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9年6月4日，大上海改天換地正好滿七天。
周恩來專程來到一戶人家登門拜訪。
屋主人是黃炎培。
這會兒，老爺子的處境挺讓人唏噓：一邊是即將出任新中國副總理的榮耀；另一邊，剛收到的噩耗像塊大石頭壓在心頭——二兒子黃競武，七天前被國民黨特務活埋了。
面對總理的寬慰，黃炎培說了幾句掏心窩子的話，大意是：
競武不過是個搞技術的，只因為幫著民主做事，就遭了毒手。
我這把老骨頭雖然年紀大了，但勁頭還在，往后更要跟著大家伙兒好好干。
這番話，乍一聽理智得過分，甚至像是在打官腔。
可你要是細看黃家的歷史，就會明白，這份“淡定”底下，藏著咱們中國人半個世紀以來，在“活下去”和“豁出去”之間的生死抉擇。
在他們家的算盤上，有些賬，不算利弊，只算存亡。
把日歷翻回1949年那會兒。
當時的上海灘，空氣里全是火藥味兒。
國民黨眼看要完，有點路子的都在忙活兩件事：換黃魚（金條）、搶船票。
去哪兒？
非臺即美。
其實，黃競武手里的牌，那是頂頂好的。
論學歷，清華底子，哈佛經濟學碩士；論地位，中央銀行稽核所一把手。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節骨眼，他只要點個頭，拖家帶口去美國過舒坦日子，簡直是小菜一碟。
連國民黨撤退那會兒，都把他劃進了“搶救人才”的圈子里。
走，還是留？
照理說，聰明人不立危墻之下。
可黃競武心里的算盤，打法不一樣。
身在央行，他太清楚蔣介石在搞什么鬼——那幫人正拼命把國庫里的家底兒往臺灣搬。
學經濟出身的他心里跟明鏡似的：要是上海被掏空了，共產黨接手的就是個爛攤子。
沒錢傍身，票子就是廢紙，幾百萬老百姓連口稀飯都喝不上。
那時候，擺在他跟前的路就兩條：
路子一：做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去美國當寓公。
路子二：利用手頭的權，把賬本扣下，攔著他們轉移資產。
走第二條路，那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
當時的上海，特務頭子毛人鳳早就殺紅了眼，沾上一點“通共”的邊兒就是個死。
黃競武偏偏選了這條死路。
他借著職務方便，偷偷把央行的賬目、檔案復印整理，想盡辦法把錢扣下來。
他還到處勸身邊的生意人：“別跑，留下，新中國有奔頭。”
在毛人鳳看來，這就是往槍口上撞。
1949年5月12日，人被抓了。
特務把他關在南市車站路那邊的保密局。
那幾天，老虎凳辣椒水全用上了，目的就一個：交出地下黨名單，認個錯，或許還能留條命。
黃競武硬是一聲沒吭。
聽后來的獄友講，提審的時候，這位哈佛高材生指著特務的鼻子痛罵：“你們這就是法西斯！”
5月17日大半夜，離上海解放就差十天。
特務們等不及了，也可能是嚇破了膽。
他們把黃競武和其他12個志士捆成粽子，推到監獄大院的空地上，挖個坑，直接活埋。
就差十天啊。
后來有人嘀咕，說黃競武太傻，好好的技術官僚，非要往政治漩渦里跳。
可在黃競武看來，這不是投機，這是讀書人的氣節。
在他的公式里，國家的金融命脈，比他這百十斤肉重得多。
二哥倒在天亮前頭，老三黃萬里，則在天亮后的大中午，選了另一種“硬碰硬”。
如果說二哥是跟國民黨的槍桿子對著干，那黃萬里這輩子，是在跟“違背常識”對著干。
這人也是個天才。
大哥搞哲學，二哥搞經濟，老爹黃炎培看著老三，手一揮：“你去學修橋治水。”
于是，黃萬里進了唐山交大，后來留美，拿了康奈爾的碩士、伊利諾伊的博士。
回國后，那是響當當的水利大拿。
可在那個年頭，當專家不容易，當個只講真話的專家更是難上加難。
黃萬里這一輩子，算是跟“三峽”這倆字杠上了。
關于修不修大壩，當時是一邊倒的叫好。
畢竟，高峽出平湖，發電量大，聽著就是利國利民的好事。
只有黃萬里站出來唱反調：不行。
他的理由不是瞎嚷嚷，全是科學推算。
