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難得君
前兩天扒了老A的底(扒一扒“老A”的底褲),今天聊聊他究竟講了些什么。
老A的走紅并非依靠知識或才藝,而是通過講述一系列關于M國的令人脊背發涼的驚悚故事。
對于年齡大點的人來說,這套話術大家非常熟悉,曾經連飯都吃不飽時候,還惦記全球2/3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在老A的敘事中,M國社會存在一條無形的“斬殺線”。普通人一旦資金鏈斷裂跨過此線,便會迅速墜入深淵:失去住所,淪為流浪漢,而流浪漢的平均壽命據稱僅數年。
他描繪了“西雅圖冰雨夜挨餓的孩子”、“M國人常態賣血”、“遺體被用于測試爆炸物”等細節飽滿、畫面強烈的場景。
這些故事混雜著義和拳式的反智底色與日式暗黑漫畫的重口味,以信口開河的評書風格講述,還不時給女留學生和陪讀媽媽造黃謠。說起造黃謠,小胖墩在M國多年,沒長相沒錢,關鍵是心理陰暗,找不到女朋友于是把邪火都發泄到女留學生和陪讀媽媽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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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并非這些故事本身多么荒誕,而是它們竟獲得了海量的信任與追捧。相比之下,盧中專等沒有M國生活經歷的大師,就顯得乏味了。
“老A”的走紅有關鍵時間點。起初,觀眾多將其內容視為獵奇評書。轉變發生在大批M國用戶通過TikTok等平臺涌入中文社交媒體之后。普通人親眼看到了諸多M國生活片段:賣血確有其事;居住條例中真有“不能養超過三只雞”等規定……這些碎片化信息,意外地為“老A”過往的荒誕故事提供了看似真實的證據。
于是,一種認知轉換發生了:聽眾心態從“他在編故事”轉向“他早就告訴了我們真相”。這種“預言應驗”感帶來了巨大的智力滿足。
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套簡單粗暴卻看似能自圓其說的行為邏輯:M國社會冷酷脆弱,存在一條清晰的“斬殺線”,線下即是萬劫不復。這套邏輯被用來解釋許多過往難以理解的影視和新聞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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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當幸福來敲門》主角流落街頭卻死守西裝,被解釋為“M國人對體面有病態追求,沒正裝找不到工作”;《鄉下人的悲歌》中作者賣血,被視為“底層常態”;BBC報道的“遺體用于測試爆炸物”,則成了黑暗敘事的佐證。
一旦聽眾自己用這套邏輯去“推導”世界,他們便會對邏輯源頭深信不疑。這不是知識的勝利,而是一種敘事邏輯的自我完成與閉環。人們相信的,其實是用這套鑰匙解開謎題后的成就感。
“老A”現象的背后,是曾經堅固的“西方濾鏡”在大眾心中普遍而徹底的碎裂。
過去幾十年,對許多未曾踏足M國的人來說,其形象由好萊塢電影、精英媒體報道和教科書敘事共同構建,象征著自由、富裕與秩序。
然而近年來,槍擊案、種族沖突、政治極化、基礎設施老化、無家可歸者激增等新聞畫面不斷沖刷舊有認知,其國內社會矛盾也更多暴露在簡中網。濾鏡碎了,人們看到的是一片陌生乃至猙獰的圖景。
此時,大眾陷入“認知饑渴”,急需一套新的、易于理解的框架來解釋這個突然陌生的超級大國。官方的、學術的、理性的分析復雜緩慢且有距離感。
而“老A”提供的,正是一套極致簡化的“暗黑故事會”框架:那里沒有復雜的制度博弈,只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和一條決定生死的“斬殺線”。
這種解釋粗糙、偏激、低俗,但它直接、刺激、充滿故事性,完美契合了基本盤的情緒化閱讀的需求。
老A本人諷刺意味。這位孔姓東北博主家里原是小企業主,但自家也遭遇了現實版“斬殺線”:工廠倒閉,家人患癌無錢醫治。他曾留學M國多年,英語不精,一直讀類似中國的大專學校。偶然發現了“暗黑系故事會”這條財富賽道,并憑借天馬行空的想象力走紅,隨后迅速回國投身直播撈金。
他的家庭和個人軌跡與他所描繪的冰冷世界形成殘酷互文。他既是那個體系的抹黑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其無力、失意的親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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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系統性脆弱與命運無常的恐懼是真實的。然而,為了流量,他將這種真實的恐懼加工成了獵奇、驚悚、摻謠的“商品”。
事實上,“老A”們販賣的并非真正的批判性認識,而是經過精心調味的精神快餐。其內核是反智的,手段是媚俗的。
他的敘事為追求沖擊力,刻意放大乃至編造獵奇細節,不惜摻雜黃色謠言,這已逾越討論社會問題的底線,墮落為對個體的惡意中傷和純粹的情緒挑動。
他將復雜社會簡化為“斬殺線”這一聳人聽聞的概念,剝離了所有歷史、結構、文化的維度,本質上是一種新的蒙昧。這比舊式“義和拳”更危險,因它在反智之余,還裹挾了現代傳播的糖衣,夾雜著犬儒的“變態”趣味。
這種內容的生產與消費,構成了一場共謀的流量游戲。創作者深諳人性弱點,通過不斷喂食更刺激的故事維持關注;受眾則在一次次“靈視”體驗和情緒宣泄中,獲得廉價的智力優越感與身份認同,“看,我早就知道他們不行了”。
至于真相的復雜性與他人的基本尊嚴,都在此狂歡中被擱置。
在紛擾中,一個被忽略的核心問題是信息獲取能力的鴻溝。
“老A”本人留學多年卻英語不精,依賴二手乃至多手信息加工故事。這恰恰點出了要害:如果自己不掌握通往世界的一手信息的鑰匙,就只能被動接受他人加工過的、嚴重變形的“故事”。
英語,作為當今世界事實上的學術、科技、商業和主流文化通用語,正是這樣一把關鍵鑰匙。它不是“崇洋媚外”的象征,而是一個工具,一扇窗戶。掌握它,意味著能直接閱讀頂尖期刊論文、聽懂行業領袖演講、看懂未經翻譯的新聞原文、與世界各地的人無障礙交流。
意味著能擺脫“翻譯過濾器”和“算法投喂”,親自觀察、驗證、思考,形成基于更廣闊事實的判斷。
當一群人還在為“M國賣血是不是常態”爭論不休時,具備英語能力的人,早已能直接查閱M國的血漿產業報告、公共衛生論文和相關法律條文。這不是說英語好者就一定智慧,而是他們多了一條拒絕被忽悠的路徑。
研究顯示,雙語能力能顯著提升認知靈活性和經濟收入。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即使是在體制內,高端崗位對雅思、托福成績的要求也已清晰可見。
讓孩子學好英語,不是要他們成為“精神文盲”,而是賦予他們一種至關重要的現代生存技能,自主獲取、甄別全球信息的能力。
只有擁有這種能力,下一代才不至于淪為任何單一敘事的被動接受者和情緒粉絲,才能在一片嘈雜中,努力構建起自己堅實而理性的認知坐標系。
否則,就可能永遠停留在聽別人轉述“窗外鬼故事”的階段,并為之狂熱或恐懼。
批判“老A”,并非要為任何國家涂脂抹粉。
每一個社會都有其光明與陰暗,真正的批判應建立在事實、邏輯與人文關懷之上,而非獵奇、編造與煽動。
說到底,保持清醒是痛苦的。它要求我們拒絕非黑即白的答案,擁抱世界的復雜性;要求我們親自推開窗,看清窗外真實的風景,而不是滿足于聽人轉述窗外的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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