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把刀往地上一頓,瞪著不遠處那個戴眼鏡的人吼了一嗓子:“戴眼鏡的,你在這瞎指什么呢!”
警衛和戰士們瞬間愣住了——誰敢這么沖?那可是新來的129師師長陳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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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紅四方面軍新組建不久,陳賡從隱蔽戰線調來,接任129師師長。
上任第一天,他按慣例帶著警衛員下連摸底,想盡快了解官兵的戰斗狀態和訓練情況。
一路走一路看,他來到34團駐地,只聽前方殺聲震天,刀光翻涌,引得他不由停下腳步。
那是一營一連的練兵場。幾十號戰士排成陣仗,手中大刀劈砍翻舞,喊聲整齊。
領頭的人,身形粗壯,光著膀子,背后斜插一口大刀,每一個動作都利落狠辣。
陳賡看得入神,隨口給身邊警衛講起了拼刺與砍殺的要領,分析哪一招更適合實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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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邊指指點點,那邊的刀陣停了下來。
領頭那人一抬眼,看見一個戴眼鏡的細皮嫩肉模樣的人在對著自己這邊比劃,心里一股火就上來了,幾步跨到陳賡面前,手指幾乎點到鼻尖上:“戴眼鏡的,你在這瞎指什么呢?”語氣里滿是不耐和藐視。
警衛員當場變了臉色:這可是師長!可陳賡卻沒發火,反而笑著上前,一把抓住那雙滿是老繭的手,眼睛一亮:“你就是許世友吧?”對方一愣,才反應過來,自己剛剛沖撞的,正是傳說中的“黃埔高材生、打仗好使的陳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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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友生在1906年的農家,八歲進少林,練了整整八年功夫。
拳腳兵器樣樣來,又怨恨地方惡霸橫行,加上他本就急脾氣,出寺不久,便因替鄉親出頭,一刀砍死了作威作福的惡少,被迫背井離鄉。
在外漂泊那幾年,他看夠了北洋的腐敗、軍閥的混戰,也見多了窮人沒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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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黃麻起義一聲槍響,二十一歲的許世友參加起義,很快加入中國共產黨。
從一名普通紅軍戰士打起,憑著不要命的狠勁和過硬的武功,一路往上沖,短短幾年就當上了主力團團長。
升到這個位置,他卻沒半點“官架子”。
平時他最喜歡背著大刀,跑到連隊和戰士們一起練刀扎槍,誰動作不到位,他當場示范,手把手糾正。
久而久之,官兵對他又敬又親,叫他“許大刀”“莽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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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為這一路走來都是打出來的,他對“戴眼鏡的讀書人”天生有偏見。
看到有人站在一邊指手畫腳,他下意識會覺得:這準是個只會耍嘴皮子的酸秀才。
那天在練兵場,他遠遠瞧見陳賡的模樣,心里火氣一竄,于是才有了那句“戴眼鏡的,你在這瞎指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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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賡的出身與許世友截然不同。
他少年時念過正經書,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的舊中國,不少熱血青年都把讀書當做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
21歲那年,他順利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很快成為蔣介石十分看重的得意門生之一。
但在選擇道路的問題上,他比別人看得更早、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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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歲起就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黃埔畢業后,他拒絕了蔣介石多次挽留的厚待,轉身走向革命的另一條路。
后來他被派到蘇聯學習,又回到上海,從事隱蔽戰線工作。
中共早期最著名的情報機構“特科”,就是他與周恩來等人一起創辦并經營起來的。
在那里,他膽大心細,多次在敵人眼皮子底下完成任務,因此成了國民黨特務要除之而后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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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行動中,他左腿嚴重受傷,轉往上海牛惠霖骨科醫院救治,之后組織出于安全考慮,把他調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讓他擔任紅四軍第13師318團團長。
到了紅四方面軍,陳賡的指揮才能真正發揮出來。
