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當代伍爾夫的英國作家，寫了部見證加沙戰爭的新小說

窗口期已開啟

熱門付費文章：

這是尖銳的小說二部曲中的第二部作品，對機械式大規模殺戮時代的語言，進行了一次強有力的審視。

阿莉·史密斯從不故作懵懂。在她最新小說《字形》(Glyphy)中，一個角色說道：“我只是不太確定，那些小說、虛構作品之類的，是否應該如此貼近現實生活……或者在政治層面如此直白。”

這預先堵住了最可能出現的批評之聲。

《字形》的故事跟隨姐妹佩特拉和帕奇，在失去母親后，反思童年時期試圖理解死亡終結性的種種嘗試。在有力地回應上述質疑方面，這部作品比史密斯近期任何作品都走得更遠。

盡管“季節四部曲”戲謔地剖析了英國脫歐后的社會裂痕，緊接的前作《瞬息》（Gliff）處理的是安保國家的暴力，但《字形》通過明確介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滅絕行徑，果斷地提升了倫理賭注。用一句史密斯式的雙關語來說——這是“機械式大規模毀滅時代的藝術”。

與大多數阿莉·史密斯的小說一樣，《字形》的主要力量源于其對挖掘語言沉積層的執著；對其詞源共鳴與暗示的探索。例如，佩特拉和帕奇的主要關系著墨輕盈：俏皮、細膩而溫柔。但讓我在閱讀后久久回味的，并非她們的性格刻畫，而是她們的名字。

佩特拉（Petra），源自希臘語“石頭”，令人聯想到規模、堅固、權威；與帕奇（Patch）形成對比，意為“修補”，令人聯想到關懷、生存、堅韌。在一部如此積極介入“現代史上最漫長、最致命的軍事占領行動之一”的小說中，她們的名字提供了一個持續不斷、深沉動人的鼓點，鮮明而刺耳。

同樣，小說中的兩個核心意象，其力量直接源于擴張主義屠殺的日常恐怖。兩姐妹聽到一個二戰故事，講的是一個年輕士兵被坦克壓扁，尸體留在路上腐爛。后來，她們開始半認真地與他的鬼魂交流，稱他為“字形”。

一方面，史密斯在探討什么使一個角色“扁平”，什么使其立體。另一方面，尤其是當許多讀者腦海中已牢牢記有巴勒斯坦類似死亡的圖像和報道時，史密斯提出了具有倫理實質性的問題：關于死者的再現，關于誰有權發言，誰被徹底消音。

當帕奇十幾歲的女兒看到一匹馬被困在數噸瓦礫下的令人痛心的視頻時，她指出那“很可能就是加沙”；作為讀者，我們對此幾乎毫無疑問。

當我們讀到對那些在加沙尋求“援助”時被殺害的數千人充滿憤懣與絕望的描述時，也毫不懷疑：“你聽說了那些排隊領取食物的人，以及狙擊手向他們開槍的事嗎？還有那些開槍的狙擊手不只是隨機射擊，他們還在玩一種射擊游戲？所以有些天他們射擊人們的手，有些天射擊頭部？”

那段引文繼續下去，列舉了各種其他身體部位；話語以一種難以置信、驚恐萬分、上氣不接下氣的方式傾瀉而出。史密斯作為作家的語調把控技巧，在處理英國國家機器官僚而專制的荒謬時也效果顯著。

帕奇的女兒（大概是希望政府除了開一張措辭強硬的支票回應以色列戰爭罪行外能做點別的）因“帶有攻擊性地”揮舞一條圍巾而被捕。她的母親后來被告知，“揮舞圍巾本身并非特定的刑事罪行，除非揮舞特定圍巾與被取締的組織有關……你女兒像揮舞旗幟一樣揮舞圍巾，可以被視為默示支持一個剛被取締的組織，現場警員現在必須從這個新禁令的角度來審視任何相關姿態。”

在那種常常偏愛距離和反諷的審美正統觀念面前，如此在道德上毫不畏縮是大膽之舉。但在《字形》中，我們看到一位重要的英國作家回應了時代的呼喚，而此刻許多人卻選擇了含糊其辭或轉身回避。史密斯對語言鍥而不舍的關注，也使她特別適合這項任務。

正如奧威爾提醒我們的：“政治語言……旨在使謊言聽起來真實，使謀殺顯得可敬，給純粹的空氣以堅固的外觀”。史密斯敏銳的感知力經過精心調校，足以應對那鋪天蓋地的被動語態標題、不對稱的分類、徹頭徹尾的語言倒置以及語義上的荒謬——這些正是為那日益絕望的、企圖將不可辯駁之事合理化的嘗試所作出的伴奏。

《字形》被描述為其前作《瞬息》的“姊妹篇”，兩者主要通過一種情調和一個同音詞相連。這正是史密斯的典型風格：從標題開始，我們就被一個俏皮的筆觸、一個雙關語所吸引，直到我們全身心投入到語言本身，事情的核心才向我們揭示。

“瞬息”（Gliff），一個蘇格蘭方言詞匯，意為短暫一瞥或突然受驚，與“字形”（Glyph，也可譯為雕刻、標記或銘刻）并置。因此，從一開始我們就毫無疑問：我們已經從瞬息轉向永恒，從掠過的影像轉向銘刻的、不可磨滅的印記。我們已經從旁觀者轉為見證者。

無論多么黑暗，我們都無法再說自己未曾看見。

作者：Keiran Goddard

編譯：阿洛

來源：衛報

原標題：

Glyph by Ali Smith review – bearing witness to the war in Gaza

文章內容僅供個人閱

讀、交流

不代表平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