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拋出了一枚重磅炸彈：所有還在蹲大牢的戰犯，不管是誰，通通釋放。
這時候，新中國這棵大樹已經長了二十六年，這幫人在戰犯管理所的高墻里，也整整熬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可你要是拿著放大鏡仔細瞅瞅這份皆大歡喜的名單，會發現缺了一角。
有個名字如果不早死兩年，哪怕是多撐一年，大概率會排在名單最顯眼的那幾行里。
這人叫徐遠舉。
提起他在重慶那是能止小兒夜啼的主兒，軍統里的“西南王”，讓地下黨恨得牙癢癢。
就是他，一手策劃了屠殺楊虎城全家，連八歲的娃娃都沒放過。
1973年那個寒風刺骨的冬夜，他在北京功德林監獄冰冷的地板上咽了氣。
周恩來總理接到報告時，當場愣住了：“前陣子不是好好的嗎？
咋說沒就沒了？”
總理立馬拍板要查個水落石出。
沒別的，這人死得太蹊蹺，不合常理。
在高墻里面，徐遠舉那是出了名的“干活狂魔”。
沒日沒夜地勞動，寫交代材料比誰都勤快。
照理說，這么想重獲自由的人，應該最把自己的命當回事。
偏偏就是這個最該惜命的主兒，硬是把自己逼進了死胡同。
這事兒往根子上刨，其實是他心里的算盤珠子撥亂了。
把時鐘撥回1973年那個冬天的晚上。
那天，徐遠舉負責檢驗的產品出了岔子，質量沒過關，管理人員給他退了回來，讓他返工。
這要是擱平時，返工就返工唄，多大點事。
可那天徐遠舉跟吃了槍藥似的，反應大得嚇人。
他當場就炸了廟，覺得這是故意整他。
同屋的獄友湊過來想勸兩句，徐遠舉張嘴就是一句：“貓哭耗子假慈悲！”
發完這通邪火，徐遠舉干了一件在那鬼天氣里跟自殺沒兩樣的事：跑去沖涼水澡。
那時候北京的冬夜，冷得能凍掉下巴。
徐遠舉眼瞅著快六十了，還頂著一身嚴重的高血壓。
獄友在旁邊提醒，水太涼，別把身子骨弄壞了。
徐遠舉氣呼呼地懟回去：“老子正上火呢，沖個涼水降降溫！”
這一澡洗完，當天晚上人就不行了。
腦袋疼得像要裂開，在床上翻來滾去，最后疼得拿頭咣咣撞墻。
就聽“咚”的一聲悶響，他從二層鋪位上狠狠摔了下來。
屋里人驚醒后沖過去一看，那模樣慘透了：七竅流血，眼珠子往外凸，氣兒都快斷了。
沒過多久，人就徹底涼了。
后來醫院尸檢報告說得很明白：高血壓底子，情緒大起大落，再加上冷水一激，腦溢血發作。
摔下床那是結果，不是原因。
乍一看，這就是個暴脾氣老頭把自己氣死的故事。
但你要把時間線拉長了看，那天晚上的涼水澡，其實是徐遠舉當了一輩子賭徒，最后一次把老本賠光的崩盤。
要想把這筆賬算利索，得回到1949年的重慶。
那時候的徐遠舉，站在了人生最血腥的岔路口上。
身為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的一把手，他手里攥著生殺大權。
上頭壓下來的任務是：處理楊虎城。
怎么個處理法？
擺在他面前有兩條路。
路子A：光殺楊虎城一個。
這事兒辦起來最省心。
路子B：斬草除根，連帶身邊的隨從和家里人，一個不留。
徐遠舉毫不猶豫選了B。
甚至這個B選項，還是他主動跟毛人鳳提出來的。
當時毛人鳳還在犯嘀咕：“辦完了要是走漏風聲咋整？”
徐遠舉那回答冷血得讓人發指，透著股“專業勁兒”。
他分析道，楊虎城跟秘書宋琦云一家關在一塊兒，光殺老的，秘書一家就是活口，還得費勁堵嘴。
為了保密，為了把活兒干得“漂亮”，徐遠舉支了一招：把楊虎城、宋琦云，連同他們的家眷，全弄到重慶，找個鳥不拉屎的地方，集體滅口。
這筆血債里，就包括宋琦云八歲的兒子宋振中——咱們熟知的“小蘿卜頭”，還有楊虎城八歲的女兒楊拯貴。
動手殺人的時候，有些特務看著孩子都下不去手。
徐遠舉當時啥反應？
他指著手下的鼻子罵：“你們今天不殺，明天他們長大了就得殺你們報仇！
少廢話，趕緊動手！
野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這番話，把徐遠舉的骨子里的東西抖摟了個干凈：這是個極其怕擔風險、極其唯利是圖的主兒。
在他眼里，只要能把任務辦得“滴水不漏”，死多少人那都不是事兒。
人命對他來說，就是賬本上的一個數字。
那回，他賭贏了。
活兒干得“干凈利索”，領了賞。
但他沒想到，這筆血債的利息，高得讓他還不起。
1949年底，徐遠舉在云南落了網。
