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得知宋慶齡經濟困難，葉劍英給彭沖寫信：撥給宋5萬元

“579塊5，連北京一套老破小的物業費都不夠，卻曾是宋慶齡一個月的全部收入。”

1979年1月，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暖氣壞了三天。秘書杜述周揣著一萬元現金進門，先找管家李家熾，壓低嗓門：“葉帥批的，別讓她再退。”宋當時正拿舊毛線給保姆李燕娥織護膝，抬頭只說一句：“國家也緊。”最后還是收下了，因為藥房催得急——她得給門口排隊拿藥的窮學生墊錢。

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1975年冬天，中央托人帶來3萬元“過節費”，她寫了八個字退回去：“工資已足，不勞國家。”轉身把陪嫁的翡翠戒指拿去典當，行家一句“B貨”，價砍到兩百，她愣了半秒，笑：“假的也好，省得惦記。”那兩百當天就換成棉被，給了段祺瑞舊部的一個遺孀，那人后來逢人便說：“孫夫人給的被子，真暖。”

她的賬本上，每月固定支出： ①上海寓所水電煤氣98元； ②北京后海小四合院維修平均200元； ③身邊工作人員“困難借款”300元起跳； ④匿名寄給各地老同事的“醫藥費”無上限。 工資579.5元，赤字常破千。銀行透支單夾在《資本論》第三卷里當書簽，她管那叫“赤字書簽”，說看了就記得省。

最窮的一次，她翻箱倒柜找出一件蟲蛀的皮襖，讓警衛員去寄賣商店，想換點現金給安徽災區的孤兒買奶粉。商店只肯給80塊，警衛員嫌少，她擺擺手：“皮襖會蛀，孩子餓不得。”80塊當天匯走，她晚飯只喝半碗粥，說是“輕斷食，長壽”。

葉劍英知道這些彎彎繞后，拍了桌子：“她是國家臉面，不能讓外賓看見沙發蒙白布！”于是5萬元悄悄到賬，李家熾管著，專款專用：換了兩只鍋爐、買了二十盒進口強心針，其余原封不動。她臨終前交代：“剩下的，一分不動，交回。”

1981年5月29日，她走。遺物清點：現金29000多元，不到她一年工資；書柜里1.3萬冊洋文書，扉頁密密麻麻批注；孫中山手書《總理遺囑》真跡一份，用舊報紙裹著。瑞士銀行那兩份英文遺囑，一份把書留給香港鄧廣殷——因為他父親當年為“保盟”墊過路費；一份把存款平分給十位跟了她三十年的工作人員，最多的拿到3000塊，少的也有1200塊。警衛員小趙捧著信封哭：“她去年還給我老家寄了種子錢……”

現在淮海中路1843號門票20塊，講解員會指著補過的旗袍說“夫人節儉”。可真正的劇情是：她一直在用個人破產，給“國家體面”補洞。那個洞，叫“身邊還有窮人”。她補了一輩子，沒補完，但讓我們這些后來人知道—— 所謂高貴，不是身居高位，而是高位之上仍敢透支自己，去填別人的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