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解放后,華東局社會部根據獲得的情報,掌握了畢陽的真實情況,曾派員前往畢陽宅第去查看。畢陽的母親、妻子表示愿意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跟畢陽劃清界限,社會部為此也沒用追究家屬的責任,對此畢陽的家眷對人民政府自是感激不盡,但這樣一來,鄰居都知道原來畢陽是“軍統”特務,逃到臺灣去了。以當時的政治氣氛,對畢家人就不免另眼看待了。畢家人原本跟外界接觸就不多,現在干脆閉門不出。
當時畢陽的老母親整天在家里念佛,妻子任丹蕊每天出門兩次,早上送九歲的兒子上學兼帶買菜,下午去學校接兒子。由于生活低調,這幾天一直令附近一帶人們風聲鶴唳的紅桃大盜搶劫案,畢家三口竟然絲毫不知,自然也就談不上有什么防范意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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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午夜時分,已經入睡的畢宅女主人任丹蕊被一陣急促的門鈴聲驚醒。她頭腦里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政府來人了,夜半登門,應該是有什么急事,任丹蕊匆匆穿上衣服,三步并作兩步趕到樓下去應門。哪知她剛剛打開屋門,臺階上已經站著三條黑影了。任丹蕊沒有思想準備,嚇了個激靈!
對方身穿深色中山裝,頭戴干部帽,帽檐壓得有點兒低,臉上戴著口罩,手上戴著白紗手套,其中一個肩上挎著個軍用挎包。為首一個開腔道:“別害怕!你是……”
“我……我叫任丹蕊。”
“我們是市局的,有點兒急事找你。”那人一邊說著,一邊亮出了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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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丹蕊稍感放心,點點頭把來人往屋里讓。請來人在客廳落座后,此人就讓任丹蕊把老太太和孩子都喊來, 一家三口集中到客廳后,婆媳倆眼睜睜地望著對方三人,等著他們透露消息,此時先前亮證件的那人開口了,內容卻令婆媳倆莫名其妙:“家里有繩子嗎?”
六十歲的畢母不知所措,無法作答。任丹蕊呢,遲疑地搖頭:“沒……沒有。”
這是時,那人朝旁邊一位打了個手勢,那位在底樓這邊轉了轉,進了原先娘姨住的那間屋里,里面傳出幾下像是撕開布匹的聲響,不一會兒,那人手里拿著幾根撕開的被單返回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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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此時,三個不速之客終于露出了強盜的真面目,二話不說就將一家三口綁了起來,拴在桌腿上,嘴里堵上了從衛生間拿來的毛巾。女主人任丹蕊被匕首已經抵住了脖頸,讓她說出保險箱密碼,嚇得任丹蕊緊閉著眼睛乖乖說了出來。
強盜上樓進了女主人的臥室,打開了保險箱,將里面的二十五兩黃金、二百多枚袁大頭十來件首飾、兩千多美元以及任丹蕊臨睡前摘下放在床頭柜上的金表悉數劫走。下樓后,發現客廳一角的那口玻璃櫥里的餅干聽、咖啡罐、奶粉瓶,于是就沖了奶咖,把前天任丹蕊剛剛買的兩斤餅干吃光。接著,他們從衛生間拿出拖把,把樓上樓下凡是他們踏到過的地方都擦拭了一遍。最后,依舊拿出噴筒,在墻上留下了一個紅桃圖案,這才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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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畢家三口給綁在客廳的那張餐桌上,無法掙脫,如果不是早晨六點送牛奶的工人按門鈴沒見反應,覺得不對頭,喚來了鄰居眾人一起推門入宅察看,后果不堪設想。這已經是紅桃大盜所作的第四起搶劫案。
專案組聞訊趕到現場,一看情況,先讓居委會把畢老太和孫子送醫院檢查,女主人任丹蕊還行,就留下向刑警敘述案發情況。刑警聽說對方出示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證件,不禁暗吃一驚,尋思紅桃大盜還真了得,冒充電燈公司抄表工覺得不過癮,竟搖身一變做起了警察!于是就問那證件是什么樣子的。任丹蕊說那人從口袋里掏出一個紅色本本,捏住了封面的大半個位置,朝她一亮。她看見那個本本的下方印著一行金字: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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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老柳把自己的證件拿出來:“是這樣一個本本嗎?”
