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的德黑蘭,不僅是被那該死的酷熱籠罩,更被一種瀕臨失控的狂熱徹底吞沒。
那個一手締造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老人——魯霍拉·霍梅尼,在3日深夜22時22分停止了呼吸。
這座城市隨即陷入了癱瘓。
超過200萬人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涌上街頭,那場葬禮的混亂程度甚至可以用駭人聽聞來形容。
瘋狂的人群為了哪怕看一眼領袖的遺容,甚至沖垮了維持秩序的衛隊,導致葬禮現場陷入極度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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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幕迫使當局不得不強行中止葬禮進程,改用直升機轉移遺體。
在這場關于告別的混亂中,據統計有8人被活活擠死,數百人受傷。
這慘烈的一幕清晰地表明,霍梅尼在這個國家擁有何等恐怖的號召力。
就在街頭哭聲震天、民眾近乎癲狂的時候,權力的核心圈子里正進行著一場無聲卻驚心動魄的算計。
霍梅尼走了,誰來坐這把至高無上的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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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東地區根深蒂固的政治傳統,哪怕是披著共和的外衣,權力通常也是在家族血脈中傳遞。
但霍梅尼在臨終前,卻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決定,他沒有把大位傳給守在身邊的親生兒子,而是把權杖交給了一個并不是頂級教士、當時還只是總統的學生——哈梅內伊。
這并不是霍梅尼不想傳給兒子,而是老天爺似乎在跟他開玩笑,家族傳承的路,早就斷了。
霍梅尼其實有過一個非常完美的接班人,那就是他的長子穆斯塔法·霍梅尼。
這位長子從1929年出生起,似乎就是為了繼承父親衣缽而存在的。
他從小就泡在經書堆里,完全遵照父親的指示在教士圈摸爬滾打,既有深厚的宗教修養,又是父親在反國王斗爭中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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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關鍵的革命行動里,穆斯塔法都是那個沖在前面、穿針引線的人。
在革命元老們眼中,他不僅是霍梅尼的兒子,更是“天然的繼承人”。
可惜天妒英才。1977年,就在伊斯蘭革命勝利的前夕,穆斯塔法在伊拉克突然暴斃。
這場突如其來的死亡,對霍梅尼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它不僅是喪子之痛,更直接折斷了霍梅尼家族政治傳承中最粗壯、也是最合法理的那根支柱。
長子沒了,霍梅尼的目光自然落到了次子艾哈邁德·霍梅尼身上。
艾哈邁德長期陪伴在父親身邊,擔任秘書和顧問,處理日常事務和宗教聯絡,看起來是典型的“近水樓臺先得月”。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霍梅尼對這個二兒子的態度卻變得極其復雜,甚至可以說是失望透頂。
問題不僅僅在于能力。
確實,艾哈邁德在政治手腕和宗教威望上,遠不如他的哥哥,更無法與父親比肩。
他更像是一個稱職的生活大管家,而不是一個能駕馭復雜局面的領袖,甚至被外界評價為“爛泥扶不上墻”。
但更要命的,是思想上的背離。
作為一個神權國家的領袖之子,艾哈邁德竟然在思想深處是個“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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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小受西方影響較深,對嚴酷的政教合一體制并不感冒,反而主張西方的民主政治,崇尚自由。
在當時的伊朗,這種思想簡直就是異端邪說。
盡管霍梅尼多次勸說,但艾哈邁德依然故我,甚至在很多場合公開宣傳自己的想法,站在了父親政治理念的對立面。
霍梅尼心里像明鏡一樣,讓這樣一個在思想上“思想開小差”、在能力上又鎮不住場子的兒子接班,無異于親手埋葬自己畢生的革命事業。
這種基于理性的絕望,迫使他必須把目光投向家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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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清楚,如果強行把位置傳給兒子,教士集團和革命衛隊都不會買賬,新生的政權可能會因為兒子的無能而瞬間崩塌。
與其讓兒子在火山口上坐以待斃,不如徹底斬斷家族世襲的念頭。
在徹底放棄兒子之后,霍梅尼其實早就選好了一個“外人”,那就是蒙塔澤里。
蒙塔澤里不是普通人,他是霍梅尼的得意門生,早在1922年就出生在伊朗南部的一個農民家庭,17歲就認識了霍梅尼。
