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何遲遲不允許公開出售緊急避孕藥

日本厚生勞動省終于批準，從今天（2月2日）開始，允許緊急避孕藥在藥店公開出售。這一款千呼萬喚始出來的藥品，是一種在避孕失敗或遭受性暴力后，用于防止意外妊娠的藥物。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調查，服用后24小時內避孕成功率可達95%，48小時內為85%，72小時內為58%。WHO將其列為必需藥品，并推薦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一般藥店的公開銷售。目前，約90個國家和地區已允許緊急避孕藥無需處方直接購買，保障了女性的懷孕自主權和個人隱私。

然而，在日本，這個高度發達的國家，在此之前，女性若需獲取此類緊急藥物，必須前往醫療機構接受醫生診斷并獲得處方，費用高達8000日元至2萬円（約合人民幣400-1000元），且受限于醫療機構的營業時間和地理位置，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或偏遠地區居民，難以在72小時黃金期內獲得藥物。這導致了諸多社會問題，包括意外妊娠的增加、非法墮胎的風險以及女性心理負擔的加重。

為什么日本在這一領域如此保守？

首先是政策與法規層面的障礙。日本的藥品管理制度非常嚴格，任何一款藥品必須通過藥事審議會評估藥品是否可轉為“要指導醫薬品”（處方藥）或“OTC醫薬品”（非處方藥）。緊急避孕藥從處方藥轉為非處方藥，早在2017年就被提出，但當時藥事審議會以“時期尚早”為由予以了否決。

藥事審議會為何不同意緊急避孕藥公開銷售？這些審議員們認為，緊急避孕藥是“激素類藥物”，可能影響內分泌系統，一旦列為非處方藥公開銷售，會導致“亂用”或“惡用”，如青少年隨意服用、忽略常規避孕方法，或用于非緊急情況。

審議會的立場反映了日本政府對公共健康的謹慎態度：與其他國家不同，日本更傾向于將生殖相關藥物置于醫療監督之下。例如，日常口服避孕藥在日本直到1999年才獲批上市，比歐美晚了近40年，且至今仍然需要處方。這與緊急避孕藥的命運相似，都源于對副作用（如血栓風險）和道德問題的過度擔憂。

其次，審議過程異常漫長。2017年后的幾年，緊急避孕藥的討論被擱置，直到2021年重新啟動。這期間，專家團體（如日本產科婦人科學會）反復表達反對意見，認為公開銷售可能增加性感染癥傳播或弱化性教育。相比之下，同期審議中的“勃起不全（ED）治療藥”僅用半年就通過審議，這暴露了性別偏見：男性生殖健康問題被視為“醫療需求”，而女性相關藥物則被貼上“道德爭議”標簽。在2021年的審議會上，公共評論收集了約4.6萬條意見，其中98%支持公開銷售，這顯示了民意與官方立場的脫節，但政府仍選擇謹慎推進，先進行試驗性銷售，再于2026年批準正式允許在藥店公開銷售。

從藥事審議會開始討論，到最終允許公開出售，耗時長達8年。為什么“緊急避孕藥”在日本社會出頭這么難？日本社會對性的保守態度也是一個關鍵原因。

盡管日本是發達國家，但性教育仍滯后。學校性教育多停留在生理層面，避談避孕方法，導致年輕人對生殖健康認知不足。緊急避孕藥的公開銷售，被視為“鼓勵隨意性行為”的信號，這與日本的“恥文化”相沖突：女性尋求此類藥物可能被視為“不檢點”，增加心理門檻。加之“母性神話”（強調女性生育角色）的文化影響，日本政府和醫療界傾向于將避孕視為“家庭責任”而非女性的個人權利。因此，長期以來，日本社會是禁用避孕藥，并嚴控墮胎藥，人流被認為是扼殺生命的“非道德行為”，因此在日本社會形成了一種傳統的慣性觀念——一旦懷孕就結婚，意外懷孕成了許多年輕人結婚的最大契機。

日本飛鳥制藥公司生產的緊急避孕藥

雖然從今天開始，日本的緊急避孕藥終于可以在藥店公開銷售，而且購買者不受年齡限制。但是，根據厚生勞動省網站列出的名單，目前全國獲準銷售的藥店，才5400家。北海道政府稱，整個北海道僅旭川和函館有8家藥店獲準銷售，而擁有200萬人口的札幌市，還沒有一家獲得銷售資格。所以，普及還需要時間。而7480日元（約350元人民幣）一粒的價格，對于許多年輕人來說，是非常大的負擔。同時規定購買者必須在藥劑師面前當場服用，也增加女性的心理壓力，有侵害女性隱私權之嫌。所以，日本政府雖然批準了緊急避孕藥的公開銷售，但是，無形的“監管”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