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40年秋天，延安中央醫院的病房里。
毛主席手里那點少得可憐的半斤牛奶配額，沒進自己的肚子，反倒讓人端到了一個重病號的床頭。
這病號名頭不小，叫肖玉璧，陜甘寧邊區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這人也是個狠角色，全身上下留了87個窟窿眼兒，肚皮都被刺刀捅穿過，腸子流出來硬是用手塞回去，愣是把命從閻王爺手里拽了回來。
看著肖玉璧那副只有出氣沒有進氣的樣兒，主席心里是真難受。
光送牛奶還不算完，過了半個月，又專門抽空跑去看了他一回。
誰知道，世事難料。
僅僅過了一年，時間到了1941年年底。
一份死刑判決書遞到了案頭，被告欄寫著肖玉璧的名字。
這一回，毛主席連個磕絆都沒打，撂下一句硬話：“法院怎么判，我就怎么擁護。”
前腳送牛奶救人，后腳簽字殺人，這彎子轉得是不是太急了？
不少人覺得這是“功過不能相抵”的法律常識。
這話沒錯，可要是再往深里想一步，你會發現這背后藏著一筆關于“帶隊伍成本”的精細賬。
那會兒的延安，日子過得那是相當緊巴。
肖玉璧傷養得差不多了，組織上讓他去清澗縣當個稅務分局局長。
可這老兄心里不痛快，他琢磨著：老子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干革命，身上戳了87個洞，到頭來就讓我當個收稅的芝麻官？
這種“老子吃虧了”的心態一上來，手腳就不干凈了，直接伸進了公家的錢袋子。
在任上這陣子，他一共貪了3050塊大洋。
這數字啥概念？
那時候邊區普通辦事員，一個月津貼撐死也就一塊到十五塊。
肖玉璧這一摟，頂得上一個普通干部干上一百六十多年不吃不喝。
東窗事發后，這家伙頭一個反應不是低頭認罪，反倒是嚷嚷著要找毛主席“討人情”。
他想拿身上那87處傷疤，換自己一條活路。
這下子，難題甩到了毛主席手里。
留他一命？
人家確實有血汗功勞，可要是放了，會不會讓那些爬雪山過草地的老紅軍寒心？
殺了他？
這就是立規矩：以前的功勞簿，換不來現在的免死金牌。
主席心里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要是功勞能抵貪污，那往后誰立了功，誰就能合法貪污。
這隊伍一旦開了這個口子，就像大堤上多了個螞蟻窩，塌方那是遲早的事。
于是，牛奶是給英雄補身子的，子彈是給貪官頂腦門的。
這兩碼事，必須拆開算。
其實這股子狠勁，早在1932年就定下了調子。
那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剛成立不久，頭一樁反腐大案，主角叫謝步升。
這人有點來頭，瑞金縣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
官銜聽著不大，但位置極關鍵——中共蘇區中央局就在這村里辦公。
謝步升膽子肥得很。
利用手里的權，偷蓋公章、偽造路條，把蘇區的緊俏物資倒騰到白區去賣；還偷偷殺害紅軍軍醫；甚至仗著權勢糟蹋婦女。
調查組剛一查他，阻力大得嚇人。
這家伙關系網盤根錯節，就連辦案的人都收到了威脅信。
關鍵時刻，鄧小平拍了桌子，那會兒他是瑞金縣委書記：“這是頭一回反腐，這股歪風要是剎不住，往后還了得？”
毛主席的態度更是像鐵板一樣硬：“腐敗不除，蘇維埃的大旗就得倒。”
1932年5月5日，那一槍響過，謝步升成了紅軍反腐史上第一個吃槍子的干部。
這就傳遞出一個死理兒：在共產黨這兒，沒什么“刑不上大夫”，也沒什么“法不責眾”。
可這貪腐的禍水，沒因為幾聲槍響就徹底干了。
隨著江山坐穩了，誘惑也跟著翻著倍地漲。
日歷翻到1951年，新中國剛成立沒多久。
