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政權下，中國留學生加速“逃離”日本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日本在中國學生的留學選擇中，一直占據著一個相對特殊的位置。

它并不張揚，也很少被包裝成“改變命運”的目的地，但在現實層面，卻提供了一條清晰、靠譜、性價比高的路徑。尤其是在研究生階段，日本曾被不少學生視為“風險相對較低”的發達國家選項。

成本是最直觀的因素。與歐美主要留學國家相比，日本國立大學的學費長期維持在相對溫和的區間，制度變動節奏緩慢，漲幅有限。生活成本雖然不算低，但城市結構緊湊，交通、醫療、租房等規則透明，只要規劃得當，并不容易失控。對許多并非富裕家庭出身的中國學生來說，日本意味著不必為了留學而承受過高的不確定性。

制度層面的穩定感同樣重要。簽證規則清楚，更新邏輯明確，只要按部就班完成學業，很少遭遇突發性的制度風險。對計劃讀完修士、繼續攻讀博士的學生而言，這種低波動環境，本身就是一種難以替代的優勢。

在學術層面，日本大學的國際聲量或許不及美英高校突出，但在具體研究領域，尤其是理工科、人文社會科學的一些細分方向，仍然保持著扎實的積累。博士階段對外國學生的接納度較高，不少研究室在實際運轉中高度依賴國際學生。對已經適應日本研究體系的人來說，從修士繼續讀博，原本是一條順理成章的延伸路徑。

正因如此，過去來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并非短期停留。他們中有人從高中階段便來到日本，有人本科開始在這里扎根，對語言、制度和研究環境都相當熟悉。很多人認真規劃過在日本長期生活，甚至將取得長期居留身份，視為人生規劃的一部分。

京都大學研究生A，正是這一代留學生中的典型。

A來自上海，中學畢業后赴日讀高中，隨后完成本科與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對他而言，日本并不是一次嘗試性的選擇，而是已經深度嵌入人生軌跡的一部分。他曾明確計劃繼續攻讀博士，甚至認真考慮過取得日本國籍，把未來長期放在日本。

但這種確定感，在最近幾個月開始松動。

真正讓A動搖的，并不是單獨某一條的政策，而是一系列變化疊加后形成的整體環境。日本社會層面，如今圍繞外國人的針對性討論明顯增多，語境逐漸趨緊；政策討論中，“管理”“區分對象”“加強審查”等表述頻繁出現。對普通留學生而言，這些變化未必會立刻影響日常生活，但當時間維度被拉長到五年、十年，心理上的不安便開始累積。

與此同時，研究生階段最現實的條件也在發生變化。國立大學學費陸續上調，日本長期以來“學費相對穩定”的優勢正在被削弱。對博士生而言，影響更為直接的是支援制度的調整。原本被視為博士階段重要保障之一的生活費補助項目，在調整后對外國學生的適用范圍明顯收緊。這種變化不僅關乎金額，更直接影響到對未來是否可預期的判斷。

A坦言，促使他最終轉向歐洲讀博的關鍵，并非待遇高低，而是規則是否清楚、身份是否穩定。博士階段意味著長期投入，一旦在研究尚未完成前，生活和身份本身就存在較大不確定性，那么風險幾乎完全由個人承擔。

這種考慮，并不只存在于A一人身上。

他提到，身邊越來越多中國留學生，都在認真討論類似的問題。有的人原本已經聯系好日本的博士研究室，最終卻選擇放棄；有的人將申請方向轉向歐洲；也有人在家人的反復提醒下，重新評估長期留在日本的風險。這些討論并不激烈，也不情緒化，更多是冷靜的現實計算。

在這些同學中，并非所有人都打算回到中國。對不少人來說，回國并非理想選項，但在當前環境下，也不愿意繼續把博士階段押在日本。轉向第三國，反而成為一種相對穩妥的折中選擇。

從外部看，這種變化很容易被理解為“留學生減少”，但從內部看，更像是路徑選擇正在被重新排序。日本不再自動出現在“首選位置”，而是被放入一個需要反復權衡的選項之中。

從規模上看，這并不是一個可以忽略的現象。根據日本官方統計，截至2024年5月，日本國內在籍的外國留學生約為33.6萬人，其中中國籍留學生約12.3萬人，占比接近四成，長期位居第一。這一規模并非短期形成，在疫情之前，中國留學生人數就已穩定在10萬人以上，是日本高等教育體系中最重要的國際學生來源。

更關鍵的是，這12萬多人并不集中在單一層級。除了大學本科和研究生，中國學生還大量分布在日本語學校、專門學校等教育機構中，構成了一條完整的留學梯隊。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并非“讀完就走”，而是在日本連續完成多個教育階段，對當地社會和制度的熟悉程度，遠高于外界想象。

也正因為基數足夠大，日本頂尖大學研究生階段中國學生占比偏高，并不令人意外。在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國立大學的博士階段，中國學生往往占留學生的相當比例。在現實運轉中，他們不僅是“被接收者”，也是實驗室、研究項目和論文產出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這個角度看，近兩年在研究生、尤其是博士階段出現的“猶豫”“轉向”“提前離場”，并非零星個案，而是發生在一個龐大群體內部的方向調整。

這一變化，也很難完全脫離當前中日關系長期處于緊張狀態的大背景。在關系持續對立的情況下，人員流動本身就會趨于謹慎。對年輕學生而言，留學不僅是學術選擇，更是對未來生活環境的判斷。當不確定性不斷累積，日本自然不再是那個無需多想的默認答案。

對日本來說，這種影響未必會立刻體現在留學生總量上，卻可能首先顯現在研究生、尤其是博士階段。那些已經在日本完成多年教育、熟悉研究體系、原本最有可能長期留下來的人，正是在關鍵節點選擇離開的那一批。

對日本而言，這種變化的影響，未必會立刻反映在留學生總人數上，卻很可能最先出現在研究生、尤其是博士階段。那些已經在日本完成多年教育、熟悉研究體系、原本最有可能長期留下來的人，正在關鍵節點上選擇離開。

而日本過去反復強調的，是要在未來十年內接收四十萬名留學生，把高等教育作為國際競爭力的一部分來經營。這個目標建立在一個長期現實之上——中國留學生始終是日本留學生體系中規模最大、結構最完整、參與度最高的群體。

如果在當前中日關系持續對立的背景下，這一群體逐漸從“核心參與者”轉為“猶豫對象”甚至缺席者，日本所設想的留學生擴張藍圖，是否還能按原計劃推進，恐怕并不是一個只靠政策口號就能回答的問題。

新聞來源：東洋經濟1月27日《「日本に貢獻する研究者を手放していいのか」 京大院留學生が語る、高市政権下で《中國からの優秀な學生の“日本脫出”》が加速するワ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