著閱讀的深入，就會發現自己的外國語水平提高很快，大概讀完三本左右的大部頭英文原版書，從事相關研究的外語水平就很不錯了，我當年就是這樣學習英語和日語的。

記者

最后，能否請何校長給我們年輕學子提幾點希望？

何勤華

對于學生，扎實的專業知識功底是必需的，也是第一位的；其次，在外法史的研究方向上，我還要求精通一門以上的外語，這樣才談得上研究外法史；第三，我希望學生們不僅要能讀書，更應會做人，要具備建立良好人際關系的能力，千萬不要因為自己小有成就便看不起別人，而那些有志于將來一步步深造，成為教學工作者的人更要嚴于律己，學者必須具備好的人品，“學高為師，身正為范”——要治學，更要自律。

我們也要面對現實，時代畢竟不同了，我們不能用過去的要求和眼光來看待今天的學子，有些人總說現在的大學生不把精力完全放在學習上，卻不說我們當年是一進學校就意味著解決了工作，公檢法司隨便進，大學校園更是很多人的不二選擇。

而如今的學生卻要面臨比我們大得多的就業壓力，就業環境的非良性發展迫使孩子們不能一心一意地治學，對于此類現象，我常告誡自己要對學生寬容、對旁人博愛，所以我現在對學生們實行個性選擇教育，愿意參與課題的，就讓他們積極地投入進來；只專注于個人選題研究的，需要幫助時我盡力提供，沒有障礙時我不會去打擾他；有其他發展規劃的，我只要求他們完成基本的學習任務就可以了。教書育人和求學上進，出發點就是節約一個人的人生成本，但愿有一天，我能成為蔡元培先生那樣的大學校長。

后記：快樂的相聚總是短暫——兩個小時的訪談很快就結束了，臨別之時，何老師向記者贈送了他最新主持翻譯的法學名著——格老秀斯的《戰爭與和平法》。

（記 者：方 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