這回，把中南海都震得嗡嗡響的數字是——200億元（舊幣）。
犯事的是兩個響當當的人物：劉青山、張子善。
這二位可都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紅軍老資格，坐在天津地委書記的位子上，那叫一個權大勢大。
從買糧食的錢到修機場的款，從救命的救濟糧到治河的專款，兩人跟餓狼似的瘋狂往嘴里塞。
甚至勾結奸商倒賣木材，為了毀尸滅跡，光張子善親手燒掉的單據就有178張之多。
這倆老戰友一進去，求情的風立馬吹到了毛主席耳朵邊。
理由那是相當硬：這兩人功勞大，又是革命功臣，能不能給個改過自新的路？
哪怕判個無期，發配去勞動改造也行啊。
這又是一場讓人揪心的博弈。
殺兩個大干部容易，可怎么處理這背后的人情債？
毛主席給出的回話，那邏輯足以載入史冊：
“正因為他們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非殺不可。
只有殺了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錯誤的干部。”
這筆賬，主席看得比誰都長遠。
這一槍如果不扣動扳機，后頭就會冒出無數個劉青山、張子善。
犧牲兩個“大老虎”，換來的是整個官場長期的清醒。
這筆買賣，值，而且非做不可。
不過，毛主席反腐的邏輯，不光是“殺”。
比起事后開刀，他更在意事前的“防微杜漸”。
1950年3月，主席剛從蘇聯訪問回來。
衛士長李銀橋的媳婦韓桂鑫，閑聊時順嘴提了一茬：有個領導干部在香山蓋辦公樓的時候，順手給自己也蓋了一棟二層小洋樓。
乍一聽，這好像不算什么驚天大案。
比起貪污幾百億，蓋個房子算多大點事？
哪知道毛主席的反應大得嚇人。
第二天，李銀橋就在菊香書屋見到了那位干部，周恩來和聶榮臻也在場。
平時挺和氣的主席，這回雙手叉著腰，指著對方鼻子就罵開了：“我早就說過進城之后別學李自成，你為什么裝聾作啞？
這不明擺著想讓老百姓戳我們脊梁骨嗎？”
那個干部嚇得冷汗順著臉往下淌，周恩來和聶榮臻在旁邊連句勸解的話都不敢插。
為啥主席對一棟房子發這么大火？
這兒有個諷刺到極點的對比細節。
就在幾個月前開國大典的前夕，主席要上天安門城樓。
工作人員翻箱倒柜，愣是找不出一件沒補丁的衣裳。
李銀橋想去買件新的，主席死活不讓：“國家正是用錢的節骨眼，花那個冤枉錢干啥？”
最后，還是韓桂鑫找來布頭，在主席襯衫上補了又補。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就是穿著這件帶著補丁的內衣，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國成立。
領袖穿著補丁衣服，干部卻在香山給自己蓋小洋樓。
這種反差，在毛主席看來，就是“李自成悲劇”重演的信號。
如果不把這種貪圖享受的苗頭掐死在土里，共產黨就會像當年的大順軍一樣，進城沒幾天就爛透了，最后被老百姓拋棄。
那個蓋房子的干部，最后也被移交司法處理了。
回頭再看這四個案子，你會發現一條清晰得不能再清晰的紅線：
殺謝步升，是立威，告訴大伙誰也別想搞特權；
殺肖玉璧，是破除“功臣心態”，功勞簿擋不了子彈；
殺劉青山、張子善，是止損，用兩個人頭換全黨的清醒；
辦蓋房干部，是防變，在雪崩之前先鏟掉那塊松動的雪。
不管是面對幾百億的巨款，還是一棟私宅；不管是面對滿身傷疤的英雄，還是位高權重的大員，毛主席的選擇從來只有一個。
因為他心里裝的不是某個人的私交，而是整個政權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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