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白求恩倚重的同事，卻在北平解放時，交給妻子兩份犧牲通知書

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天安門廣場上人頭攢動，但在華北軍區衛生部部長殷希彭的家中，卻一片安靜。妻子谷惠芳默默準備了一桌飯菜，中間特意擺了一盤她拿手的桂花糕。仗打完了，她日夜盼望的團圓日子，已經在眼前。

殷希彭看著妻子忙碌的背影，心里明白，那個隱瞞多年的消息，再也藏不住了。他轉身走進里屋，打開帶鎖的抽屜，取出兩份紙頁早已泛黃的文件。那是兩份《革命軍人犧牲證明書》，一份是長子殷子剛的，一份是次子殷子毅的。在這個歡慶的日子里，這個家庭深埋心底的悲痛，也即將攤開。

時間回到一九三七年夏天。北平失守后，保定的河北醫學院里人心惶惶。當時在學院擔任病理學主任教授的殷希彭，是在日本慶應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專家。正因如此，幾方勢力都想拉攏他。

日偽政府的人上門，許諾給他高官職位，想讓他出面撐起淪陷區的醫學教育。幾乎同時，向南撤退的國民黨方面也傳來消息，希望他一同前往。對這兩條路，殷希彭都沒有答應，之后他索性帶著家人，回到老家河北安國縣，想看看形勢發展。

在老家的日子里，他心里不斷權衡。一九三八年秋天，八路軍冀中軍區衛生部部長張珍親自登門拜訪。張珍沒有講太多大道理，只是實實在在說明了八路軍為什么要抗日，也講了根據地醫療工作的困難，尤其缺少專業的醫生。這次開誠布公的談話，讓殷希彭找到了自己應該選擇的方向。

一九三八年十月，殷希彭雇了一輛大車，裝上他最珍貴的“家當”——一臺顯微鏡、一些病理切片標本和好幾箱醫學書籍，一路趕到河北邱縣的青塔鎮，那里是八路軍冀中軍區衛生部所在地。他的到來，讓正為創辦衛生學校發愁的張珍部長松了一口氣。

說起這所學校，還與一位外國醫生的堅持分不開，他就是諾爾曼·白求恩。白求恩在晉察冀根據地考察后，多次向聶榮臻司令員建議，必須創辦正規的醫學院校，才能為八路軍培養出能治療傷病的醫生。

帶著白求恩的囑托和部隊的迫切需求，殷希彭沒怎么休息，就投入了學校的籌建工作。第二年九月，學校在河北唐縣的牛眼溝村正式開學，學校后來在白求恩犧牲后更名為白求恩衛生學校。殷希彭是學校的主要創辦人之一，并擔任了教務長。

衛生學校沒有正規教室，上課多在老鄉讓出的土房或舊窯洞里，窗戶糊著浸過油的棉紙，光線昏暗。沒有課本，殷希彭就帶領幾位教授，在油燈下自己編寫教材。他們把復雜的醫學知識精簡為最實用、戰場最急需的內容，重點教授傷員急救和傳染病預防。

沒有教學模型，他們就親手繪制人體解剖圖，用泥巴捏出器官形狀。就是在這種艱苦環境中，一批又一批年輕軍醫匆匆學成，背起藥箱奔赴前線。清亮的讀書聲，與遠處傳來的炮聲，交織在一起。

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辦學，殷希彭卻贏得了白求恩的敬重。白求恩對醫療工作要求極嚴，但對這位受過系統西醫教育的中國同行，卻真心對待。兩人能用德語直接交流專業問題，經常為了改進一個戰地救護方法或教學細節討論到深夜。

白求恩在寫給聶榮臻司令員的報告中，還特別提到殷希彭等幾位專家，稱他們是根據地醫療事業的“寶貴財富”。不幸的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白求恩因手術感染去世。

在生命最后時刻，白求恩特意囑咐，把自己從加拿大帶來的綠色手提醫療器械箱留給殷希彭。這個箱子，殷希彭后來一直隨身攜帶。它不只是一件物品，更代表著一份跨越國界的同行與戰友之間的信任與情誼。

