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拋出了一枚重磅炸彈:所有還在蹲大牢的戰犯,不管是誰,通通釋放。
這時候,新中國這棵大樹已經長了二十六年,這幫人在戰犯管理所的高墻里,也整整熬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可你要是拿著放大鏡仔細瞅瞅這份皆大歡喜的名單,會發現缺了一角。
有個名字如果不早死兩年,哪怕是多撐一年,大概率會排在名單最顯眼的那幾行里。
這人叫徐遠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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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他在重慶那是能止小兒夜啼的主兒,軍統里的“西南王”,讓地下黨恨得牙癢癢。
就是他,一手策劃了屠殺楊虎城全家,連八歲的娃娃都沒放過。
1973年那個寒風刺骨的冬夜,他在北京功德林監獄冰冷的地板上咽了氣。
周恩來總理接到報告時,當場愣住了:“前陣子不是好好的嗎?
咋說沒就沒了?”
總理立馬拍板要查個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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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別的,這人死得太蹊蹺,不合常理。
在高墻里面,徐遠舉那是出了名的“干活狂魔”。
沒日沒夜地勞動,寫交代材料比誰都勤快。
照理說,這么想重獲自由的人,應該最把自己的命當回事。
偏偏就是這個最該惜命的主兒,硬是把自己逼進了死胡同。
這事兒往根子上刨,其實是他心里的算盤珠子撥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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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時鐘撥回1973年那個冬天的晚上。
那天,徐遠舉負責檢驗的產品出了岔子,質量沒過關,管理人員給他退了回來,讓他返工。
這要是擱平時,返工就返工唄,多大點事。
可那天徐遠舉跟吃了槍藥似的,反應大得嚇人。
他當場就炸了廟,覺得這是故意整他。
同屋的獄友湊過來想勸兩句,徐遠舉張嘴就是一句:“貓哭耗子假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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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完這通邪火,徐遠舉干了一件在那鬼天氣里跟自殺沒兩樣的事:跑去沖涼水澡。
那時候北京的冬夜,冷得能凍掉下巴。
徐遠舉眼瞅著快六十了,還頂著一身嚴重的高血壓。
獄友在旁邊提醒,水太涼,別把身子骨弄壞了。
徐遠舉氣呼呼地懟回去:“老子正上火呢,沖個涼水降降溫!”
這一澡洗完,當天晚上人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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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袋疼得像要裂開,在床上翻來滾去,最后疼得拿頭咣咣撞墻。
就聽“咚”的一聲悶響,他從二層鋪位上狠狠摔了下來。
屋里人驚醒后沖過去一看,那模樣慘透了:七竅流血,眼珠子往外凸,氣兒都快斷了。
沒過多久,人就徹底涼了。
后來醫院尸檢報告說得很明白:高血壓底子,情緒大起大落,再加上冷水一激,腦溢血發作。
摔下床那是結果,不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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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這就是個暴脾氣老頭把自己氣死的故事。
但你要把時間線拉長了看,那天晚上的涼水澡,其實是徐遠舉當了一輩子賭徒,最后一次把老本賠光的崩盤。
要想把這筆賬算利索,得回到1949年的重慶。
那時候的徐遠舉,站在了人生最血腥的岔路口上。
身為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的一把手,他手里攥著生殺大權。
上頭壓下來的任務是:處理楊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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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個處理法?
擺在他面前有兩條路。
路子A:光殺楊虎城一個。
這事兒辦起來最省心。
路子B:斬草除根,連帶身邊的隨從和家里人,一個不留。
徐遠舉毫不猶豫選了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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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這個B選項,還是他主動跟毛人鳳提出來的。
當時毛人鳳還在犯嘀咕:“辦完了要是走漏風聲咋整?”
徐遠舉那回答冷血得讓人發指,透著股“專業勁兒”。
他分析道,楊虎城跟秘書宋琦云一家關在一塊兒,光殺老的,秘書一家就是活口,還得費勁堵嘴。
為了保密,為了把活兒干得“漂亮”,徐遠舉支了一招:把楊虎城、宋琦云,連同他們的家眷,全弄到重慶,找個鳥不拉屎的地方,集體滅口。
這筆血債里,就包括宋琦云八歲的兒子宋振中——咱們熟知的“小蘿卜頭”,還有楊虎城八歲的女兒楊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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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殺人的時候,有些特務看著孩子都下不去手。
徐遠舉當時啥反應?
他指著手下的鼻子罵:“你們今天不殺,明天他們長大了就得殺你們報仇!
少廢話,趕緊動手!
