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人文：百色粵東會館——榜眼撰文，狀元書寫的《重建會館碑》

百色城里，有一座廣西境內最為著名的粵東會館，因為這里是百色起義記憶最為深刻的地方之一，自然的，也成為了百色重要的文化名片，文旅宣傳重點之一。

對于這座粵東會館里，人們談及最多，宣傳最多，研究最多，展示最多的，是它經歷過的那段紅色歲月，可是，這是一座有著300余年歷史沿革的古建筑，它所見證過的，不僅僅是百色起義彪炳千秋的時刻，還見證了百色城三百年間的興衰發展。

自然的，記載的故事也就多了。

比如，百色粵東會館里，還隱藏有一段少被關注的古代科舉狀元，科舉榜眼的人文內容。

那百色粵東會館，怎么和古代科舉的狀元，榜眼扯上關系呢？這就得從清末時的粵東會館的一次重建說起了。

百色粵東會館，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它的興建，和往來兩廣做生意的廣東商人有關。

清代初年，朝代更替，社會處于一個百業待興的經濟低迷時期，由此一些傳統的商幫進入廣西發展，由于地緣相近，文化相似，來自廣東的粵商抓住機會，很快就發展起來，帶動了廣西各地的經濟生活，為方便同鄉，同業溝通交流，互助互惠，粵商在廣西沿河很多的縣城，或圩集都建起的了粵東會館。

粵東會館是一處有著很明顯的地域性，行業性，商業性的場所，商旅到百色的粵商，也順從大流，建起了一座同樣的會館，成為了粵籍商人在百色城的重要落腳點。

初建的粵東會館，格局應該也有模有樣，但歲月流轉，風雨變幻，到清道光年時，這座歷經一百多年的建筑，也略有舊相，所以，在道光二十年（1840年）當時的廣東商人捐資發起了一次大規模的會館重修工作，由此，基本確定了今天的會館建筑范圍，也奠定了會館的在百色的地位。

但沒過幾年，在咸豐年間，由于太平天國，大成國兩大歷史事件的影響，廣西社會動蕩，依水系而興的粵桂間的商貿受阻，商貿業受到了巨大的沖擊，1860年（咸豐十年），當時太平天國石達開回師廣西，其部曾出兵攻打百色城，由此，位于城墻外街道，建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粵東會館沒能避免。

直到同治十年（1871年），社會秩序稍平，兩廣之間的商貿業重新流通，廣東商人再次組織一次對粵東會館進行重修。今天能看到的粵東會館建筑主體，墻面繪盞，屋脊上各種裝飾，基本就是這一次重修的遺存了。

百色粵東會館在同治十年開始的重修重建，但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持續了好幾年，主體建筑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完工，其他相關的建設，則一直延續到光緒六年（1880年）前后才基本結束。

因為是公共建筑，又有很強的地域性，加上是有著很重的“商會”背景，所以，當時很多的建筑材料，如木頭，石料雕像構件，磚瓦等等，都是從廣東順江而上運來來，正是如此，會館采用的是“分部承包捐建”的方式，接受各位商眾樂捐與建議，簡單說，就是整個建筑的資金來源很多，集資方式有眾資與獨資，認捐認建。

打個比方：普通的就是你捐一塊我捐兩塊集中起來，資金由相關重建管理的人員專門統籌運購，特別的如李商戶說屋頂裝飾所有資金由我一人出，我在廣東購買材料運來；梁商戶說一進大廳墻面所有繪畫裝飾的費用我包了，材料我在廣東運來；又或是幾個商戶共商出資買某些用料建設某一部分，也是從廣東自己購運過來等等。諸如此類，零零散散，最后歸置統一用于會館的建設與裝飾。

在古代，一座公共建筑基本建設成形，或是建設完成，都會有一個慣例，就是為建筑作個碑記，或是作個序文，并刻成石碑，置于建筑內，以示興祝銘記傳世。這類碑文一般是請有一定社會地位，社會成就的德高望重之人寫的。

百色粵東會館也不例外，那這樣重要的碑記，序文由誰寫呢？

這是由廣東商人所建的會館，這些商人南來北往，當中有不少人不說是人脈通天，那交友也是十分廣泛的，三流九教，達官貴人都認識個把，不知道是哪位大商，回到廣東南海，請出了譚宗浚寫碑文。

譚宗浚，廣東南海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進士，他這進士名頭得來可不簡單，本科一甲第二名，即傳統中所說的榜眼。

一位科舉榜眼，一位朝廷官員，他怎么會為遠在桂西腹地的百色粵東會館寫重建碑文呢？具體很難考證，但現在流傳有兩種說法。

一說他這人十分“好吃”，“會吃”，如現在飲食界中算是有名的老字號“譚家菜”，就和他有關系，有中國歷史上唯一由翰林創造的“菜”的說法，要是飲食文化中的菜系評選寬泛一點，不限于八大菜系的話，估計“譚家菜系”會有一席之地。相關的可以上網一搜，這里就不談了。可能正是某次宴席上，有往來百色廣東的商人遇上和譚宗浚一桌，想到粵東會館碑文這事，于是請他所寫。

二說他早期是到過百色的，因為他在光緒二年時，出任四川學政，由廣東順水路繞道百色去四川赴任，他是廣東人，到百色時自然對粵東會館這樣的本籍會館有很多的親和感，有了親身體會，所以就寫出了這篇很有“親歷”感的《重修粵東會館碑記》，后來，光緒十四年（1888年），他從云南回廣東，經廣西隆安時，卒。

如碑記開篇：三江西去蓋羈人游眺之鄉六詔東來是大賈貿遷之地煙茅瘴箐久洗荒涼峒草瑤花近多農冶，這意境，可以說沒有到過百色，看過百色山水的人，是想象不出來的，特別是在古代的環境下。

《重修碑記》寫出來了，當然是要刻石的，可能譚榜眼寫的文是在非正式的場合寫下的，環境不同，字體不適合直接換成碑刻，于是，又有人找到另一位廣東人，梁耀樞。

梁耀樞，廣東順德縣人，這也是一位牛人，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狀元！清代廣東三位狀元中的最后一位。

他怎么會抄寫這篇《重修碑記》的用于會館刻碑呢，這個也沒法考證了，估計和譚宗浚有關。

兩人雖說年齡差十四歲，但縣籍同屬當時廣州府，科舉學習，考試過程必定是有過交集，交流的，兩人前后差一年中舉（梁1862年，譚1861年）；前后科進一甲前三，一個狀元 ，一個榜眼；同有過任翰林編修經歷，寫百色這碑文時，又正好都是同級的學政官，一個湖北提督學政（梁1875年），一個四川提督學政（1876年）......

總之，看兩人的人生經歷，無論是在學途在仕途，在家鄉在外地，兩人交集都很多，也很類似，熟悉之下，不說惺惺相惜那也是相互欣賞了。

那一個狀元幫一個榜眼抄個文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當然了，具體是怎么個事，現在說不清了，但簡單的一塊石碑上，出現“榜眼撰文，狀元書寫”，這也算是“百色粵東會館的石碑傳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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