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余孽也應斬殺！牢A批羅翔談武松：奸夫淫婦與忠臣孝子不同命

“最近”，一位名曰“牢A”的網紅，在深入敵穴——留學美國后，以其自謂的“二分假、二分聽說和六分真”的話術，據說一舉將美帝斬落于馬下——噢，不，是斬落于線下，謂之“斬殺線”也。

如今，光榮回歸的“牢A”，很快又將矛頭對準了國內——比如，他將知名法學家羅翔關于“武松殺潘金蓮屬于防衛過當”之說，給迎頭痛罵了一頓。

“牢A”稱：“……潘金蓮只殺了武松的哥哥，但是武松殺了他全家，那武松就不該死嘛！——按照西方價值觀，這個叫做‘人命都是命，一命抵一命’，大家都是一樣值錢的”。

“這套西方國際價值觀在我眼里，簡直就是狗屁，忠臣孝子能和奸夫淫婦一命比一命呢？”

“……我們現在就不講法律，我現在就要講道德，你告訴我：奸夫淫婦的命和忠臣孝子的命一樣值錢嗎……我說放屁，你少跟我說什么人人平等……”

“我們中國人是相信先祖和靈魂的，殺了這個人，就能告誡先祖，就能告誡靈魂，就能告誡冤死之人……”

“……中國現在的教育體系就是運行在什么上？——天地君親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套道德體系上的……”云云

我們不妨再看看羅翔是如何說的吧：首先，羅翔拿“武松殺嫂”為例，其實并非是在為古人翻案、說情，實際上，羅翔只是以此典型故事當樣本，用于對當今法律進行形象解讀。

因此，在本質上，“牢A”就是故意設置一個“稻草人靶子”，在蹭了羅翔的熱度之下，將此話題炒得更有流量而已。

羅翔借此文學虛構的案例，認為如果按照現代法律精神，則哪怕潘金蓮、西門慶罪大惡極，但通過私刑殺人，仍然突破了法律界限。

因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門檻，是社會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

在今天的法治社會下，并不能因為潘金蓮、西門慶等人的惡行，就可以忽視了法律程序，從而任意進行私刑懲處，否則，如此破壞司法秩序，最終也會使每個公民都將面臨被私刑侵害的風險。

所以，羅翔從現代刑法視角出發，以此解讀“武松殺嫂案件”，本身并無不當之處。他認為武松的私刑復仇手段，若置于當下，則即使是出于相互正義的義憤，也會構成防衛過當或故意殺人，這樣的“借古喻今”，一點也沒毛病。

這樣的說法，不僅符合當代法治精神，其實，也一樣與小說所處時代的宋朝法律相契合。

宋律明確規定：“故殺者，斬”，且嚴禁“私刑復仇”！并強調“冤仇須經官斷，不得擅自殺傷人”。

可見，即使是在宋代，羅翔之說，也沒有毛病——而施耐庵的水滸傳中，此類違反本朝法律濫殺的現象極多，如果“牢A”們生在彼時，于現實中持此謬論，或真會因違逆官府法條，要被扔進“牢”中了。

“牢A”拿此反駁羅翔，還陷入到另一邏輯陷阱之中——即其顯然是將法律與道徳完全對立起來。

其實，法律本身，向來也都是社會道德的反映與體現，當然，它更被認為是“最低的道德，或道德的底線”而已。

所以，擱在宋代，像武松雖貴為打虎英雄和官府體制內的人，也仍會按照宋律被流放；包括王婆被凌遲，也都是當時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體現，否則，何來所謂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而“牢A”還將“緝毒警察與毒販”的當代例子，與武松和潘金蓮、西門慶的文學故事相提并論，顯然也是并不可比的一種邏輯混亂！

“緝毒警察與毒販”的例子，這是正義者的執法行為，而武松是用一種私刑，來代替官方法律程序的個人審判，二者顯然不可同日而語，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種現象和問題。

還有，“牢A”口口聲聲所謂“奸夫淫婦”，借此也有搞性別對立之嫌——道德上的過錯，并不是私刑可以光明正大的借口，這在宋代也一樣不為法律所允！

自樹靶子，借射向名人羅翔以攫取流量；將文學虛構故事，故意當作客觀事實，罔顧傳統之法條的真實性，以此曲解宋時的道德實景；拿古今有別的法律例子，實則是貶低現代法律的偉大進步之處。

顯然，這種洗腦“基本盤”的手法，雖能一時蒙蔽不少人，但是，現代法治精神的進步性不言自明！

這包括馬列主義思想中的“人人平等”理念，包括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的合一性；也包括法治的主要目標是對權力的限制等等，都早已讓我們的法治天空，要比“道德殺人”“私刑殺人”的蒙昧時代，無比文明和進步多了！

當然，在講法律這一道德底線的同時，應該考慮更多道德層面上的東西——比如，讓法律更能體現人類道德需求和廣泛性；要讓法律變得更人性、更溫情、更有效等等。

顯然，要讓道德與法治的翅膀同頻共振齊飛，這一點上，值得包括羅翔、“牢A”等所有人去思考與實踐。

但是，卻不能為了流量利益，故意適配出洗腦之用的話術，惡意地將法治與道德脫鉤，甚至是讓二者完全對立起來，這就有點過于劍走偏鋒，甚至是有點“賤”氣逼人了！

特別是包含很多落后元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更是拉低了現代法治社會的層次與境界——還在興風作浪的封建余孽之陳舊思維，才是真正應被“斬殺”干凈的精神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