殷希彭在前方為辦學奔波時，他的家庭卻遭遇了第一次沉重打擊。大兒子殷子剛受父親影響，一九三八年就參加了八路軍。年輕人不愿依靠父親的關系留在后方，堅決要求上前線部隊。他先后在冀中軍區和晉察冀軍區的戰斗部隊擔任指導員、教導員，作戰勇敢。

一九四三年，殷子剛奉命帶領一支武工隊在日軍控制的鐵路線附近活動，任務是破壞鐵路、伏擊敵人。在一次執行炸毀日軍軍列的任務時，行動暴露，小隊被敵人包圍。為掩護戰友攜帶重要文件突圍，殷子剛主動留下阻擊。子彈打光后，他拉響了隨身攜帶的炸藥包。

當組織的犧牲通知書幾經周折送到殷希彭手中時，他正在準備教案。他把那張白紙看了又看，沉默許久，然后仔細折好，放進貼身口袋。他不敢把這個消息告訴還在老家盼望兒子歸來的妻子。那天下午的課，他照常走上講臺，只是聲音比平時更低、更慢。下課后，他獨自走到學校后面的山坡上，坐了很長時間。

大兒子犧牲的噩耗，殷希彭咬牙瞞住了妻子。但他沒想到，命運的打擊來得如此之快，他當時還不知道，只有十六歲的小兒子殷子毅，已先一步離開。

殷子毅當時在晉察冀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擔任司藥員，這項工作原本相對安全，但他多次請求調往前線救護所。一九四二年，日軍對晉察冀邊區發動大規模“掃蕩”。一次緊急轉移途中，殷子毅所在小隊與一股日軍遭遇。為掩護重傷員和攜帶藥品的同志先行撤離，他故意引開敵人，跑上山梁阻擊，最終身中數彈。

殷希彭接到這份通知時，正忙于組織反“掃蕩”中的傷員救護和藥品轉移工作。他把兩份犧牲證明放在一起，鎖進隨身文件箱，然后像沒事一樣繼續指揮大家工作。只是夜深人靜時，有人聽見他屋里傳來壓得很低的哭泣聲。但天一亮，大家見到的仍是那位沉著鎮定的殷部長。

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殷希彭隨部隊機關進城。等生活稍作安頓，妻子谷惠芳從老家來到北平，一家人總算團聚。見到丈夫，她問的第一句話是：“咱們的瑄兒和珊兒，什么時候能回來？”她一直以為兩個兒子還在某支部隊，說不定哪天就會推門回家。

看著妻子眼中多年的期盼，殷希彭知道，必須說出來了。他扶妻子坐下，打開文件箱，取出那兩份折了又折、邊角磨損的證明。谷惠芳不識字，殷希彭便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念給她聽。念完后，屋子里一片死寂。那天，家里原本準備了酒菜，是想慶祝團聚的。

日子一天天過去，轉眼到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天。外面街上鑼鼓喧天，廣播里傳來天安門廣場開國大典的熱鬧聲響。谷惠芳像往常一樣做好飯，但桌上悄悄多擺了兩副碗筷。她對著空座位輕聲說：“新中國了，你倆要是能看到，該多好?！?/p>

外面歡慶的聲浪一陣陣傳來，但在這一家人之間，籠罩著一種復雜的寧靜，里面既有國家新生的喜悅，也有至親永別的鈍痛。這份傷痛，殷希彭從未向組織提起，也從未想過用它換取任何特殊照顧。

新中國成立后，殷希彭繼續在軍隊醫療系統擔任重要職務。他參與籌建軍事醫學科學院，為我國現代軍事醫學發展奠定基礎。一九五五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殷希彭因貢獻突出被授予少將軍銜。

授銜典禮上，他把領章戴得端端正正。有記者想采訪這位醫學出身的將軍，問他有何感想，他擺了擺手，只說了一句：“這榮譽，屬于所有犧牲的同志。”

晚年，殷希彭與老伴住在北京一個安靜的小院里。他很少對外人提起往事，但老伴知道，他常獨自坐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望著遠方，許久不語。孩子們的照片，一直收在臥室抽屜最里面。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殷希彭因病去世。在后來的生平介紹中，組織詳細記錄了他的專業成就和革命貢獻，對于他失去兩個兒子的事，只用了一句話概括：“殷希彭同志為革命貢獻了一切?！绷私馑娜硕济靼?，這句看似平靜的話，承載著多重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