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時間來到1987年，地點是南昌。
那時候，李葆華已經是央行的一把手了。
按理說，這身份得端著點，可他偏干了件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事兒。
原本定好去滕王閣轉轉，路都鋪平了，他卻把手一揮，變卦了：“不去了，我有位老友得見見。”
下午四點光景，他和老伴兒敲開了水靜家的房門。
這一年，李葆華頭發全白了。
對面的水靜，也不再是當年那個敢跟在他屁股后頭拼酒的女強人了。
剛見面客套了兩句，話茬子就接不下去了。
畢竟，水靜的愛人楊尚奎走了十一個年頭，這中間隔著的歲月和世事變遷，太厚重。
水靜也樂不可支，擺著手道：“快別說了，那頓大酒，我現在嗓子眼兒還冒煙呢。”
那晚，是他倆交情最鐵、也最“離譜”的一夜。
把日歷翻回1963年初冬。
坐標上海，華東局的擴大會議剛散場。
外灘邊上一家老店里，暖氣燒得旺，桌面上擺滿了紹興花雕。
這原本也就是個會后的便飯，可桌上這幾位，心里頭都憋著勁兒呢。
早先，傅作義就半真半假地拱過火：“聽聞葆華酒量驚人，水靜同志也不差，下回不如碰碰？”
這話聽著樂呵，其實是個“坑”。
李葆華是誰？
李大釗的大公子，那會兒身兼華東局第三書記和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北方漢子，骨頭硬。
水靜是時任江西一把手楊尚奎的愛人，性子也辣。
這倆人湊一塊，再被傅作義點了火，這頓酒想安生都難。
菜還沒怎么動，李葆華端著滿滿一杯黃酒就到了水靜跟前。
這會兒，擺在他跟前的路子其實有兩條：
一是意思意思，抿一口得了，面子上過得去。
畢竟再過不到一鐘頭，火車就發車了，他還得趕回安徽主持大局。
二是真刀真槍地干，還得喝透。
李葆華選了后者。
他張嘴就來：“無為老鄉，大伙都盯著呢，我先干了。”
說完，脖子一仰，底朝天。
這其實挺沖動的。
黃酒后勁足，喝急了容易倒。
但他心里的算盤珠子估計是這么撥的：這一桌子都是革命多年的老伙計，這時候要是扭扭捏捏，反倒顯得生分，顯得擺起了“官架子”。
那個年代的干部，求的就是一個“真”。
水靜一看這陣仗，好勝心也上來了。
書記都干了，自己要是不跟，那是丟江西人的臉。
于是，杯底見干，不帶磕巴的。
這一下，場面徹底炸鍋了。
旁邊人跟著起哄：“書記，再來一個！”
后面那十幾分鐘，簡直就是場災難。
你來我往，李葆華的臉從紅變紫，最后眼珠子都直了。
直到楊尚奎看表大喊一聲：“行了！
再喝車都誤了，誰擔責？”
大伙這才回過神來。
代價那是相當慘痛。
李葆華是被警衛員架上火車的。
前腳進車廂，后腳就吐得洗手間沒處下腳。
旁邊的旅客看得目瞪口呆——誰能想到，這個吐得昏天黑地的主兒，就是赫赫有名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這事兒要擱現在，那得算嚴重的“作風問題”。
但在那會兒，這反倒是李葆華身上最招人稀罕的地方。
咋這么說？
看看他在安徽干的那些事兒就懂了。
1962年初，李葆華剛從水利部調任安徽省委一把手，接手的攤子那是相當燙手。
三年困難時期剛過，安徽家底薄、經濟差，老百姓苦得要命。
李葆華當時拍板做個了個大膽的決定。
他給自己立了個“三不”規矩：下鄉跑點，不坐專車、不帶警衛、不帶秘書。
這在當時可是冒著大風險的。
不坐專車，就得擠公交或者坐吉普車硬抗；不帶警衛，安全誰負責？
不帶秘書，材料記錄全得自己上手。
但他賬算得透亮：
要是前呼后擁地下去，看到的絕對是底下人精心修剪的“盆景”。
想知道老百姓鍋里燉的啥，就得讓自己變成個普通老百姓。
那半年，他腿腳勤快，跑遍了淮北、皖南。
甚至有鄉鎮干部回省城匯報時，私下感嘆：“這書記，身上有股子李大釗的味道。”
啥叫“李大釗的味道”？
就是那種哪怕當了大官，也能隨時蹲田埂上跟老農嘮嗑的勁頭。
村里的老黨員記得，他站在麥地里剪麥穗，叮囑技術員怎么增產；街上的老百姓記得，這個書記偶爾還會自己拎著瓶子去打醬油買面粉。
因為辦事公道，平反了不少冤案，老百姓送他個綽號——“李青天”。
回過頭再看他在上海那場大醉，邏輯就順了。
一個能睡土炕、能打醬油、能跟老農稱兄道弟的省委書記，在老戰友跟前怎么可能端著？
那種“豁出去喝”的勁頭，說白了就是他那股子“北方人的直爽”和“去官氣”的作風在酒桌上的延續。
1964年開春，廣州。
李葆華、水靜和楊尚奎在調研會上又碰頭了。
這會兒，離那場“酒桌風波”過去好幾個月了。
李葆華一見面就先發難：“水靜同志，你可把我坑苦了！
那趟車我吐了三回，跟打了一仗似的。”
水靜笑著回敬：“書記是我家鄉的‘父母官’，我不陪好哪說得過去呀。”
楊尚奎在一邊補刀：“要不是我攔著，葆華這次洋相可出大了。”
三人相視大笑。
這段話不長，但意味深長。
這句“可把我害慘了”，后來成了他們之間獨有的打招呼方式。
這哪是埋怨，分明是經過那種“真刀真槍”交往后，才有的那份信任。
這種信任，順風順水時是談資，遇上坎兒了就是千金難換的寬慰。
1966年后，風向變了。
李葆華挨了批，被迫停職。
水靜和楊尚奎也回了江西。
兩地隔著，信也少了。
那個曾經熱鬧的酒桌，那個意氣風發的歲月，好像一下子就遠了。
直到1976年。
楊尚奎病逝。
水靜受打擊太大，人整個垮了，幾乎不出門。
那年年底，北京人民大會堂搞悼念活動。
在人擠人的大廳里，李葆華悄悄摸了過來。
這時候的他，歷經沉浮，剛恢復工作。
他走到水靜跟前，一把拉住她的手，壓低嗓門吐出兩個字：“保重。”
沒多余的寒暄，沒官場的套話。
就像當年上海灘那杯一口悶的黃酒一樣，干脆、直接，分量卻重得壓手。
視線回到1987年的南昌。
水靜后來跟旁人提起這段往事，評價李葆華：“骨子里是北方人的直爽、南方官吏的清廉，這兩樣氣質揉在一塊，太難得了。”
所謂“難得”，不光因為他是個好官。
更因為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們這撥人之間，保留著一種現在瞅著近乎奢侈的“真性情”。
那場拼酒，面子上拼的是酒量，里子拼的是坦蕩。
敢喝醉，是因為互相信任；敢吐在火車上，是因為沒把自己當成啥“神壇上的人物”。
二十多年一晃而過，當年的豪言壯語早隨風散了，最后剩下的，也就是那句半真半假的“可把我害慘了”，和那句沉甸甸的“保重”。
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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