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里的男孩，還有女孩

月光里的男孩，還有女孩

———觀《月光里的男孩》后評

由萬瑪才旦老師監制、達杰丁增導演的《月光里的男孩》是昨天在電影院跟我讀初二的女兒一起看的。這是一部兒童題材的電影，但電影里的兒童，是已經長大的我們，已經忘記了童年模樣的我們。

昨天上午，我去海北出差，從西寧到海北的路上幾乎都是草原。我將風景照拍給我的一位早已在城市定居的藏族文學家朋友，問：是否還眷戀草原生活啊？回：當然，需要時不時回草原生活幾天。復回：真好，你的草原一直都在，而我的老宅卻早已不在了。

當電影一開場，一位神情落寞的叫扎西的藏族作家回到草原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草原上也有固定幾十年的老宅，也面臨著老宅安置的問題。雖然墻面已經斑駁，雖然屋舍已經松散，雖然院落已經荒蕪，可掛在屋檐下的一個鈴鐺發出的清脆聲響，猶如漫威里的那個威力巨大的響指，讓老宅里發生過的一切重新在扎西的腦海里，也在電影院里坐著的每一個觀眾的眼前，過了一遍。

電影看完，女兒說，這好像沒有一個具體的故事。我說這就對了，因為這部電影并不是在講一個故事，而是套用講故事的模式，窺視一個男孩的全部世界。你幾乎能看到他所能看到的一切，你感覺導演就把鏡頭懸浮在扎西的腦后，確實有好多鏡頭對準了扎西的脖頸，扎西看到什么，我們就能看到什么。所以這不是故事，這是場景還原，這是生活的日常，這是鏡像投射，這就是那個殘酷的生命真相，需要我們拿出足夠的勇氣去直面。

這部電影主創團隊都是藏族。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 - 施特勞斯用一句話奠定了他在哲學界的至尊地位：“Language is a form of human reason, which has its internal logic of which man knows nothing”（語言是人類理性的一種形式，它有著人類所不了解的內在邏輯）。他認為，語言是文化的基礎，不同文化的語言差異會導致認知差異，某些文化概念難以精準翻譯。你使用的語言，決定了你的文化背景，也決定了，不同文化之間一定有一些難以逾越的鴻溝。

鴻溝是距離，距離，可以產生美。

我本人就很喜歡藏語奇特的韻律。我有好幾位藏族朋友，我發現，如果現場有兩位母語是藏語的人，他們之間的對話一定是藏語，而且切換的非常絲滑。我比較不走運，我經常遇到的情況是，現場只有我一個聽不懂藏語的普通話使用者。可能這部電影的原創小說作者赤桑華老師已經忘記，我和他就是在這樣的一個飯桌上加的微信，當時無論誰說話我都煞有介事的去認真聽，甚至聽的津津有味，因為就像這部電影里的“錄像廳”就是用普通話的發音一樣，我努力從一兩個普通話發音的詞語里拆解他們聊天的信息。不要認為他們沒有禮貌，我從他們刻意躲閃我熱烈的眼神中發現了他們努力掩飾的真相：他們的普通話不太好，尤其跟一個說普通話的作家圈的女同志用普通話交流，誰也不想承擔用詞不準說錯話的風險，他們純粹是害羞。而現場普通話最流利的那位藏族老師，就坐在我旁邊，很明顯，他終于回到了自己的母語世界，壓根不想充當我的翻譯，好像故意要欺負一下我這個普通話世界里的人，就像他可能曾經遭遇過的一樣。

我認識的藏族老師或者年輕的朋友不分年齡都有一種萌萌的既視感，這跟大部分人對草原民族直爽威猛彪悍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如此，我看藏語電影，首先很親切，有一種我就在近處觀望的小傲嬌，畢竟身為那么多藏族朋友的朋友，總感覺我有一天也能出現在電影描述的場景里。其次跟普通觀眾一樣，有對異域風情的好奇，草原、牛羊、轉經的老人、連綿的經幡、紅色的氆氌、 熱騰騰的奶茶以及刺眼的雪山，這些場景再配上悠揚高遠的藏族音樂背景，畫面會立即有一種高原自有的神圣和巍峨的氣勢呈壓倒狀撲面而來。

寫到這里，還沒有觸及電影本身，并不是我跑題，而是想交代我在觀影之前的心理預期：我即將看一部藏語電影了，比如《靜靜的嘛呢石》，我可以看到寺廟里小活佛和他的隨侍真實的生活，比如《岡仁波齊》，我可以看到藏族人對神山的敬仰和尊崇，比如《阿拉姜色》，我可以看到藏族村民對信仰、家庭、生命、婚姻的態度，比如《雪豹》，我可以看到新時代下一個普通牧民在生存和大自然之間的艱難抉擇。那么《月光里的男孩》，我可以看到怎樣的一個藏族男孩的故事呢？

我帶著好奇和期待而來，剛才提到，不同文化之間一定有一些難以逾越的鴻溝。當我們都把目光聚焦到鴻溝上的時候，導演達杰丁增，卻把目光投射到普世的文化公共領域。所以我們沒有看到策馬馳騁的藏族男孩扎西，我們看到的是騎著自行車飛馳在山路上的扎西，我們沒有看到領著一只藏獒徒手與狼對峙的扎西，我們看到的是與一只金毛犬一度水火不容的扎西，我們沒有看到持誦經文的扎西，我們看到是在作業本上寫日記的扎西，我們沒有看到與神秘人物神秘事件產生關聯的扎西，我們看到的是為了宣泄情緒往老師辦公室放牛糞并立即被識破被罰站的扎西，一個被母親過度寵溺被父親過度規訓的扎西，一個和三個死黨一起做傻事的扎西，一個嘴饞的扎西，一個喜歡做夢的扎西，一個，怎么說呢，幾乎每個人的童年都會有的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扎西。只是他叫扎西，而我的童年里他叫建武、松濤、繼業、紅強、大偉，只不過，扎西說的是藏語，而我和小伙伴們說的是河南話，扎西和小伙伴采摘是野草莓，我們是捉蜻蜓、撲蝴蝶、偷甜瓜，扎西的痛以及快樂，與我們的痛以及快樂，以及全人類的痛以及快樂，都一樣。