剛蹲大牢那會兒，徐遠舉心如死灰。
他心里明鏡似的：自己手上沾了那么多血，連娃娃都沒放過，共產黨能饒得了他？
按他那一套你死我活的邏輯，進了對頭的局子，那就是個死，無非是早死晚死的區別。
于是這人就開始“破罐子破摔”。
在白公館（后來改成了戰犯管理所），他跟改造對著干，罵看守，罵“叛徒”，甚至荒唐地嚷嚷要“撤了哨兵，讓我隨便進出”。
這會兒的他，就是在等死。
可事情的發展，完全超出了他的腦回路。
他在號子里得了一身嚴重的紅疹，流膿流得那個臭啊，誰見了都躲。
按他以前在軍統的做派，這種犯人直接扔出去喂狗是標準流程。
可共產黨這邊不光送醫送藥，還派了六個戰士輪班倒地伺候他。
這一救，把徐遠舉那套“邏輯閉環”給敲碎了。
他猛然發現，對手不按套路出牌。
共產黨講究“給出路”，講究“改造”。
既然不用死了，徐遠舉那個精明算計的大腦瓜子又開始飛速轉動了。
他給自己琢磨出一套新的活法：拿“表現”換“特赦”。
這就解釋了為啥后來的徐遠舉變成了個狂熱的“改造標兵”。
他主動竹筒倒豆子，寫了一堆又一堆的回憶錄，把軍統那點黑幕全抖了出來。
這哪是悔罪啊，這分明是納“投名狀”。
他學縫紉、學剃頭、下地干活，那勁頭比誰都足。
他還好幾次給中央寫信，主動要求加活兒。
信里說是因為“心里有罪，想贖罪”。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急眼了。
他急啥？
他急著把手里的“刑期”變現。
1959年，頭一批特赦名單下來。
徐遠舉把脖子伸得老長，結果沒他。
這也正常，畢竟他是“軍統三劍客”之一，罪孽深重。
他跑去問被特赦的沈醉：“外頭啥情況？
老百姓能原諒咱們嗎？”
沈醉告訴他，只要好好干，就有盼頭。
這句話，成了徐遠舉的強心針。
打那以后他更拼了。
從1959年熬到1973年，這十四年里，徐遠舉的表現簡直挑不出刺兒。
回憶錄寫得詳實，干活從不偷懶。
但他忘了個核心問題：改造，修的是那顆“心”，他修的卻是“術”。
在徐遠舉看來，這就是場買賣：我干了這么多活，交代了這么多事，你就得給我特赦。
可特赦名單一年年發，始終沒他的名字。
歲數越來越大，看著身邊的獄友一個個收拾鋪蓋卷走人，徐遠舉的心態崩了。
他覺得這筆“投資”，遲遲見不到回頭錢。
這種焦慮在1973年頂到了腦門子上。
那年他快六十了，身體一天不如一天。
那天晚上，因為產品質量被退回返工，這點芝麻綠豆大的事，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旁人眼里，這就是工作失誤。
但在敏感多疑、急功近利的徐遠舉眼里，這不光是找茬，更是一個信號——這說明他的“表現”人家不買賬，特赦更是遙遙無期。
這種絕望感一下子點炸了他的情緒藥桶。
那個冬夜的涼水澡，壓根不是為了降溫，純粹是自暴自棄的發泄。
就像當年他在軍統殺人如麻一樣，極端、偏執、不計后果。
只不過這回，刀口對準了自己。
就在他死后僅僅兩年，1975年，所有在押戰犯全部獲得特赦。
更諷刺的是，根據后來的檔案解密，因為徐遠舉這些年表現積極，黨中央其實已經把他列進了考察名單。
也就是說，他倒在了終點線前頭。
徐遠舉這一輩子，都在算計。
年輕時算計官位，不惜把屠刀揮向八歲的孩子；老了算計刑期，把改造當成一種交易。
他以為只要算盤打得精，命運就能被他捏在手里。
但他忘了，有些債，是必須得用心去還的。
如果只是把改造當成一場功利性的表演，那么當這場戲得不到立馬兌現的報酬時，崩潰就是注定的結局。
那個寒冬深夜的“意外”，看似是高血壓惹的禍，說到底，是他那顆從來沒真正平靜過、始終在算計和焦慮里煎熬的心，終于停止了跳動。
信息來源：
《血手染紅巖-徐遠舉罪行實錄》-公安機關檔案館-群眾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
《忠誠與背叛-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紅巖-徐遠舉最后的結局》重慶出版集團-2011年6月出版
《快咨詢-戰犯徐遠舉，一直沒有等到特赦，他的最終結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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