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全軍取消軍銜后,采取“定級減薪”與地方干部統一實行國家行政等級,正兵團級和大部分副兵團級上將定為行政5級,少部分副兵團級上將與大部分副兵團級中將、大部分準兵團級被定為行政6級,正軍級被定為行政7級等。大將屬于軍委委員級,過去與地方行政4級對應,在定級時大多數是行政4級,只有兩位低于行政4級,被定為行政6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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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分別是黃克誠和譚政。倆人過去分別擔任軍委秘書長兼總長,總政部主任,是軍隊主要領導。倆人之所以會這樣,也不難看出問題出在哪里。
1959年,廬山會議上黃克誠對彭總提出的意見是表示贊同的,當會議風向急轉直下,對他來說都是當頭一棒。隨著會議深入,批評的火力大大加強,所謂軍事俱樂部等提法也都出來了。最終軍委改組,羅瑞卿接替工作,他賦閑起來。
進入六十年代,主要是賦閑在家,可他是一個閑不住的人,希望做點事,哪怕沒有職務也可以。得到上級同意后,也到其他地方走走轉轉。1965年,把他放在山西擔任副省長主管農機工作。這一年正好取消軍銜,采取定級減薪。過去正兵團級對應行政5級,軍隊工資高,因此要縮減軍隊干部工作,轉為地方行政5級,拿與地方行政5級一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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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說他是軍委委員級,也是行政4級,可考慮到他的現有的職務,以及過去的問題,不僅沒有按照行政4級,還降低2級定為6級。行政6級對應過去副兵團級中將、準兵團級為主。
對于職務高低和待遇高低,黃克誠都不看重,因為類似的經歷也遇到過,像土地革命時期,有人執行左的路線攻打大中城市,他就表示反對,被扣上右傾帽子。在行進轉移中,也因為堅持觀點而被多次降職,但他沒有消極,沒有妥協。最終組織上對他的問題進行公道解決,恢復職務等。
或許他堅信,一切問題只能交給時間來檢驗,會給出一個公道的結論。
譚政是軍隊杰出的政工將領,從1956年接手總政工作,在位置上4年。1960年,有人對他主持下的軍隊政治工作提出問題,不點名說他:有人如廟里的老道一樣,只會看廟念經,對政治工作一點創造性都沒有,別人提出來的東西,總是橫加指責,不接受新鮮事物。對提出的四個第一、三八作風進行抵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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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軍委擴大會議中,有不少人向他發難,甚至要求揭開他為何沒執行三八作風、四個第一的謎底,會議氣氛變得很緊張。在有人回憶中,林作出兩個指示后,所他不執行指示,很多人被蒙在鼓里,有人得知后很氣憤。這些人中不乏有過去在東北并肩作戰的戰友。
他被扣上大帽子而改任總政部副主任,后來又被改任到福建省擔任副省長。按照給他扣的帽子以及現有職務,被定為行政6級。
就這樣,兩位五十年代后期主管軍隊總參、總政的負責人,每個人都因不同問題去職,而且又在特殊運動時期遭到第二傷害。當他們再恢復工作時,譚政身體基本上已經垮了,黃克誠身體較好一些,到中紀委擔任常委書記,主持平反冤假錯案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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