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男性每6人就有1人「搭電車被性騷擾」 ，4成來自同性「男人摸」，4成來自女性，還有2成性別不明……

每年一到日本的升學考試高峰期，電車都會變得比平時更加擁擠。這個階段通常集中在1月至3月，從大學入學共通考試到各大學、高中的個別選拔，通學與通勤人群在早晚高峰高度疊加。

也正是在這樣的時間段里，日本社會總會反復談起一個早已存在、卻始終難以徹底解決的問題——癡漢。

2025年底，東京都公布的《癡漢被害實態調查》給出了一個并不輕松的現實。在電車和車站內遭遇性騷擾的人群中，女性占54.3%，而男性也到達了15.1%。這個比例并不低，卻長期處在被忽視的邊緣。對很多人來說，“男性也會成為受害者嗎？”

住在東京都的30多歲男性山田健太（化名），至今仍清楚記得那個周五晚高峰。車廂里幾乎沒有多余空間，他抓著吊環站著，身后是一名穿著西裝、明顯喝了酒的男性。第一次被碰到腰部時，他下意識認為只是人多造成的偶然。但那只手并沒有離開，反而沿著背部緩慢移動撫摸。那一刻，他意識到不對勁，卻發現身體已經先一步僵住了。

真正讓他感到無力的，并不只是那只手，而是周圍環境的安靜。有人低頭刷手機，有人閉著眼假寐，沒有任何人表現出察覺異常的樣子。他甚至不敢回頭確認，擔心一旦對上視線，事情會變得更復雜，也擔心被當成是在無端制造麻煩。最終，他在下一站下車，向站務人員說明情況，卻被告知沒有現行犯，很難處理。

這種當場什么也做不了的狀態，在男性受害者中并不罕見。多項調查顯示，男性在遭遇癡漢時，更容易選擇忍耐或保持沉默。并不是因為不害怕。接近四成男性在事后回憶時明確表示，當時感到恐懼。只是，這種恐懼往往停留在身體反應上，很難立刻轉化為反抗行動。

內閣府的另一項調查中，有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細節。當受害者是男性時，加害者的性別并不集中在某一方。來自異性的比例在四成多，來自同性的比例也在四成多，幾乎持平，還有2成性別不明。也就是說，日本男性在遭遇性騷擾時，面對的對象既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這一點，與女性受害案件中加害者高度集中于男性的情況并不相同。

但現實中的討論方式，并沒有充分反映出這種復雜性。關于癡漢的問題，長期以來更習慣把“男性”放在加害的一側，把“女性”放在被害的一側。在這樣的框架下，男性一旦站到被侵犯的位置上，往往很難在第一時間確認自己的處境。身體已經明確感到不適，腦子里卻來不及判斷這是否算得上是一件可以說出口的事。

如果觸碰來自男性，有些人會下意識壓低反應，擔心被投以異樣的目光；如果觸碰來自女性，遲疑反而更強——這種不舒服是否值得被當成問題，會不會被認為不值一提，甚至被反過來質疑動機。正是在這種猶豫中，很多人干脆選擇忍了。

28歲的公司職員中村拓真也經歷過類似的情況。一次晚高峰電車中，一名中年女性反復觸碰他的大腿。他嘗試挪動位置，對方卻隨之靠近。最后，他提前幾站下了車。事后回想，他并不確定當時是否應該出聲制止，更擔心一旦開口，周圍的人是否會相信自己。“如果被當成是我在騷擾她怎么辦？”這種擔憂，讓他選擇了沉默。

還有一些男性，甚至在很長時間后才意識到那次經歷屬于性騷擾。23歲的大學生鈴木一郎回憶，當時只覺得身體不舒服，卻說不清原因。直到幾周后與朋友聊天，才突然意識到，那其實就是癡漢行為。這種反應遲緩，與性別教育的側重點不無關系。校園里的防性騷擾教育，多半以女生為對象，反復強調如何拒絕、如何求助；而男生更多被告知的是不要越界，卻很少被提醒，他們自己也可能成為被侵犯的一方。

在一些更隱蔽的場合，越界行為甚至被包裹在所謂的氣氛里。公司聚會中的惡作劇、帶著玩笑語氣的身體接觸，被要求當場笑著帶過。真正感到不適的人，往往因為擔心破壞關系、被貼上不合群的標簽，而選擇忍耐。久而久之，界限被模糊，很多經歷也就失去了被認真對待的機會。

新聞下方的評論區里的反應，同樣映照出這種現實。有人質疑數據是否夸大，有人認為男性不該被納入討論，也有人匿名講述多年前的經歷，至今沒有對任何人提起。聲音彼此沖突，卻指向一個并不復雜的問題：當社會只習慣用一種方式理解受害者，落在這個范圍之外的經歷，就很難被看見。

東京的夜色里，電車依舊準點穿行。每一節燈火通明的車廂中，都擠滿了看似平靜的通勤者。對山田健太來說，那次經歷并沒有一個戲劇性的結尾。他現在會在電車上看書，讓注意力有一個落點，減少不安。但他希望，有一天，男性也可以自然地說出“我被騷擾了”，而不必先為這句話辯解。沉默并不會讓問題消失，它只會讓類似的經歷，繼續停留在看不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