野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這番話,把徐遠舉的骨子里的東西抖摟了個干凈:這是個極其怕擔風險、極其唯利是圖的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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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眼里,只要能把任務辦得“滴水不漏”,死多少人那都不是事兒。
人命對他來說,就是賬本上的一個數字。
那回,他賭贏了。
活兒干得“干凈利索”,領了賞。
但他沒想到,這筆血債的利息,高得讓他還不起。
1949年底,徐遠舉在云南落了網。
剛蹲大牢那會兒,徐遠舉心如死灰。
他心里明鏡似的:自己手上沾了那么多血,連娃娃都沒放過,共產黨能饒得了他?
按他那一套你死我活的邏輯,進了對頭的局子,那就是個死,無非是早死晚死的區別。
于是這人就開始“破罐子破摔”。
在白公館(后來改成了戰犯管理所),他跟改造對著干,罵看守,罵“叛徒”,甚至荒唐地嚷嚷要“撤了哨兵,讓我隨便進出”。
這會兒的他,就是在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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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情的發展,完全超出了他的腦回路。
他在號子里得了一身嚴重的紅疹,流膿流得那個臭啊,誰見了都躲。
按他以前在軍統的做派,這種犯人直接扔出去喂狗是標準流程。
可共產黨這邊不光送醫送藥,還派了六個戰士輪班倒地伺候他。
這一救,把徐遠舉那套“邏輯閉環”給敲碎了。
他猛然發現,對手不按套路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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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講究“給出路”,講究“改造”。
既然不用死了,徐遠舉那個精明算計的大腦瓜子又開始飛速轉動了。
他給自己琢磨出一套新的活法:拿“表現”換“特赦”。
這就解釋了為啥后來的徐遠舉變成了個狂熱的“改造標兵”。
他主動竹筒倒豆子,寫了一堆又一堆的回憶錄,把軍統那點黑幕全抖了出來。
這哪是悔罪啊,這分明是納“投名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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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學縫紉、學剃頭、下地干活,那勁頭比誰都足。
他還好幾次給中央寫信,主動要求加活兒。
信里說是因為“心里有罪,想贖罪”。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急眼了。
他急啥?
他急著把手里的“刑期”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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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頭一批特赦名單下來。
徐遠舉把脖子伸得老長,結果沒他。
這也正常,畢竟他是“軍統三劍客”之一,罪孽深重。
他跑去問被特赦的沈醉:“外頭啥情況?
老百姓能原諒咱們嗎?”
沈醉告訴他,只要好好干,就有盼頭。
這句話,成了徐遠舉的強心針。
打那以后他更拼了。
從1959年熬到1973年,這十四年里,徐遠舉的表現簡直挑不出刺兒。
回憶錄寫得詳實,干活從不偷懶。
但他忘了個核心問題:改造,修的是那顆“心”,他修的卻是“術”。
在徐遠舉看來,這就是場買賣:我干了這么多活,交代了這么多事,你就得給我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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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特赦名單一年年發,始終沒他的名字。
歲數越來越大,看著身邊的獄友一個個收拾鋪蓋卷走人,徐遠舉的心態崩了。
他覺得這筆“投資”,遲遲見不到回頭錢。
這種焦慮在1973年頂到了腦門子上。
那年他快六十了,身體一天不如一天。
那天晚上,因為產品質量被退回返工,這點芝麻綠豆大的事,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旁人眼里,這就是工作失誤。
但在敏感多疑、急功近利的徐遠舉眼里,這不光是找茬,更是一個信號——這說明他的“表現”人家不買賬,特赦更是遙遙無期。
這種絕望感一下子點炸了他的情緒藥桶。
那個冬夜的涼水澡,壓根不是為了降溫,純粹是自暴自棄的發泄。
就像當年他在軍統殺人如麻一樣,極端、偏執、不計后果。
只不過這回,刀口對準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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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死后僅僅兩年,1975年,所有在押戰犯全部獲得特赦。
更諷刺的是,根據后來的檔案解密,因為徐遠舉這些年表現積極,黨中央其實已經把他列進了考察名單。
也就是說,他倒在了終點線前頭。
徐遠舉這一輩子,都在算計。
年輕時算計官位,不惜把屠刀揮向八歲的孩子;老了算計刑期,把改造當成一種交易。
他以為只要算盤打得精,命運就能被他捏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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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忘了,有些債,是必須得用心去還的。
如果只是把改造當成一場功利性的表演,那么當這場戲得不到立馬兌現的報酬時,崩潰就是注定的結局。
那個寒冬深夜的“意外”,看似是高血壓惹的禍,說到底,是他那顆從來沒真正平靜過、始終在算計和焦慮里煎熬的心,終于停止了跳動。
信息來源:
《血手染紅巖-徐遠舉罪行實錄》-公安機關檔案館-群眾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
《忠誠與背叛-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紅巖-徐遠舉最后的結局》重慶出版集團-2011年6月出版
《快咨詢-戰犯徐遠舉,一直沒有等到特赦,他的最終結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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