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2年2月，寒風還沒散盡。
薄一波作為華北局的一把手，辦公室里迎進了一位坐立難安的客人。
進門的是天津市委書記黃敏。
他這趟來，肩膀上扛著的擔子不輕，開口也是直奔主題：能不能給劉青山和張子善留口氣？
黃敏擺出的理由，在那會兒的老干部堆里挺有市場：這倆人不是一般的兵，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闖過來的。
想當年，那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敵人的老虎凳、辣椒水都沒能撬開他們的嘴。
雖說現在路走歪了，犯了大錯，可看在過去流過血的份上，能不能給個改過自新的路子？
哪怕把牢底坐穿，只要腦袋還在脖子上就行。
這事兒，確實讓人撓頭。
真要動刀子吧，那是曾經一個戰壕里滾出來的兄弟，功勞簿上寫得密密麻麻；可要是不動刀子，那個貪污的數字大得能把天捅個窟窿。
這筆賬，到底咋算才對？
要把時間往前推幾個月，提到劉青山和張子善，那代表的可是響當當的榮譽。
就在1951年10月，三十六歲的劉青山還穿著筆挺的制服坐在奧地利維也納，那是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聯歡會的現場，他不但去了，還當選了常委理事。
國內的《人民日報》把這事兒當成大新聞，白紙黑字夸他是新中國年輕干部的標桿。
翻翻履歷，他是1931年就跟著黨走的老資格，那是搞過高蠡暴動、拉過冀中支隊、在反掃蕩里跟鬼子拼刺刀的主兒。
張子善也不含糊，十六歲就帶頭搞學運，國民黨的大牢那是進進出出，平津戰役那會兒，幾十萬民工支前，全靠他張羅。
在河北鄉親們的眼睛里，這倆人是“頂梁柱”，是帶著大伙兒打跑侵略者、又能搞生產的好官。
誰曾想，光環背后，藏著一筆爛得流膿的賬。
從1949年進城到1951年案發，不過也就是兩度春秋，這兩人就像被鬼迷了心竅，徹底變了樣。
后來的算盤一撥拉，數字嚇死人：他們在天津地委當家的時候，順手牽羊拿走的地方糧款就有將近29億元（舊幣），防汛用的救命錢被挪了30億，救災款少了4億，連修飛機場的工程款都被扣下了5.4億。
這還不算完。
他們還打著搞建設的幌子，從銀行騙貸60億，倒騰鋼材，做起了沒本的買賣。
最缺德的是，劉青山連救災的錢都敢動。
那邊災民餓得啃樹皮，這邊他拿著救災款抽大煙，日子過得花天酒地，作風亂得一塌糊涂。
當時有人勸他收手，劉青山把眼一瞪，扔出一句渾話：“老子把腦袋別褲腰帶上打下的江山，現在享受享受怎么了？”
在他那個算盤里，邏輯是這樣的：前半輩子我拼命投資了，現在坐穩了江山，收點利息回報，那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兒嗎？
最先嗅出味道不對的，是天津行署副專員李克才。
李克才是他們的下級，眼瞅著這倆頂頭上司在泥潭里越陷越深。
剛開始，他還想著拉兄弟一把，私下里勸了好幾回。
結果呢，換來的就是劉青山那套“享受江山”的歪理。
這時候，李克才被逼到了墻角：是裝聾作啞保個平安，還是硬碰硬磕到底？
這選擇題不好做。
因為當他把這事捅給當時的河北省委書記林鐵時，碰了一鼻子灰。
林鐵的想法代表了當時不少人的心態：劉青山那是經過火考驗的老同志，抽大煙是因為身體有病，那是累出來的，戒了不就完了？
新中國剛開張，自家人的團結比啥都重要。
在林鐵看來，為了“團結”這個大局，個人的那點“小毛病”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可李克才是個硬骨頭。
1951年11月21日，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會，當著幾百號代表的面，他把這個蓋子一把掀開了。
這一掀，滿座皆驚，下巴掉了一地。
火很快燒到了北京。
雖說那會兒劉青山還在國外開會，可調查組已經把底兒都摸清了。
等他一下火車，哪有什么鮮花掌聲，直接就是一副冰涼的手銬。
現在，這一燙手山芋傳到了毛主席的手里。
黃敏找完薄一波，薄一波也覺得這事兒在干部堆里震動太大，答應幫忙把“免死牌”遞上去試試。
中間還有個小插曲。
《人民日報》的一個負責人也跑來請示，說報紙前腳剛把劉青山在維也納吹上天，后腳就要報槍斃，這在國際上臉上掛不住。
能不能報道的時候，把名字改成同音字“劉清山”？
哪怕是自欺欺人，好歹留點面子。
這兩個請求——一個想要命，一個想要臉——骨子里的邏輯是一樣的：看在過去功勞的份上，為了黨的臉面，能不能搞個“功過相抵”？
毛主席心里的那本賬，算得比誰都透，也比誰都遠。
對于改名字這事兒，毛主席回絕得那叫一個干脆：不行。
就是要讓全天下都知道，他過去有功，能去國際上露臉；但他現在犯了法，就得挨罰，這里面不能摻一點假。
對于保命這事兒，毛主席對薄一波說了一番擲地有聲的話：正因為他們地位高、功勞大，這刀才非落不可。
為啥？
要是連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大功臣犯了法都要掉腦袋，那全黨成千上萬的干部，誰還敢存那種僥幸的小心思？
殺兩個典型的，救的是那成千上萬個可能滑向深淵的干部。
這才是真正的大局觀。
1952年2月10日，保定公審大會。
兩萬多雙眼睛盯著現場。
河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判：死刑，立刻執行。
判決書讀完的那一剎那，剛才還認罪伏法的劉青山和張子善，腿一軟，癱跪在了地上。
不過在槍響之前，中央轉達了四條具體指示，讓現場的人心里頭都不是滋味：
第一，槍口不對著腦袋，打后心；
第二，尸體要好好安葬，別草率；
第三，家里人不當反革命家屬對待；
第四，這倆人的孩子，國家管養大。
這四條，把“法”和“情”摘得清清楚楚。
罪歸罪，功歸功，人得殺，但后代國家管。
聽到這四條，劉青山和張子善嚎啕大哭。
這就是新中國反腐第一案最后的收場。
如今回頭看這倆人的命運，其實就是在一念之差，把人生的賬算糊涂了。
他們以為過去的功勞簿是丹書鐵券，是取款機，卻忘了在新中國的賬本里，功勞屬于昨天，清廉才是底線。
很多年后，劉青山的親弟弟劉恒山提起這段往事，說了一句公道話：毛主席當年的決定，那是無比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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