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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高峰的地鐵車廂里,遇見了兩位老人。他們身上帶著某種體制內浸潤出的儒雅,正低聲聊著養老金。
“八千多,夠花了。”一位語氣平和從容。
“我才一萬出頭,不算高。”另一位推了推眼鏡,話里透出些含蓄的自謙。
周圍的年輕人紛紛側目,眼神里三分羨慕,七分錯愕。斜對面,坐著一位衣著樸素的老人,腳邊擱著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他望著那兩位交談的老人,臉上的神情先是驚訝,繼而有些尷尬,最后凝成一種復雜的羨慕。
那一刻,車廂里的空氣仿佛被無形地折疊了。一半是云端的安穩晚年,一半是泥土里的老無所依。體制內的“富足”退休后愈發凸顯,而體制外的普通人,連一份體面的養老,似乎都成了遙不可及的奢望。
一、
這些年,因工作與生活,我接觸過不少老人。從他們身上,你能清晰地感受到,退休從來不是人生統一的休整線,反而像一道顯影劑,讓階層的差距徹底浮現出來。這種差距,更像一道陡峭的懸崖,將不同群體的晚年生活,決然地分割在兩個世界。
位于頂層的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養老金大多八千左右,多則上萬,這并非網絡流言,而是我與多位此類老人交談中反復驗證的事實。他們的晚年堪稱“退休即享福”,游山玩水,含飴弄孫。高額的養老金不僅讓他們自己的生活滋潤有余,還能補貼兒女還房貸、養孫子,活成了許多年輕人眼中“躺著也能贏”的模板。
身處中間層的企業職工,養老金則多在兩千到四千之間浮動。我認識一位南昌私企退休的張阿姨,六十二歲,退休前在服裝廠做車工,每月領兩千六百多元。她曾給我算過一筆賬,水電氣和通訊費三百多,菜米油鹽費一千多,剩下幾百要備著看病、買日用品,一分錢也不敢多花,旅游更是想都不敢想。
而最底層的城鄉居民,境況更為艱難。南昌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每月僅兩百元左右,即便算上個人賬戶繳納的部分,多數老人每月到手也不足一千。我家一位種了一輩子地的親戚便是如此,每月兩百多塊錢,“夠買袋化肥,不夠養老。”
于是,在南昌的街頭巷尾,你常能看到六七十歲的老人仍在忙碌,小區里做保潔,菜市場擺小攤,餐館后廚洗碗。
別輕信“閑不住”的說法,實話往往是,養老金不夠花,不干活就得緊巴巴地過日子,有時候還得補貼下子女。相比之下,體制內退休的老人們,廣場舞跳得從容,早茶晚酒安排得愜意,這般對比之下,“安享晚年”對前者像是奢侈的夢,對后者卻只是尋常的日常。
二、
前些年,鷹潭市曾公布過一組養老金數據,引發不少討論。機關退休人員月均5080元,企業退休人員月均2368元,城鄉居民月均則僅有207元。
這意味著,體制內的養老金是企業職工的2.14倍,是城鄉居民的24.55倍。一位機關退休老人每月的收入,抵得上二十四位農村老人的總和。
更殘酷的是,之前的養老金調整機制,還在無形中繼續拉大這種差距。過去多年,養老金調整往往采用“按比例普漲”的方式:同樣上漲5%,一萬元每月多得五百元,兩千元卻只多得一百元。
許多人曾寄希望于“養老金并軌”能縮小差距,但現實遠比想象復雜。
機關事業單位普遍設有“職業年金”作為托底,這相當于一份體制內專屬的補充養老保險,全部計入個人賬戶,退休后按月領取,等于多了一份穩定收入。而大多數私營企業,連公積金都未必足額繳納,更別提企業年金了。普通職工的養老保障,依舊只有基礎養老保險這“一根獨木”。
這樣的落差,已不僅是簡單的“待遇不同”,更像是一種資源分配的失衡,讓原本寬裕的愈發從容,讓原本拮據的愈發艱難。
三、
體制內老人的“富足”,從來不只依賴養老金,而是一整套福利體系長期疊加的結果,使他們在退休前就積累了可觀的底氣。
“集資房”是其中一道堅實的護城河。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許多公家單位都有這類政策,價格遠低于市場。加上足額的公積金,房貸壓力微乎其微,甚至不少人因房產地段優越,早早享受到了房地產發展的紅利。
我曾拜訪一位體制內退休老人的家,一百五十平的房子,無貸,裝修得體。老人坦言:“年輕時沒太為房子發愁,單位分的房,沒花多少錢。退休時手里也存了些。”沒有沉重的房貸,他們的儲蓄能力自然遠超普通工薪階層。
此外,還有諸多隱性福利的多年加持。只要不遭遇重大變故,許多體制內職工在退休時,已攢下可觀的積蓄,存款可觀、手握房產的情況并不少見。對他們而言,每月上萬的養老金,更像是一種“錦上添花”的額外收入。
反觀普通私企打工者,半生背負二三十年房貸,不少人連公積金都沒有,一輩子的勞動所得,大半填進了鋼筋水泥和銀行利息。退休時房貸或許剛清,口袋卻已空空,那點微薄的養老金,成了他們晚年唯一的經濟來源。
四、
或許有人會說:“體制內貢獻大,拿得多理所應當。”然而,貢獻的標尺,真的只在于工作單位嗎?只在于是否坐在辦公室里嗎?
我無意否認體制內人員的付出。他們在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等領域的工作,確實支撐著社會的有序運轉。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私營企業職工和廣大農民的貢獻。他們的汗水,同樣是國家發展的基石,甚至更為具體、更為沉重。
私營企業是中國經濟的毛細血管,貢獻了超過80%的就業崗位和60%以上的GDP。南昌街頭巷尾的小店、寫字樓里的公司、工業園區中的廠房,哪一個不是城市活力的來源?
更不應被遺忘的,是那些每月僅靠一兩百元養老金度日的農民。早年在鄉村走訪時,我見過太多與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老人。他們種出的糧食養活了億萬國人,他們放下農具進城務工,成了建設高樓、修通道路的“農民工”,以最樸實的勞動力支撐起了制造業的崛起。他們奉獻了青春、土地和廉價的糧食,將發展的機遇讓給了城市。可當年老力衰,卻只能面對每月數百元的補貼,連基本的養老都成問題。
貢獻的價值,不該僅用工作環境的舒適與否來衡量,也不該以是否身處體制內來界定。田埂上的汗水、車間里的油漬、街頭奔波的辛勞,與辦公室里的筆墨一樣,都是托舉這個社會向前的重要力量。
我一直覺得,養老保險的本質應是“互助共濟”。它不該淪為讓富裕者更富的工具,而該是年輕一代扶助老者、收入較高者幫扶收入較低者的橋梁。讓每一位為社會付出過汗水與青春的勞動者,都能在晚年擁有應有的體面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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