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源 | 商代史官對儒家經典與思想具有重要影響

1934年胡適寫了一篇長文《說儒》（《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首次指出儒士與儒學與殷遺民文化宗教之間的聯系，道明“小人儒”是穿著殷服，做著喪祭司儀（相禮）的一群人，而孔子作為“君子儒”則看到“周因于殷禮”，理解三代文明的延續與發展，以“吾從周”的精神擔起“仁以為己任”的歷史使命。《說儒》引用《左傳》定公四年“祝佗”的一段話：“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丑，以法則周公……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認為祝宗卜史在入周以后的幾百年民族混合同化的形勢之中，能繼續保存殷商衣冠，也許還繼續保存殷商的古文字言語，是殷禮（殷的宗教文化）的保存者與宣教師。今天，學術界已積累豐富的殷周甲骨文和金文（彝銘）史料，則可以進一步論述殷商這個“祝宗卜史”群體，也就是殷商史官階層，在商周文化傳承發展方面作出過巨大貢獻，以及他們對于儒家經典與思想的形成產生的影響。揭示這一點，將有助于中國古典學研究方法和理念的更新。

　　張光直認為，“從新舊文字史料來看，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大同而小異”（《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系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此即孔子概括的“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商代史官對三代文明延續的貢獻，及其對儒家經典與思想形成的影響，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首先，從語言文字與思想概念層面，商代史官作為文字書寫者與歷史文化記錄者，用古老漢字保存了殷商國家、社會、宗教、生活等各方面的術語，成為春秋戰國儒家思想中基本范疇的直接來源。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謂“儒者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儒家的政治理念講王道，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儒家重視人倫，有一套祖妣父母兄弟的親屬稱謂體系；儒家以“中”為智慧，將“允執其中”作為行事指南；儒家的禮儀以“祭”為首，宗教觀念有上下神祇，凡此種種，均可落實到文字記錄的概念上，也都能追溯至商代史官的書寫系統之中。殷墟甲骨卜辭與殷金文中，“王”本義為“大鉞”，象征王權；祖妣父母兄等親稱比比皆是；“子”與“小子”則是大小家族長的尊稱，“小子”敬稱“子”為君；大中小、左中右、東南西北中是常用的排行、方位概念，反映出“中”的獨特性；“下上”指天地神靈與后世儒家相同；“祭”（意為以手持肉）等眾多祭祀用語，如祭、告、禱、禦、禴、宛等，在西周甲骨、金文中屢見不鮮，反映了殷商祭禮在周代的延續。由是可知，儒家思想概念體系若反映在具體文字上，均可從殷商史官書寫卜辭、彝器銘文中尋繹到其源頭，故今日儒學研究必須考察殷商文字，方可追根溯源，進而理清中國古典學術流脈。如殷墟卜辭常見新舊之別，可舉新豊（禮）舊豊、新宗舊宗、新庸舊庸、舊老臣之例，此類材料對于闡釋儒家新舊觀念，如器唯求新、人唯求舊，是有幫助的。

　　其次，商代史官記言記事之筆法，既存于殷墟甲骨文與殷金文之中；待武王克商之后，殷人史官又效力于周天子、諸侯，所書典冊訓誥復又抄錄于銅器之上與彝銘之中，皆可與儒家經典相對讀。司馬談云，“儒者以六藝為法”，《漢書·藝文志》謂諸子十家出于王官，今以甲骨金文等殷商西周出土文獻核驗，此言不虛也，以下略舉數例。如上所述，周公曾分殷遺民中的祝宗卜史給魯侯，故魯侯的大史就是殷遺民中的史官，其祖先曾擔任殷商作冊之職。職是之故，魯史《春秋》記事筆法與殷墟卜辭多有一致，此應為春秋學與甲骨學研究所重視。舊多謂《春秋》斷爛朝報，或云卜辭簡短，是未諳史官之真意也。《春秋》常書之事，如日有食、有年、大雨、有疾等，均可與甲骨文對讀。其最典型者為卜辭所載“敵方侵、伐我鄙”之特殊文例，在《春秋》經中可謂史不絕書，如“齊人侵我西鄙”“狄侵我西鄙”“邾人伐我南鄙”等不勝枚舉。據此杜預所列《左傳》“五十凡”，如“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等等，均可結合甲骨卜辭來研究辨析。甲骨文中疑難字詞也可結合《春秋》來認識，如陳劍釋“翦”（或釋 “捷”）之字，吳振武、馮時認為是以戈斷首之意，馮時訓“滅”，結合“五十凡”的“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來看，頗為合理。