他的一生幾乎都在追隨霍梅尼,因為反對巴列維王朝,他坐過牢、受過刑,甚至在1974年被判了10年監禁。
在1985年,他已經被專家會議正式確定為霍梅尼的接班人。
那時候,大家都以為大局已定,蒙塔澤里只需要等著霍梅尼百年之后接班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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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壞就壞在太“天真”。
作為被指定的接班人,蒙塔澤里在這一時期開始展現出一種令霍梅尼不安的“仁慈”。
他開始頻繁地給霍梅尼寫信,對當時的強硬政策提出批評,主張對反對派采取寬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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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1989年初,也就是霍梅尼去世前幾個月,蒙塔澤里在慶祝伊斯蘭革命十周年的時候,竟然大唱反調,呼吁對過去十年的政策進行反思,直言伊朗在世界上太孤立了,把外國人都嚇跑了。
在霍梅尼看來,這已經不是意見分歧,而是立場問題。
霍梅尼在回信中毫不客氣地指責蒙塔澤里是一個“天真幼稚、頭腦簡單的人”,說他受了敵人的影響,變成了自由派的代言人。
1989年3月,霍梅尼做出了一個雷霆手段的決定,廢黜蒙塔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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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接勒令這位已經當了四年“儲君”的學生辭職。
蒙塔澤里隨后回信宣布辭去接班人職務。
這一下,霍梅尼在生命的最后關頭,突然面臨了無人接班的真空狀態。
1989年的伊朗,處境其實非常危險。
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剛剛結束,整個國家像個重癥病人,經濟瀕臨崩潰,青壯年死傷慘重,社會上充滿了疲憊和不滿。
外部,西方世界的封鎖依舊嚴密;內部,各種矛盾開始浮出水面。
在這個節骨眼上,伊朗需要的不再是一個只會抱著《古蘭經》研讀的宗教學者,而是一個能掌控“槍桿子”、能穩住局面的政治強人。
這時候,阿里·哈梅內伊的名字浮出了水面。
哈梅內伊雖然在宗教等級上不是最高的“大阿亞圖拉”,但他的履歷完美契合了當時伊朗的生存需求。
他當時已經當了8年的伊朗總統,是兩伊戰爭期間名義上的國家最高行政長官。
更重要的是,他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主要組建者之一。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他手里有兵權。
哈梅內伊不是那種躲在書齋里的教士。
早在1981年,他在德黑蘭的一個清真寺發表演講時,就遭到過暗殺,那是真刀真槍拼出來的資歷。
他深入參與了戰爭決策,熟悉國家機器的運轉,與軍隊和革命衛隊的高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對于一個剛剛走出戰爭泥潭、急需維穩的國家來說,懂軍事、懂行政的哈梅內伊,比任何德高望重的經學家都管用。
而且,哈梅內伊還有一個隱藏的“加分項”——他的血統。
哈梅內伊的全名是賽義德·阿里·哈梅內伊。
在伊斯蘭教里,“賽義德”這個頭銜可不是隨便能用的。
它特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兒法蒂瑪與阿里所生的后裔,也就是所謂的“圣裔”。
在伊朗這個什葉派穆斯林占絕對多數的國家,擁有“圣裔”身份,天然就帶有一種神圣的感召力。
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他當時宗教等級不夠高的短板。
當然,為了讓哈梅內伊上位,霍梅尼也是拼了。
因為按照當時的伊朗憲法,最高領袖必須是“大阿亞圖拉”。
為了掃清障礙,霍梅尼在臨終前授意修改憲法,刪去了這一硬性規定,并明確向核心圈子表示,“哈梅內伊是伊斯蘭共和國最合適的領導人。”
1989年6月,隨著霍梅尼的離世,這場權力交接的大戲終于落下了帷幕。
專家委員會迅速召開會議。
雖然哈梅內伊當時感到震驚,甚至有些猶豫,但在霍梅尼遺囑的加持下,他最終拿到了74票中的60票,以壓倒性優勢當選為伊朗的最高領袖。
而在那個關鍵時刻,被父親“嫌棄”的兒子艾哈邁德,也表現出了最后的忠誠,他在專家會議上宣讀了父親的遺囑,公開支持哈梅內伊接班,親手把家族權力的可能畫上了句號。
艾哈邁德的結局令人唏噓。
在哈梅內伊掌權后,他并沒有過上平靜的生活。
1995年,年僅49歲的艾哈邁德突然離奇死亡。
他的離去,徹底斷絕了霍梅尼家族卷土重來的任何可能。
霍梅尼的選擇,在當時看來是無奈之舉,但站在歷史的角度看,卻是一種極度的現實主義。
他犧牲了家族的私利,打破了宗教的條框,選了一個最能“守江山”的人。
事實也證明,無論外界風云如何變幻,哈梅內伊確實穩穩地掌控了伊朗數十年的航向。
這個決定,保住了那個政權,卻也讓霍梅尼家族徹底退出了權力的中心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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