他說長江三峽建壩截斷沙流，上游水位肯定抬高，到時候洪水泛濫；雖然能發電，但對地理環境的破壞沒法逆轉，最后倒霉的還是老百姓。
他甚至放話：“這高壩要是修了，早晚得被迫炸掉。”
這話一出，四座皆驚。
在那個講究“思想統一”的時候，這種話簡直是找不痛快。
那會兒，黃萬里也面臨一道選擇題：
路子一：隨大流，哪怕心里不同意，嘴上別說。
憑他的資歷，穩穩當當做個學界泰斗沒問題。
路子二：公開反對，哪怕被孤立、被批斗，甚至被打倒。
換做一般人早選第一條了。
畢竟工程是國家的，日子是自己的。
但黃萬里選了第二條。
下場可想而知。
作為國內外聞名的水利專家，他的建議不光沒被采納，反而因為這股子“不識時務”的勁頭，吃盡了苦頭。
他這一生，大半輩子都在郁悶里過活。
直到晚年病重昏迷，守在床邊的學生還能聽見他念叨：“三峽！
三峽千萬不能上！”
你說他圖啥？
圖名？
那是罵名。
圖利？
那是窮得叮當響。
他圖的，就是作為科學家的良心。
在他心里，科學規律是鐵打的，不能因為政治需要就變彎。
明明看見有隱患卻不說，那才是最大的失職。
這股“軸勁兒”，跟當年二哥面對特務嚴刑拷打時的“硬骨頭”，其實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
可惜，老天爺對黃家的考驗，還沒完。
要是說黃競武是壯烈，黃萬里是悲壯，那老五黃必信的遭遇，只能說是慘烈。
黃必信本來在大連工學院教書，講電工學。
這本該是個最安穩的行當，遠離是非圈，教書育人。
可覆巢之下，哪有完卵。
1961年，黃必信被打成“右派”。
到了特殊時期，風暴又來了。
對于像黃家這種把臉面看得比命重、講究“士可殺不可辱”的讀書人家庭，沒完沒了的羞辱比死還難受。
最后，黃必信選了自殺。
這還沒完。
他媳婦余啟運，因為受不了逼迫，從樓上一躍而下。
小女兒黃可清，在亂哄哄的世道里不知去向，到現在是死是活都沒人知道。
原本好端端的一個書香門第，轉眼間家破人亡。
咱們再回過頭看看那位當爹的——黃炎培。
新中國成立后，他位高權重。
可另一頭，他是個沒了大兒子（早死）、二兒子（犧牲）、五兒子（自殺）的老頭子。
他還眼睜睜看著三兒子因為講真話到處碰壁。
這滋味誰受得了？
換作普通人，估計早崩了，或者對這個世道滿腹牢騷。
但黃炎培沒有。
晚年的黃炎培，忍著喪子之痛，但在公開場合從來沒發過一句怨言。
他對國家大事照樣上心，對毛主席照樣敬重，對黨的領導照樣深信不疑。
這是為啥？
老糊涂了？
還是為了保全剩下的家里人不得不低頭？
都不是。
黃炎培是打晚清、民國、軍閥混戰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
舊中國的爛攤子他看得太多了。
在他那一代人的天平上，有一塊砝碼特別重，那塊砝碼叫“國運”。
他心里清楚，一個新政權要想立住腳，肯定得經歷劇痛，付出代價。
而他們這個家，恰恰成了付代價的那撥人。
他對周總理承諾“愿更加努力”，不是客套話。
那是因為他把二兒子的死，看作是給這個國家交的“投名狀”。
要是他因為自家的悲痛就否定了整個新中國，那兒子的血就真白流了。
這種清醒，近乎殘酷。
黃家這幾代人，其實都在做同一道選擇題：
當個人命運跟國家洪流撞車的時候，咋辦？
黃競武選了拿命去堵國庫的窟窿；
黃萬里選了拿前途去護科學的真理；
黃炎培選了拿隱忍去守大局的穩定。
他們沒一個選“精致利己”。
13個孩子，除了早夭的，幾乎個個成才，卻又個個坎坷。
看著像是命運捉弄，其實是家風使然。
黃炎培治家嚴得很，他教給孩子們的本事，足夠讓他們在哪個朝代都過上好日子。
但他灌輸給娃們的道理，卻注定了他們不會走那條舒坦路。
因為在這個家的家風算法里，有些東西，比命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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