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儀的寬厚與原則

郭子儀被后人評價為“大雅君子”和“社稷純臣”。國家有難時，他挺身而出，只考慮是否有利于國家的治理而從不計較個人的安危；他不貪戀官位，主動避讓賢路；他與同事及部下相處，最大的一個特色是“御下恕”，為人處世講究寬厚之道。而他的“寬厚”，并不是純粹對同事的遷就和對部下無原則的寬松，而是在有利于國家治理的前提下待人真誠。郭子儀的為人處世之道，是成就他“完名高節”極為重要的因素。

《舊唐書》卷121《仆固懷恩傳》說：“郭子儀為帥，以寬厚容眾。”同卷《李懷光傳》也說：“子儀性寬厚。”《舊唐書》郭子儀本傳上引裴垍的話說：“汾陽……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士心。”裴垍還拿他與李光弼相比：“始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從這些記載來看，郭子儀是以“寬厚”出名的，無論是他的同事還是一般的士卒，對他都是心服口服、感恩戴德的，所以部下和他的關系比較特殊，簡直到了親密無間的地步：“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仆隸焉。幕府之盛，近代無比。”這樣的寬厚仁愛，使郭子儀與部下的共事合作相處能夠和諧圓融。

即使是關系不和睦的同事和部下，郭子儀亦不計個人恩怨，盡力提攜。與李光弼的關系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李光弼和郭子儀素來矛盾很深，杜牧在《樊川文集》中也曾記載：二人“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但郭子儀不因私忿而對李光弼不利，而是坦誠相對，在合適的時候予以提攜。《資治通鑒》卷217記載：至德元年元月，“上命郭子儀罷圍云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正因為有了郭子儀的厚待提攜，李光弼和郭子儀才能多次商議作戰計劃，協同指揮，并使李光弼能獨當一面，甚至與郭子儀平起平坐。如至德元載五月，郭子儀和李光弼在常山與史思明作戰，《資治通鑒》卷218記載兩人的具體指揮：“子儀至恒陽……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考異》說：“《河洛春秋》以為此為光弼語，《汾陽家傳》作子儀語，蓋二人共議耳。”能夠如此協同作戰，說明李光弼和郭子儀的關系在此后是十分融洽的。

如仆固懷恩，本是郭子儀手下的大將，作戰勇猛，在與安史叛軍的作戰中屢立戰功，為收復兩京“皆立殊功”，但他脾氣暴躁，“剛決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雖主將必詬怒之”。也就是說，他一旦脾氣上來，連郭子儀也會罵。然郭子儀“以寬厚容眾，素重懷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漢勁卒，恃功怙將，多為不法，子儀每事優容之，行師用兵，倚以輯事”。《資治通鑒》卷222記載：肅宗寶應元年十一月，河朔平定，郭子儀認為仆固懷恩有大功，“請以副元帥讓之”，朝廷遂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加左仆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能容忍仆固懷恩對他的不敬，利用他的才能共同作戰，在關鍵時刻又盡力提攜他，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縱觀郭子儀的一生，我們發現他的“寬厚”，并不是無原則的，對不利于國家社稷安危的事情處理起來就極為嚴格。肅宗寶應元年，朔方等諸道行營都統李國貞治軍嚴苛，遭到將士抵觸，部將王元振發動兵變，在絳州殺了李國貞。五月，朝廷派郭子儀前去處理。因為郭子儀平素對士兵十分寬厚，所以王元振想郭子儀會同情自己。但郭子儀說：“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于是將王元振及同謀者40人全部正法，史書說“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顯然郭子儀的寬厚是有底線的，誰對國家社稷不利，即使是心向自己的士兵也是殺無赦。

再如代宗廣德元年，羽林軍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間擊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以為唐軍入城，嚇得全部逃出了長安。之后王甫自稱為京兆尹，聚眾至2000多人，“暴橫長安中”。郭子儀進城后將王甫斬首，“京畿遂安”。次年二月，郭子儀任朔方節度大使，至河中，“云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不久，郭子儀派牙官盧諒到汾州核查都虞候張維岳亂殺官員的情況，盧諒收受了張維岳的東西，替張維岳說好話。盧諒回來后，郭子儀“惡不比于己者，好賂于己者，公捶殺之”。

寬厚坦誠與堅守原則的處世之道，使得后人對郭子儀的評價相當高。學者們曾對中唐平叛諸將帥進行分析，發現只有郭子儀得以善終。這固然與唐室抑制地方勢力、加強中央實力、強化皇權的措施相關，亦與唐室防范統兵將帥的措施有關，但更與郭子儀個人的性格、修養和寬厚的為人處世之道有關。他身先士卒，能夠關心部下，與手下的將領及士兵和諧相處。他對手下將領和士兵寬厚，對他們賞識和提攜，但是任何人違背了原則，不利于家國社稷，他又能做到鐵面無私，絕不姑息遷就。郭子儀涇渭分明的為人處世之道，是他成就一世英名極為重要的因素。

◎本文原載于《學習時報》（作者：張劍光），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