任丹蕊看了看,眨著眼睛:“好像比您這個本本稍稍小了一圈。”
幾個警察相互看了幾眼,不禁就覺得奇怪了。當時上海市公安局的證件是全市統一的,封面都是市局落款,至于是哪個部門哪個分局的,是填寫在里面貼照片的那頁上的,哪來的比真證小一圈的工作證?若說是劫匪偽造的吧,那為什么不偽造尺寸相同的呢?
刑警何守杰此時表示:“這小子肯定是拿了本自行車執照來冒充了!”
這么一說,大家都明白了,上海發放的自行車證照。車證是一個硬封面,內有兩頁記載該車及車主情況和注意事項的紙張。車證封面下方印著的那行市局落款跟警察的工作證是一樣的,因此盜竊犯一定是利用車證冒充起警察來了, 現場勘查自然沒有發現什么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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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分局后,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這時,忽然接到北站分局的電話,說他們前天在站前廣場上抓到一名扒手,在其身上發現了羚羊角,問專案組是否要過來查問一下。
專案組接到這個電話的一瞬間,立即一種直覺:這是一條真正有價值的線索,案件的破獲很有可能就此破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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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上海的火車北站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都是上海最重要的火車站,發往外埠、外埠抵達上海的火車發車點與抵達點都是北站,北站一年到頭的人流也就可想而知了。而這種熱鬧,正好給扒手提供了一個很有利的作案條件。
扒手羅三就是北站分局的反扒便衣在站前廣場上抓到的。當時,一個便衣發現羅三兒從候車室出來,就盯上了一個帶孩子的中年婦女。便衣憑經驗一看羅三兒的那雙眼睛,就知道這小子是吃這一行飯的,遂決定抓現行。不多時,當羅三兒下手作案時,被便衣逮個正著,銬上銬子就帶到不遠處的警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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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去之后,在羅三兒身上搜出贓款若干,還有一個長近一尺、寬高各為寸余的小布包,這是他在候車室從一個候車的旅客那里扒竊來的。民警把層層疊疊包在外面的布頭解開后,呈現在眼前的是一截動物犄角。幾個便衣民警不認識這是什么東西,就放在一旁,然后清點贓款。羅三兒之前扒得的兩個錢包中的錢鈔加起來竟有上百萬元,就這樣,給羅三兒被送到看守所。
那筆贓款和像是動物犄角樣的贓物,就由便衣帶到分局辦公室去了。按規定,贓款、贓物都得上交治安股登記領。治安股則按規定一周交兩次,每隔三天一次。今天恰好是交贓款、贓物的日子,一干便衣都涌進了治安股長的辦公室。當時負責登記的民警一見動物犄角,不禁一驚:“我的媽呀,羚羊角啊!這是中藥里最為名貴的一味,價超黃金。這么長一截,要值多少錢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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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驚呼,引起了領導的注意,當下一看贓物,馬上拿出了專案組的那份協查通知,又看了看“羚羊角”說道,這很可能是贓物,于是立刻按照協查通知上的電話號碼給專案組打電話。專案組當即派員前往分局,把那截羚羊角取來。又找來一個老中醫的進行辨認,確實是羚羊角,強調這是最珍貴的一種中藥材。
接下來,是要弄清楚這截東西是不是“天年堂”被劫的贓物之一。出于穩妥考慮,專案組沒把東西拿去請失主辨認,而是派員去“天年堂”詢問:被劫的羚羊角有多重?當下讓賬房先生核查后,說被劫的那支羚羊角重三兩一錢七分。專案組辛強借用化學實驗室的天平稱下來,果然是這個重量。于是確認這是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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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去訊問扒手羅三兒。羅三兒交代,這個布包是他去北站候車室行竊時,從一個旅客攜帶的挎包里順手竊得的。那個旅客的挎包里還有其他東西,對于扒手來說,最理想的當然是現鈔。他站在那人后面,但那旅客十分謹慎,羅三兒就決定順手竊取了這個條狀的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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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個旅客是怎么一副模樣呢?這個羅三兒就說不上來了,因為他根本沒和對方正面對視過。但羅三兒卻說,他聽見此人曾問過別人去昆山在哪里排隊。專案組覺得這個線索比能夠說出對方是怎么一副模樣還有價值,專案組隨即舉行案情分析會分析案情。
一部分警察認為,從受害人康太太等人反映的一個劫匪帶有明顯的西郊本地腔來判斷,此人很有可能是昆山人,他在上海參與作案后,攜帶分得的贓物回昆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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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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