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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認知,又要更新了!
今天,由美國西奈山伊坎醫學院Sacha Gnjatic領銜的研究團隊,在頂級醫學期刊
Nature Medicine上發表一篇重磅研究成果[1]。
他們基于接受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患者的臨床數據,首次發現PD-1抑制劑治療可以誘導針對特定抗原的腫瘤特異性IgG1陽性漿細胞反應,作為抗癌細胞免疫的重要補充,提升患者的臨床獲益。基于此,研究人員認為,針對腫瘤抗原的體液IgG1反應是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臨床療效的基礎。
毫無疑問,Gnjatic團隊的這一發現刷新了我們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認知:PD-1抑制劑的起效機制不是完全依賴于T細胞,它誘導的特定IgG1抗體也是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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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應該都知道,前文提到的漿細胞,?其實就?是?高度分化的B細胞?,它主要負責?合成和分泌抗體?,在?體液免疫?中起核心作用。
在我的印象中,早在2019年,就有研究人員發現了B細胞會影響免疫治療的效果。那一年的11月份,來自北卡羅來納大學的研究團隊在《細胞》上發表一篇論文[2],。
大約兩個月之后,《自然》雜志背靠背發表的三篇研究論文共同表明[3-5]:。
MD安德森癌癥中心的Jennifer Wargo教授甚至認為,這三個發現開辟了一個全新的領域——B細胞實際上是癌癥免疫療法的主要驅動力,尤其是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療法,它們讓我們有了新的免疫治療標志物和潛在的治療靶點[6]。
然而,這個全新的領域也面臨一些問題。例如,我們對背后的機制了解仍然很少,沒有研究證實PD-(L)1抑制劑能夠誘導或增強體液抗腫瘤免疫,也沒有明確闡明哪些特定的B細胞亞群或漿細胞對有效的抗腫瘤免疫最為重要。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Gnjatic團隊先招募了38名早期肝細胞癌患者,其中27名患者接受了PD-1抑制劑新輔助治療,剩余11例沒有接受治療作為對照。研究人員分析了受試患者的腫瘤微環境、未受累鄰近肝組織和引流淋巴結的120萬個單細胞轉錄組數據,其中包括約3萬個B細胞和漿細胞。
初步分析結果顯示,PD-1抑制劑新輔助治療應答者腫瘤中富集了所有漿細胞表型,而鄰近未受累肝臟組織中則不明顯。相反,無應答者在腫瘤中富集了未轉變表型的記憶B細胞(雖然已經分化為記憶細胞,但尚未發生抗體類別轉換,表現為功能障礙或有免疫抑制作用,與不良預后有關),但在正常組織中富集較少。
研究人員還注意到,在療效顯著的患者中,IgG1產生型漿細胞的比例顯著高于其他細胞;這可能提示IgG1產生型漿細胞與PD-1抑制劑的臨床療效有關。在對上述數據展開分析后,研究人員發現,在PD-1抑制劑應答者接受治療前,可能就存在偏向IgG1特征的漿細胞,而且這種特征在PD-1抑制劑治療后顯著增強,并且與治療反應高度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PD-1抑制劑應答者體內存在克隆擴增的IgG1漿細胞,而且這些漿細胞會在腫瘤和引流淋巴結之間遷移,驅動免疫反應;而在預后不良的患者體內,存在記憶B細胞功能障礙,還伴隨著調節性T細胞、輔助性T細胞17和單核細胞的特征,屬于免疫抑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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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驗證上述發現的可靠性,Gnjatic團隊在另一個肝癌隊列中重現了上述發現。此外,他們還基于公共數據集,發現IgG1漿細胞與其他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療效也密切相關。
接下來的問題是,回答IgG1漿細胞富集為何與患者的預后好相關。
既然富集的是IgG1漿細胞,那回答上述問題的最好切入點就是分析腫瘤內的抗體,看看有沒有抗腫瘤的抗體產生。
Gnjatic團隊檢測了肝癌患者治療前后采集的血清樣本,并針對一組包含20種腫瘤相關抗原的抗原組合進行檢測,這組抗原包括常見的癌睪抗原(一類特異性表達于睪丸生殖細胞及多種腫瘤組織的腫瘤相關抗原)、突變抗原和干細胞相關抗原。
研究結果顯示,與無應答者相比,應答者血清中檢測到抗腫瘤IgG抗體的比例更高,這些IgG抗體主要屬于IgG1亞類,靶向MAGE-A、GAGE7、PRAME和NY-ESO-1等癌睪抗原。
從以往的研究結果來看,針對癌睪抗原的IgG1抗體可以增強抗原呈遞細胞的抗原呈遞,并有可能通過免疫復合物和交叉呈遞啟動CD8陽性T細胞;此外,這些抗體還可以通過其Fc段與NK細胞和巨噬細胞的Fc受體結合,誘導對腫瘤的殺傷,以及激活補體系統,導致腫瘤細胞裂解等。
在研究的最后,Gnjatic團隊發現應答者表現出與漿細胞分化相關的基因(如ERN1和RRBP1 )的高表達,而無應答者則表現出CXCR4表達升高。這些模式表明,免疫檢查點抑制劑誘導B細胞活化和類別轉換,進而導致漿母細胞擴增并分化為分泌IgG1的漿細胞。相比之下,無應答者體內積累種類較少的記憶細胞、非典型B細胞和非IgG1漿細胞。
總的來說,西奈山伊坎醫學院Sacha Gnjatic團隊的這選研究成果深入揭示了PD-1抑制劑對B細胞的影響,以及PD-1抑制劑通過B細胞提升抗腫瘤免疫的機制,并首次發現PD-1抑制劑可以誘導針對特定腫瘤相關抗原的體液免疫反應。
上述發現不僅為免疫治療提供了新的療效預測標志物,還提出針對癌睪抗原的抗癌疫苗或許能提升免疫檢查點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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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Gonzalez-Kozlova, E., Sweeney, R., Figueiredo, I. et al. Humoral IgG1 responses to tumor antigens underpin clinical outcomes in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 Nat Med (2026).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5-04177-6
[2].Hollern DP, Xu N, Thennavan A, et al. B Cells and T Follicular Helper Cells Mediate Response to Checkpoint Inhibitors in High Mutation Burden Mouse Models of Breast Cancer. Cell. 2019;179(5):1191-1206.e21. doi:10.1016/j.cell.2019.10.028
[3].Helmink BA, Reddy SM, Gao J, et al. B cells and tertiary lymphoid structures promote immunotherapy response. Nature. 2020;577(7791):549-555. doi:10.1038/s41586-019-1922-8
[4].Petitprez F, de Reyniès A, Keung EZ, et al. B cells are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and immunotherapy response in sarcoma. Nature. 2020;577(7791):556-560. doi:10.1038/s41586-019-1906-8
[5].Cabrita R, Lauss M, Sanna A, et al. Tertiary lymphoid structures improve immunotherapy and survival in melanoma. Nature. 2020;577(7791):561-565. doi:10.1038/s41586-019-1914-8
[6].https://www.mdanderson.org/newsroom/b-cell-enrichment-predictive-of-immunotherapy-response-in-melanoma-sarcoma-and-kidney-cancer.h00-1593787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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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丨BioT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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