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專家鄭秉文的一番“催生言論”在網絡上炸開了鍋。他公開表示,年輕人即便暫時生不起孩子,也可以向親戚朋友求助周轉,要抓住20到30歲的生育黃金期,別等錯過再后悔。
這番話一出,瞬間引發兩極分化的討論,有人認同生育窗口期的重要性,更多人則直言“離譜”,吐槽這是把生育壓力甩給普通家庭和親友。
不可否認,鄭秉文專家提到的“有效生育期”確實是客觀現實。從生理角度來說,20-30歲是女性生育能力的巔峰階段,隨著年齡增長,受孕難度、孕期風險都會顯著上升,這是無數家庭在生育決策中必須面對的問題。
專家的初衷或許是出于對人口結構的擔憂,畢竟當下我國生育率形勢嚴峻——2023年出生人口僅956萬,創下1949年以來新低,總和生育率跌至1.09,遠低于2.1的國際世代更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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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的核心的是,年輕人不愿生育,真的只是“暫時缺錢”這么簡單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高壓力的當下,房貸、車貸、日常開銷早已讓多數年輕人喘不過氣,生育帶來的絕非“一筆錢就能解決的暫時困難”,而是貫穿十幾年的持續性壓力。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測算顯示,2022年我國家庭養育一個孩子至18歲的平均成本約48.5萬元,相當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9倍,遠超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從產檢分娩、奶粉尿布到教育醫療,每一項都是繞不開的硬支出,這還沒算上隱形的時間成本和職場代價。
更讓年輕人無奈的是,向親戚朋友借錢生娃的建議,早已脫離當下的社會現實。過去親友聚居、互幫互助的場景逐漸淡化,如今多數人分散在不同城市,平時聯系本就不多,突然開口借錢生娃,不僅難為情,更可能透支親情。
有網友調侃,“借錢生娃的建議一出,我連親戚群都不敢說話了”,還有人直言“現在誰不是背著房貸信用卡過日子?向親友借錢,本質是把壓力轉嫁給別人”。更扎心的是,職場對孕產婦的隱形歧視、男性陪產假普遍較短(平均僅7天)、托育資源缺口超400萬等問題,都不是借錢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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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專家的焦慮我們能夠理解。作為社保領域的權威人士,鄭秉文的擔憂根植于我國養老金“現收現付”的邏輯——當代年輕人的繳費支撐當期退休人員的養老金,而人口結構劇變正讓這場“代際接力”難以為繼。
數據顯示,我國養老金撫養比已從1990年的5.4:1降至2022年的2.4:1,部分老工業基地甚至不足1.5:1,若生育率持續低迷,未來勞動力缺口和養老金壓力將愈發嚴峻。但理解焦慮不代表認同建議,催生的關鍵從來不是倒逼年輕人“借錢硬生”,而是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
放眼全球,那些生育率相對穩定的國家,靠的從來不是“勸人借錢生娃”,而是完善的社會支持體系。
瑞典推行父母共享480天帶薪育兒假,其中父母各享90天不可轉讓配額,托育費僅占家庭收入的3%,既保障了女性職場權益,也調動了男性參與育兒的積極性;法國構建了全周期生育補貼體系,新生兒補貼、每月家庭津貼、普惠托育服務全覆蓋,3歲以下入托率超60%,讓家庭生育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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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試點城市也給出了示范,湖北天門對三孩家庭累計補貼22.5萬元,帶動2024年出生人口逆增17%,證明精準的政策支持才是有效抓手。
年輕人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他們反感的不是生育本身,而是“只管生、不管養”的空洞建議,是生育背后缺乏保障的不確定性。
如今的年輕人更看重孩子的成長質量,希望給孩子穩定的生活環境、充足的陪伴和良好的教育,而不是“生了再說”的潦草態度。
理想的生育環境,應該是企業提供彈性工作方便接送孩子,社區有互助帶娃小組,政府有充足的托育資源和稅收優惠,讓想生娃的家庭不用為錢發愁、不用為職場焦慮、不用為帶娃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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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生娃、什么時候生,本質上是每個家庭的自主選擇。好的政策從來不是逼著大家生育,而是讓想生的人敢生、生了的人不后悔。與其勸年輕人借錢生娃,不如聚焦于打造對家庭友好的社會環境,補齊托育、職場保障、經濟補貼的短板。
畢竟,生命的價值不在于數量,而在于每個新生命都能被溫柔以待,每個家庭都能在生育這件事上,擁有從容選擇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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