一部純粹的藏語電影，竟然拍出了我最熟悉的內容，太驚喜了。現場眾多八零后，無論是不是藏族，都有同樣的感覺，甚至還有小觀眾看到了他們熟悉的內容，僅僅因為聽父母講過一些他們兒時的片段。這肯定不是巧合，這是記憶的搬遷，就像流浪的西南聯大一樣，地理位置不重要，人，人的精神，才是唯一的主體。

這很像是赤桑華老師自傳式小說，因為扎西最后成了一名作家，他返回草原后，仿佛還沒有準備好讓老宅變成民宿住進陌生人，巨大的失落感仿佛一顆壞了的牙齒引起一排牙跟著發炎，甚至頭也莫名其妙的跟著疼了起來。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個隱秘的角落，那里往往藏著一個壞了的牙齒，就像埋伏著的雪豹，只要靠近它的狩獵范圍，它就會發起猛烈攻擊。

這部電影沒有不斷反轉的劇情，只有一個又一個生活的碎片，這些碎片構成了一個關于扎西的故事。我覺得故事的講述還可以更流暢，我覺得扎西在家里的生活內容可以再豐富些，導演刻意讓扎西吃烙餅，而不是奶茶和手抓，導演有沒有故意回避藏族符號化內容我不確定，不過藏族普通人的生活真的很吸引人，沒有必要刻意回避，比如扎西，一個男孩，那么他一定有一件“擦惹”。作為觀眾我還是希望看到一些藏族文化里非常具有特色的內容，尤其我也帶著女兒來看，希望她通過看電影了解其實與她近在咫尺的可她卻不熟悉的偉大文明。同時，我還覺得扎西和狗扎西的故事還可以再飽滿，畢竟是一部兒童電影，用只言片語交代扎西和狗扎西的淵源很容易被錯過。

我最后再說錄像廳，不是要壓軸講，雖然電影從頭到尾都在圍繞錄像廳來講，但錄像廳只是一個隱喻。從小處講，是扎西夢想開始的地方，最后他成為了一個編輯去講故事，與兒時錄像廳里的光怪陸離分不開。從大處說，錄像廳確實是錄像廳老板說的那樣，世界已經變了，我們即便不變，也要接受這個現實。傳統和新生事物的沖突是永遠循環存在的，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想當年我們的父母看到貼到墻上半裸的陳浩南也嚇的面目猙獰，如今我們八零后多么的堅韌靠譜。現在我們當父母了，看到我們孩子沉溺手機、平板，也茶不思飯不想，會不會，也有點兒過度擔心了呢？

錄像廳老板被因循守舊的村民歧視，小扎西因為與狗重名也心有不甘，但是他們都把自己的憤怒對準了最無辜的狗扎西，那是懵懂年紀遭遇混亂時期的一種正常的合理的沖突。錄像廳老板最后何去何從了電影沒有交代，但是扎西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甚至總覺得自己的眼睛早晚會賠給受傷的狗扎西。我們的童年總有一些傷痛說不出口，但是悲傷在佛家看來是慈悲的珍珠，懷揣悲傷的人，總歸是善良的，籠罩著人性慈悲光芒的人，無論走到哪里，都在“居善地”，無論卵生胎生的生命，如若遇到這樣的人，總能被救贖，就像電影最后鏡頭里的那頭奶牛。

有一位老師說我觀影量太少，所以在講一部電影的時候拿不出不勝枚舉的例子，不能隨時蹦出一個大導演的作品做類比，不能從更專業的角度或者某一個特殊的細節來做點評，顯得我很不權威，這是事實。可我從來不覺得專業影評人比普通觀眾更有資格點評電影，電影本身是一個藝術品，就像臘八粥里的滿滿當當的貨實，你不能把里面的東西分開來吃。我最近因為一個書名買下了一本書，叫《紀錄片也要講故事》，我覺得這部電影的形式是這本書的反面，是把故事拍成了紀錄片，讓真實更真實，讓故事更夢幻。

這是達杰丁增導演的首作，這部電影也是一部新鮮的電影，猶如雨后的野草莓，果肉不如榴蓮肥碩，產量也比不上掛滿枝頭的蘋果，但是它代表大地的慷慨，代表著自然的意外饋贈，代表著未來成為更大更飽滿更多產更多人喜歡的可能性。

我希望身邊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成為《月光里的男孩》這部電影的觀眾之一，是對藏語電影的支持，更多的是這部電影真的能反哺觀眾，我本人也曾是月光里的女孩，感謝這部電影讓我重新找回她，回歸她，以后也會好好疼愛她，就像善良的扎西一樣，那個曾經的男孩，最終從月影里走出來，與曾經那個迷茫的小扎西和解，直面陽光，坦然又從容的擁抱美好的明天。

注：本文配圖由達杰丁增導演提供

《月光里的男孩》正在全國院線公映中

作者簡介：

楊玉婷，出生于1985年7月，2008年畢業于青海大學，2008年7月就職于國網青海省電力公司，青海省作家協會、青海省文藝評論家協會、青海省電影電視藝術家協會、青海省自然文學協會會員。2019年出版散文集《時間不是小偷》，2022年合著的報告文學《解碼四分廠》獲得青海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圖書獎，2025年出版散文集《記憶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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