兩個月后,他就被任命為129師師長。還沒去前線,他就聽說有個能打硬仗、性子剛烈的團長叫許世友。心里對這位“莽將”早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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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第一面竟然是在練兵場被當面呵斥,還好他不拘小節,抓住對方雙手,一番談笑之間,反倒解開了尷尬,拉開了兩個人結為戰友的序幕。
在那年緊張的戰事中,陳賡和許世友共事的時間其實只有一年,但這短短一年,卻為日后幾十年的戰友情打下了根。
陳賡文武兼備,謀略過人,安排部隊、設計戰術,都條理清楚、心思縝密。
許世友沖鋒在前,攻堅時敢打最硬的骨頭,執行起來一往無前。
兩人搭檔,一個握著指揮圖,一個握著大刀和槍,性格完全相反,卻又意外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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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世友后來回憶說過,陳賡是他這一輩子最服氣的人之一。
他佩服陳賡的,不只是指揮打仗的本事,更是他的胸襟與風度:對自己要求極嚴,對戰士又極為寬厚;既懂得智取,又敢于硬拼,是他心目中“幾乎完美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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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爆發后,陳賡奉命調往山西,擔任129師386旅旅長。
他把這支隊伍錘煉成了全師最能打的拳頭部隊,日軍一聽到“386旅”幾個字都頭皮發麻。
一時間,“專打386旅”的旗幟甚至掛上了日軍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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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對,許世友先是因張國燾事件受到牽連,后來自我反思,主動找到毛主席,表示要上前線打一仗贖罪。
毛澤東了解他的脾性和能力,當即批準,讓他去386旅擔任副旅長。
一聽能再次與陳賡并肩作戰,許世友高興得一宿沒睡,第二天一早就帶著人翻山越嶺趕到了部隊。
從那以后,386旅在太行、太岳一帶轉戰,屢屢給日軍沉重打擊。
陳賡決策,許世友沖鋒,互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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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陳賡率領386旅主力挺進太岳,與決死隊一縱會師,創建了太岳軍區;許世友則率部入魯,扭轉了山東戰場的局面。
戰爭結束后,兩人各自帶領的部隊都為解放事業立下大功。
1942年,許世友在膠東開辟根據地,建立膠東軍區,當上司令員,徹底改變了那片土地的抗日局勢。
新中國成立后,1955年全軍第一次授銜,兩個人自然在受銜名單之列:陳賡獲授“開國大將”,許世友被授予“上將”。
在軍銜問題上,兩人的態度也如性格般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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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賡向來淡泊名利。他在家里對孩子說,自己不過是個“芝麻醬”——芝麻大的官,醬一樣普通,不值一提。
這話傳開以后,很多人把它當作一段佳話,認為這是大將本色:功勞歸集體,個人只是其中一顆螺絲釘。
許世友則不這么“繞”。他直來直去,心里有啥就說啥。
得知自己是上將而非大將的時候,他心里多少有點不痛快,嘴上也忍不住嘟囔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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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周總理打電話找他,他干脆在電話那頭自報:“我是大將許世友!”周恩來了解他的性格,笑著接話:“我叫小兵周恩來。”這一句話,讓許世友當場愣住,隨后自己也笑了,有些話,從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提了。
一個出身少林的“莽和尚”,一個黃埔一期的知識軍官,看起來一個是刀尖上的人,一個是書本里走出來的人,但他們走到最后,卻站在了同一條戰壕上。
許世友當年敢提刀吼“戴眼鏡的”,靠的是血性和真性情;后來他愿意一輩子拿命跟著像陳賡這樣的“戴眼鏡的”,靠的是信服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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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性格迥異,行事各不相同,卻有一個共同的信念——為了這個國家不再任人欺凌,為了窮苦老百姓能抬頭做人。
在這個目標面前,草莽氣、書卷氣,都變成了革命氣;個人恩怨、榮辱得失,都被沖洗得只剩下戰友之間的真誠與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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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兩位將軍早已離世,但那句粗聲粗氣的“戴眼鏡的,你在這瞎指什么呢”,以及隨后那一雙緊緊握住的手,像一個定格的畫面,告訴后來的人:真正能走到一起的,不是性格相同的人,而是愿意為同一理想拼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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