　　武王克商后，殷遺民強宗大族與作冊史官均望風歸服，如昔日鎮撫東西的舉、丙二族即臣服于武王、召公、燕侯，近出丙族所作義方彝、義尊可為明證。著名的微史家族，在武王甫一滅商之際就來投奔，武王命周公將之安置于今周原區域；鳥丙冊之族的作冊夨令臣事周公、周公子明保（意為光明的太保，又稱明公），他們是大批殷遺史官時代命運的寫照。這些“殷人”史官世代傳承，既保留殷商文字、制度、禮儀供周王與姬姓貴族所用，如前引周天子沿用殷商大禱、大禴等大祭祀，又如周王與周人貴族模仿殷商賜貝、賞貝，模仿殷人鑄造華麗的青銅酒器（如盠方彝）并云“作寶尊彝”；同時這些史官又積極吸收周人的姓氏、排行、名字、歷法（月相）等文化因素與冊命訓誥制度，用在西周早期典冊文書的撰寫記錄之中，正像胡適《說儒》指出的，殷周兩大族群“自覺的同化，與儒這一階級與職業有重大的關系”，他所說的“儒”即商代史官。入周以后，作冊等殷人史官按照西周統治者的意愿，將周人政治理念、文化制度融入王朝文書，因此，西周早期金文除了模仿殷金文，也不乏記述天子諸侯冊命、訓誥、賞賜的長篇大作，如大盂鼎、宜侯夨簋、何尊銘文，李學勤說進入西周金文字數馬上拉長了，原因即在于此。學術界常說，數百字的西周金文抵得上一篇《尚書》，實際上其內容也多有雷同，如毛公鼎與《文侯之命》就可以對讀比較。同理，西周金文也可與《詩經》的《周頌》相互聯系考察。這都是殷商史官投身于西周文書撰述與禮樂實施的結果，為中國創造了《詩》《書》等文化經典。研究西周金文也離不開《詩》《書》的啟示，如大盂鼎“勿像*（此字又見叔像*方彝，《集成》9888）乃辟余一人”頗為難解，或與《盤庚》“唯汝含德，不惕予一人”有關，“惕”或為“愓”或“慯”的訛字，如“余一人”訛作“予一人”，據此鼎銘似可讀為“勿傷（傷）乃辟余一人”。

　　最后，殷商史官對宗教觀念的傳承，對戰國秦漢儒家政治學說也有深刻影響。如商代有上帝統領東西南北四方神與商（中土）社神等五方神靈（即“帝五臣”）的觀念，其深遠影響一直延續到秦漢。如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與歷史》指出，秦國建立四畤祭祀白帝、青帝、黃帝、赤帝，此后劉邦又增加北畤祭祀黑帝，漢武帝將五色帝列為皇天上帝太一的佐神。再如，西周天命觀念認為上帝授予文王統治四方萬邦的大命，微史家族的史墻就把文王受命記述為“曰古文王，初盩龢于政，帝降懿德大屏”（見于史墻盤），其中“懿德”就是帝命（帝居于天，故也作“天命”）的實際內容，即上帝給予周天子統治下土的權力，指天子統領諸侯、諸侯統領大夫的一整套“大一統”政治秩序。因此，春秋楚莊王問鼎中原，周定王派遣王孫滿回答說“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強調天子管轄諸侯、大夫的秩序未變。西周時期，世家大族宣稱“帥型（繼承）祖考之德”，也要在政治秩序中保持其地位與家族勢力，使之不墜。因此，殷人史官在西周時代不只是紹繼殷商舊制，也結合周人文化與新制，系統構建出一套敬天法祖、尊王重德的思想理念，成為后世儒家政治學說的淵藪。

（本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登峰戰略”學科資助計劃（DF2023YS15）、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規劃項目（G16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劉源，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甲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