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億理財剩44萬，銀行擔責不該拖延 | 新京報快評

“先刑后民”不能成為銀行履行責任的擋箭牌。

▲1.8億理財產品到期無法兌付一案，引發社會關注。圖/南昌晚報視頻號

文|李曙明

1.8億理財資金到期后，卻僅剩44萬余元。據南方日報報道，近日，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一則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書，讓一樁理財資金失蹤案引發了高度關注。

據報道，2018年6月，某公證處與大連銀行某分行簽訂協議，用1.8億元購買該行的理財產品。然而，產品到期后卻遭遇無法兌付，其賬戶資金已基本“蒸發”，僅剩44萬余元。于是，公證處起訴要求銀行兌付本息并賠償損失。

但一審、二審法院均以“涉嫌犯罪、先刑后民”為由駁回起訴。最高人民法院最終撤銷原審裁定，指令北京金融法院對案件進行審理。公眾的關注點則在于：此案中，銀行是否應承擔責任？應承擔多大的責任？

所謂“先刑后民”，簡單說就是先解決刑事犯罪，再解決民事爭議。這并不是法院認定銀行對于1.8億賬戶資金“蒸發”沒責任，只是法院現在不審，等刑事案件有了結果，公證處如認為銀行有責任，可再起訴，法院再做審理。

“先刑后民”，顯然對銀行有利。一則，如果刑事程序認定了個人的刑事責任，通過追贓等工作，客戶損失可以挽回部分或者全部，到了民事程序，即便法院認定銀行有責任，其承擔的也是補充責任；二則，刑事程序較長，銀行承擔責任的時間大大延后。

因此，在這類案件中，銀行多會以“先刑后民”對民事訴訟進行抗辯。但從客戶角度，“先刑后民”則不利?！跋刃毯竺瘛蓖涎恿丝蛻舻玫焦牟椒?，刑事程序結束再向銀行主張權利，一旦對方經濟狀況發生重大變化，贏了官司也未必能拿回錢。

當然，對誰有利、對誰不利，是一種客觀結果，而非法院做裁判的依據。法院裁判的依據只能是：怎么做才符合法律，才能更快實現公平正義。

此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披露的事實，包括大量偽造的存款利息回單、對賬單，冒用的公證處會計簽名等，顯示確有個人犯罪發生。但本案應適用“先刑后民”嗎？

“先刑后民”原則確立于20世紀80年代，是“刑事優先民事”理念的產物，在特定歷史階段發揮了應有作用。但其過分拖延訴訟程序、對民事當事人保護不力等弊端也日益顯現，后續司法解釋逐漸對“先刑后民”作出限制。

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通過司法解釋明確，發現與本案非同一法律關系的犯罪線索時，應繼續審理民事糾紛；2019年，《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進一步明確以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系“同一事實”作為判斷標準。

根據此案的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撤銷一、二審法院裁定的根據，正是在這一案件中的刑事和民事，并非“同一事實”：民事爭議聚焦于客戶與銀行之間的儲蓄存款合同履行及違約情況，刑事犯罪指向的是嫌疑人冒用身份、偽造單據、劃轉資金的行為。二者主體不同、法律事實不同，刑事案件辦理不影響民事案件審理。

最高人民法院的認定，是對既有司法解釋的重申，也是對機械適用“先刑后民”的否定。比如本案，也許有犯罪發生，個人需要承擔刑事責任，但銀行有無責任，卻無需等有人被追刑責再做認定，現在就該審、該定。

這一裁定也具有標桿意義，明確了“非同一事實”下的民事案件可獨立審理，讓當事人的權利救濟不再被刑事程序“綁架”，其向社會傳遞的信號是：公正不僅要實現，而且要盡早實現。

在金融行業角度，這也是對銀行責任的明確界定。在金融糾紛中，銀行作為專業機構，本應承擔更高的注意義務，作為客戶資金的守門人，必須守好安全底線，不能再以“先刑后民”為擋箭牌，拖延責任履行。

撰稿 / 李曙明（法律工作者）

編輯 / 遲道華

校對 / 張彥君

歡迎投稿：

新京報評論，歡迎讀者朋友投稿。投稿郵箱：xjbpl2009@sina.com

評論選題須是機構媒體當天報道的新聞。來稿將擇優發表，有稿酬。

投稿請在郵件主題欄寫明文章標題，并在文末按照我們的發稿規范，附上作者署名、身份職業、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以及銀行賬戶（包括戶名、開戶行支行名稱）等信息，如用筆名，則需要備注真實姓名，以便發表后支付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