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全國召開九大會議前夕,毛主席發現名單中沒有徐海東的名字后,勃然大怒。
接著他正色說道,如果徐海東不來開會,那我也就不參加會議了。
正因如此,才有了后來的一張經典照片,在大會的第二排,徐海東獨自占了好幾個座位,那是專屬,又是特權。
那么,徐海東何許人也?為何會受到毛主席的如此器重呢?
提起徐海東對我組織的功勞,稍有歷史基礎的人可能知道,他在我組織最困難的時候援助了5000塊大洋,幫我組織渡過了難關。
但要說起毛主席對他的器重,是比5000大洋更重要的一件事,他幾乎影響到了當時我組織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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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境中的“救命錢”
1935陜北,深秋,寒風裹挾著雪粒,刺入肌骨。
剛剛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中央紅軍,當時僅剩7000余人,物資枯竭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戰士們單衣襤褸,草鞋磨穿,全軍賬上只剩1000多塊大洋,連三天的口糧都湊不齊,更別提迫在眉睫的冬裝、藥品和彈Y。
更嚴峻的是,老蔣還調集了東北軍5個師發起第三次“圍剿”,妄圖對立足未穩的中央紅軍造成致命一擊。
與此同時,陜北根據地內部,錯誤的“肅反”運動還在進行,劉志丹等根據地創始人相繼被捕,人心惶惶。
當時的中央紅軍就如同一艘歷經風浪的巨輪,好不容易靠岸,卻發現港灣內暗流洶涌,瀕臨內外交困的絕境。
幸運的是,當時徐海東率領的紅二十五軍已在陜北站穩了腳跟。
他們從大別山出發,歷經10個月轉戰了一萬余里,終于抵達了陜北,期間不僅沒有減員,反而還吸納了不少成員,堪稱長征史上的奇跡。
公開數據顯示,當時出發時為2980余人,到達陜北時已經發展到了7000人左右,幾乎比得上中央紅軍的人數了。
抵達陜北后,他們與陜北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后,徐海東任軍團長,部隊裝備相對齊整,還打下了勞山、榆林橋戰役的勝利。
面對如此困境,毛主席不得不提筆給徐海東寫了一張借條,計劃借2500塊大洋,以解燃眉之急。
借條寫好后,由紅一方面軍供給部部長楊至成帶給徐海東。
毛主席此舉,一方面是想尋求徐海東的幫助,另一方面也是一次小心翼翼的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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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就在不久前,張國燾另立山頭,有意分裂紅軍,而徐海東原屬紅四方面軍序列,大家當時都不知道他的站隊和選擇。
話說徐海東看完借條,立即叫來供給部長查國楨。
當得知全軍還有7000塊大洋,過冬尚缺3000塊時,他沉思片刻,猛地合上賬本,斬釘截鐵地說:“留2000塊給咱們部隊應急,剩下的5000塊,全部給中央送去!”
不僅如此,他還從每個連隊抽出機Q,湊集大批步Q、彈Y、藥品,收集部隊多余的布匹棉衣,甚至將一個完整的騎兵團劃歸中央指揮。
楊至成聽后感激涕零,當他帶著那批物資復命時,激動得連聲說:“這下可救了急了!”
可以說,那5000塊大洋實實在在的是雪中送炭的“救命錢”,由不得幾十年后毛主席依然銘記于心。
不過除了那5000塊大洋,毛主席更看重的是徐海東的忠誠與品質,那是比金錢更重要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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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金錢更重的“定盤星”
話說,當時與5000塊大洋一起到達的還有一封徐海東的親筆信。
信中徐海東闡述了自己的政Z立場,他完全站在了毛主席中央紅軍的一邊,如一顆定海神針一樣,給了中央紅軍更大的底氣。
其中信中寫道:“紅十五軍團堅決服從黨中央的領導。”那句話的分量,遠勝過千斤金銀。
當時的陜北,正值黨和紅軍面臨分裂危險的至暗時刻。
張國燾的分裂活動剛剛挫敗,中央權威亟待重建;各路紅軍剛剛會合,指揮體系尚未統一;外部強敵環伺,內部人心浮動。
徐海東率領的紅十五軍團兵強馬壯,實力與疲憊的中央紅軍不相上下,又占據東道主之利,其政Z傾向足以左右全局。
在那樣的歷史關頭,徐海東本可以觀望,可以討價還價,甚至可以擁兵自重。
但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毫無保留地擁護中央、交出部隊指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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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維護團結的政Z忠誠,成為定海神針,確保黨中央在陜北站穩腳跟,避免了中國G命再次出現分裂的危局。
隨后召開的直羅鎮戰役,成為那一抉擇的生動注腳。
徐海東率領紅十五軍團沖鋒在前,與中央紅軍緊密配合,一舉殲滅G民黨軍一個師又一個團,俘敵5300余人,徹底打破了G民黨的“圍剿”。
那場“給黨中央把全國G命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奠基禮”的戰役,用實際行動證明了紅軍團結一心的偉力,也讓陜甘根據地真正成為領導全國G命的大本營。
毛主席后來多次感慨:“那時候,多虧了那5000塊大洋啊!”,但話語背后,是對徐海東那份真心實意擁護中央的感念。
物質的支援解一時之困,而堅定的政Z立場和純粹的黨性,才是支撐中國G命走過千難萬險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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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由于長期征戰,徐海東身負九處重傷,1940年后因肺結核嚴重不得不離開前線休養,缺席了抗日戰爭后期和整個解放戰爭。
按戰功論,那似乎影響了他的授銜。
但在1955年評定軍銜時,毛主席明確指示:“徐海東不但要評大將,而且大將中要排第二位,僅次于粟裕。”
那一決定曾讓不少人費解,但毛主席心里清楚:在1935年那個決定中國G命命運的歷史轉折點上,徐海東的選擇比任何戰功都更珍貴。
戰場上的功勛可以陸續建立,但在歷史關頭的政Z抉擇,千金難買。
正因如此,1969年4月,九大會議召開在即,毛主席看到會議名單上沒有徐海東時會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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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當時徐海東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好,但為了表達對他的敬意,毛主席親自派人用輪椅將重病中的徐海東接到會場,并安排在了主席臺第二排就座。
會議開幕時,毛主席環顧全場,特意詢問:“海東同志到了嗎?”
當徐海東掙扎著起身回應,兩位老戰友的目光交匯,跨越三十四載的風雨,一切盡在不言中。
1970年,徐海東在鄭州病逝,臨終前僅留下三個字:“聽主席。”那短短的3個字里包含著對毛主席的無上敬意和對黨中央的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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