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厚生勞動省終于批準,從今天(2月2日)開始,允許緊急避孕藥在藥店公開出售。這一款千呼萬喚始出來的藥品,是一種在避孕失敗或遭受性暴力后,用于防止意外妊娠的藥物。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調查,服用后24小時內避孕成功率可達95%,48小時內為85%,72小時內為58%。WHO將其列為必需藥品,并推薦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一般藥店的公開銷售。目前,約90個國家和地區已允許緊急避孕藥無需處方直接購買,保障了女性的懷孕自主權和個人隱私。
然而,在日本,這個高度發達的國家,在此之前,女性若需獲取此類緊急藥物,必須前往醫療機構接受醫生診斷并獲得處方,費用高達8000日元至2萬円(約合人民幣400-1000元),且受限于醫療機構的營業時間和地理位置,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或偏遠地區居民,難以在72小時黃金期內獲得藥物。這導致了諸多社會問題,包括意外妊娠的增加、非法墮胎的風險以及女性心理負擔的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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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日本在這一領域如此保守?
首先是政策與法規層面的障礙。日本的藥品管理制度非常嚴格,任何一款藥品必須通過藥事審議會評估藥品是否可轉為“要指導醫薬品”(處方藥)或“OTC醫薬品”(非處方藥)。緊急避孕藥從處方藥轉為非處方藥,早在2017年就被提出,但當時藥事審議會以“時期尚早”為由予以了否決。
藥事審議會為何不同意緊急避孕藥公開銷售?這些審議員們認為,緊急避孕藥是“激素類藥物”,可能影響內分泌系統,一旦列為非處方藥公開銷售,會導致“亂用”或“惡用”,如青少年隨意服用、忽略常規避孕方法,或用于非緊急情況。
審議會的立場反映了日本政府對公共健康的謹慎態度:與其他國家不同,日本更傾向于將生殖相關藥物置于醫療監督之下。例如,日常口服避孕藥在日本直到1999年才獲批上市,比歐美晚了近40年,且至今仍然需要處方。這與緊急避孕藥的命運相似,都源于對副作用(如血栓風險)和道德問題的過度擔憂。
其次,審議過程異常漫長。2017年后的幾年,緊急避孕藥的討論被擱置,直到2021年重新啟動。這期間,專家團體(如日本產科婦人科學會)反復表達反對意見,認為公開銷售可能增加性感染癥傳播或弱化性教育。相比之下,同期審議中的“勃起不全(ED)治療藥”僅用半年就通過審議,這暴露了性別偏見:男性生殖健康問題被視為“醫療需求”,而女性相關藥物則被貼上“道德爭議”標簽。在2021年的審議會上,公共評論收集了約4.6萬條意見,其中98%支持公開銷售,這顯示了民意與官方立場的脫節,但政府仍選擇謹慎推進,先進行試驗性銷售,再于2026年批準正式允許在藥店公開銷售。
從藥事審議會開始討論,到最終允許公開出售,耗時長達8年。為什么“緊急避孕藥”在日本社會出頭這么難?日本社會對性的保守態度也是一個關鍵原因。
盡管日本是發達國家,但性教育仍滯后。學校性教育多停留在生理層面,避談避孕方法,導致年輕人對生殖健康認知不足。緊急避孕藥的公開銷售,被視為“鼓勵隨意性行為”的信號,這與日本的“恥文化”相沖突:女性尋求此類藥物可能被視為“不檢點”,增加心理門檻。加之“母性神話”(強調女性生育角色)的文化影響,日本政府和醫療界傾向于將避孕視為“家庭責任”而非女性的個人權利。因此,長期以來,日本社會是禁用避孕藥,并嚴控墮胎藥,人流被認為是扼殺生命的“非道德行為”,因此在日本社會形成了一種傳統的慣性觀念——一旦懷孕就結婚,意外懷孕成了許多年輕人結婚的最大契機。
日本飛鳥制藥公司生產的緊急避孕藥
雖然從今天開始,日本的緊急避孕藥終于可以在藥店公開銷售,而且購買者不受年齡限制。但是,根據厚生勞動省網站列出的名單,目前全國獲準銷售的藥店,才5400家。北海道政府稱,整個北海道僅旭川和函館有8家藥店獲準銷售,而擁有200萬人口的札幌市,還沒有一家獲得銷售資格。所以,普及還需要時間。而7480日元(約350元人民幣)一粒的價格,對于許多年輕人來說,是非常大的負擔。同時規定購買者必須在藥劑師面前當場服用,也增加女性的心理壓力,有侵害女性隱私權之嫌。所以,日本政府雖然批準了緊急避孕藥的公開銷售,但是,無形的“監管”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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