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又一位將軍靈柩抵達武漢，萬人空巷迎接

黃河邊，一位將軍的最后一戰，說起來輕飄飄幾個字，里頭卻藏著一整個時代的血與鐵。那是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人過了黃河，像是洪水決了堤，往南一路淹過來。李必藩就守在那兒，守著那一百多里的黃河堤防。他的番號是第二十三師，聽起來是個師的建制，可戰線拉得那樣長，一個師撒下去，就跟一把沙子揚進河里似的，看不見影兒。

那仗打得苦。不是兩軍對壘、擺開陣勢那種苦，是處處都要守，處處都覺著人手不夠、槍炮不濟的那種苦。日本人打鄆城，他領著部隊頂上去了，槍炮聲像是年三十晚上的爆竹，密密麻麻響成一片，分不清個數。可終究是沒頂住。不是兵不肯拼命，是那仗打得實在不對等——人家的炮火像是長了眼睛，自家的彈藥箱卻一眼能望到底。鄆城丟了，部隊像退潮的水，嘩啦啦撤下來，收攏收攏，湊不足一個整團。他站在那群渾身硝煙、眼神里帶著驚惶與疲憊的士兵中間，心里是什么滋味，旁人無從知曉。上頭的命令跟著就來了，字字斬釘截鐵，要他“死守菏澤”，字縫里都透著“軍法從事”的寒氣。

守菏澤，拿什么守呢？城不是堅城，兵是新敗之兵。日本人可不等你喘氣，土肥原賢二領著的師團，狼一樣就撲上來了。那一仗，打得極為慘烈。槍聲從疏到密，又從密到稀，最后只剩下零星的、絕望的抵抗。城破的時候，李必藩沒走。不是走不脫，是不想走了。一個將軍，丟了陣地，散了部隊，在他心里，那身軍裝已然沒了分量。他選了最干凈也最沉重的一條路——以身殉城。就這么著，一位黃埔出身，從北伐烽火里走出來的將領，把命留在了魯西南那片焦土上。死訊傳開，上頭或許有震怒，有惋惜，有對戰局的焦慮，但千里之外的武漢，老百姓聽到的，只是一個簡單的、沉甸甸的消息：又一位師長，戰死了。

他的靈柩往武漢運，走的是怎樣的路，已無人細說。想來沿途盡是兵荒馬亂，盡是逃難的人流，靈車就在這滿目瘡痍的河山間，緩緩南行。等到了漢口，情形卻不同了。那是五月的武漢，空氣里已經有了燥熱的氣息，也彌漫著一種悲壯與緊張的混合情緒。大智門火車站，數月前剛迎過郝夢齡、劉家祺將軍的靈柩，如今又掛起了素幡。消息不脛而走，人們從三鎮聚攏來，黑壓壓的一片，不是為了看熱鬧，是來送一送這位不曾謀面，卻為他們把血流干的將軍。

月臺變成了祭壇。素車白馬，那是古禮，用在此時，卻格外貼切，貼切得讓人心頭發酸。沒有喧嘩，只有低語和壓抑的抽泣。漢口市政府的人來了，各界的人物來了，更多的，是普通的漢口百姓，拉車的，賣菜的，教書先生，青年學生。他們默默地站著，看著那覆著旗子的靈柩被緩緩抬下火車。旗降下一半，在微風中無力地垂著，像一聲長長的嘆息。哀樂響起來，鈍刀子一樣割著人的心肝。

那時的武漢，是個奇異的矛盾體。一面是“保衛大武漢”的口號喊得震天響，熱血青年唱著歌奔赴前線；另一面，達官貴人的筵席照開，舞廳的霓虹照亮，有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惶然。但在這迎靈的一刻，所有的浮華與喧囂都退得很遠。人們面對死亡——一種最崇高也最殘酷的死亡，忽然變得肅穆而單純。這肅穆，是對犧牲者的禮敬；這單純，是一個民族在最危險的時候，心底最樸素的善惡觀與榮辱感：為國而戰、而死的人，理應得到最大的尊崇。

追悼會現場，挽聯掛滿了禮堂，上面寫的無非是“民族干城”、“浩氣長存”之類的詞句。這些詞，今天看來或許有些空洞，但在當時，每一個字都蘸著血淚，都有著千鈞的重量。致辭的人講了什么，報紙上登了怎樣的文章，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一片黑壓壓的、自發而來的人群。他們用沉默的注目，完成了一場最真摯的祭奠。將軍的魂靈，若能看見這一幕，或許那緊鎖的眉頭，能稍稍舒展一些。他知道，他的血沒有白流，至少在這一刻，千萬人的心為他而痛，為他而敬。

這場景，成了武漢抗戰記憶里的一幀底片。后來，武漢陷落，更大的苦難，更多的犧牲，如潮水般涌來，淹沒了許多具體的名字與面孔。李必藩，連同他殉國的細節，漸漸沉入了歷史書某一頁的注腳里，成了檔案里幾行冷靜的記錄。只有在很后來，當人們翻閱那些泛黃的紙頁，看到“以身殉職”四個字，再聯想到當年漢口火車站前那素車白馬、萬人迎靈的一幕，才會驀然驚覺，那四個字背后，曾是一個怎樣滾燙的生命，以及一個城市、一個國家在危亡之際，用最樸素的儀式，努力想留住的一點精神上的體面與光亮。

如今，黃河水依舊東流，漢口火車站早已不是舊時模樣。戰爭的硝煙散盡八十年，我們過著李必藩將軍用生命換取的和平時光。有時想想，歷史挺有意思，它記不住所有槍炮的型號，算不清每一場戰役的確切殲敵數字，但它總會用一種奇特的方式，記住一些人的選擇，記住一群人的表情。記住一位將軍在城破之日的決絕，也記住一個城市的百姓，在某個燥熱的午后，默默站在路邊上，用目光護送一具靈柩遠去的那份靜默的悲愴。這記住，或許便是對犧牲，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