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華不留余地，澳大利亞通告全球，中國必須賣港口，中方有言在先

1月28日，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在達爾文港公開發表講話，正式向外界宣布了工黨政府準備強行收回該港口控制權的具體計劃。

毀約信號已亮

他在當天的演講中明確表示，達爾文港必須重新回到澳大利亞人手中，且澳方政府正在通過行政與法律手段推進這一進程。

這種表態，實際上已經將2015年北領地政府與中國企業簽署的99年租賃合約推到了違約的邊緣。

盡管阿爾巴尼斯在2022年上臺初期曾多次表達過修復中澳關系的意愿，但在2025年澳大利亞聯邦大選結束后，迫于國內保守派壓力以及競選承諾的兌現需求，其外交政策出現了顯著的轉向。

達爾文港作為澳大利亞北部的戰略樞紐，其地理位置極其特殊。它不僅是澳大利亞通往亞洲的最短航運通道，也是美軍在南半球的重要補給點。

2015年，澳大利亞北領地政府因面臨巨大的財政赤字，且達爾文港當時的設施極其簡陋、連年虧損，決定面向全球招標租賃。

在當時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多方財團，因評估該項目風險過高而選擇放棄的情況下，中國嵐橋集團以約5.06億澳元的價格，拿下了這筆為期99年的合約。

這筆資金在當時被北領地政府用于償還債務并進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

從2015年接手至今，嵐橋集團對達爾文港投入了數億澳元的后續建設資金。根據公開的運營數據，在該企業經營下，達爾文港的年吞吐量已經從租賃初期的800萬噸飛速提升至2024年的1800萬噸。

不僅如此，中方企業還主導建設了能夠停靠巨型郵輪的碼頭和大型油氣存儲設施。到了2024財年，達爾文港的凈利潤已經突破了8000萬澳元，徹底扭轉了過去幾十年的虧損局面。

但這種經濟上的成功，反而成為了澳大利亞部分政客攻擊的目標，他們認為這種具有高度戰略價值且盈利豐厚的資產，不能掌握在中國企業手中。

賺錢反成原罪

其實早在莫里森政府執政期間，澳大利亞國防部和情報部門，就先后三次對該港口的運營情況進行了國家安全評估。

阿爾巴尼斯上臺后，在2023年又進行了兩次核查。

截止到2026年之前的全部五次官方審查結論均一致，即沒有發現中國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存在任何損害澳大利亞國家安全的行為，也沒有證據表明該港口的商業活動被用于軍事用途。

甚至連一直持有反華傾向的澳大利亞智庫也承認，由于中方的專業化管理，該港口的運作效率在過去幾年里提升了15%以上。

但就是在這種在缺乏安全證據的情況下，澳方依然堅持收回港口，其原因就不可能是表面看起來那么簡單了。

2025年后，美國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宮，并提出了更為激進的“基建安全”審查標準，要求盟友必須清理境內涉及中國控制的核心基礎設施。

達爾文作為美軍輪駐達爾文部隊的駐扎地，以及美軍計劃部署B-52戰略轟炸機的廷德爾空軍基地后勤依托點，一直被美方視為“地緣政治隱患”。

澳大利亞政府在此時宣布收回港口，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向美國新政府提交一份涉及印太戰略的“投名狀”，通過犧牲中企的合法商業利益，來獲取美方的政治信任。

然而根據澳大利亞聯邦法律《土地征用法》和相關的合同法規定，若政府單方面強制終止具有法律效益的長期租約，必須支付“公正的賠償”。

由于該租約還有長達89年的有效期，且港口目前的盈利能力極強，法律專家預測，若雙方進入國際仲裁程序，澳大利亞政府可能需要賠償的數額將包括未來近百年的預期收益、已投入的基礎設施成本以及品牌溢價，總額可能高達數十億甚至上百億澳元。

對于目前深陷高通脹和債務壓力的澳大利亞政府來說，這筆天文數字的賠償款很難在議會獲得通過。

同時中國外交部在1月28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針對路透社關于“中方是否會報復”的提問，明確給出了回應。

發言人強調，中國企業通過完全符合市場規則的方式獲得租約，其合法權益必須得到保障。

這番話背后的含義非常清楚，即如果澳方執意通過非市場手段進行“明搶”，中方必將采取反制措施。

代價誰來買單

從歷史經驗來看，2020年中澳關系惡化時，澳大利亞的葡萄酒、大麥、煤炭和龍蝦等行業曾遭受重創，貿易額暴跌。

當時莫里森政府的強硬姿態導致澳大利亞GDP損失了數百億澳元，許多依賴對華貿易的西澳礦業公司和南澳農場主至今仍對此記憶猶新。

而目前的貿易形勢，與幾年前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中國已經完成了資源進口來源的多元化布局。

例如，在鐵礦石領域，中國在非洲幾內亞的西芒杜鐵礦項目已于2025年進入大規模開采階段；在鋰礦領域，南非和南美地區的供應份額也在穩步上升。

這意味著中國對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的依賴度正在逐年下降。

相反，澳大利亞目前仍有超過30%的出口商品流向中國。一旦雙方在達爾文港問題上徹底談崩，導致貿易關系再次進入冰封期，澳大利亞的資源開采行業將面臨比2020年更為嚴峻的市場流失壓力。

更進一步來說，如果一個主權國家可以隨意以“國家利益”為由，在多次審查無果后，依然強行沒收外國企業的合法資產，那么未來包括東盟國家和歐洲國家在內的投資者，在進入澳大利亞市場時，必然會重新評估其法律風險。

這種營商環境的惡化，對于急需外國資本來推動能源轉型的澳大利亞來說，無疑是飲鴆止渴。

同時在法理層面，中澳之間還簽署有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嵐橋集團作為受保護的投資者，完全有權向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提起仲裁。

這種跨國仲裁的結果往往具有強制執行力，且一旦判決澳方敗訴，不僅要面臨巨額罰款，還可能面臨其海外資產被查封的風險。

阿爾巴尼斯政府雖然口頭上喊得響亮，但在具體操作中一直試圖通過引入新的澳大利亞私人財團來接盤，企圖將這此行為轉化為商業買賣，從而規避直接違約的法律責任。

但中方企業顯然不會接受，在沒有充分法律依據和合理對價的情況下的“強制出售”。

從現在的局勢看，澳大利亞政府一方面想通過這一舉動安撫盟友和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另一方面又極度依賴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來維持本國經濟增長。

這種既要又要的心態，在達爾文港問題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然而中方的態度已經擺在臺面上，合法權益不容侵犯并非空話。如果澳方最終選擇直接撕毀合同，那么中澳之間在2024年和2025年積累的互信將徹底崩塌，由此產生的經濟代價，最終只會由澳大利亞的普通民眾和企業來承擔。

無論是在達爾文港的法律訴訟中，還是在全球資源的貿易博弈中，澳大利亞所面臨的后果都將是長遠且難以承受的。

參考資料：
1.觀察者網《中企運營達爾文港10年終于扭虧為盈，澳總理眼紅：致力于確保拿回港口》2026-01-29
2.財聯社《外交部：中企合法權益應該受到充分保護》2026-01-28
3.紅星新聞《剛扭虧為盈就要提前88年毀約？澳總理稱將收回中資企業合法經營的港口 我外交部回應》2026-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