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打仗，為啥總要用“臨時工”

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

來源：海邊的西塞羅

作者：小西cicero

別糾結慈禧修園子了，那不是甲午戰敗的主因

昨天的文章我提了幾句日本近代海軍創設過程中幕府起到的作用，于是留言中又有讀者問甲午戰爭的事情。

甲午戰爭，或曰“甲午戰爭為什么大清敗了”，這個話題實在是太大了。我有心花幾篇文章、分多個側面聊聊自己的看法。

今天先講一個最容易談清楚、但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兒，就是“臨時工問題”。

一提到甲午戰爭，當代中國人本能總會往海戰那個角度想，甚至把大東溝海戰（黃海大海戰）直接等同于甲午戰爭了。

但實際上，你原還原的回歸到當時歷史情境中，會發現甲午戰爭最主要戰場、和最大的敗因都是發生在傳統陸戰戰場上。

比如戰爭結束后不久，嚴復在《原強》就寫到：“日本以寥寥數艦之舟師，區區數萬人之眾，一戰而翦我最親之藩屬，再戰而陪京戒嚴，三戰而奪我最堅之海口，四戰而覆我海軍。”

嚴復提到的這四場戰役，應該分別指的是平壤戰役、遼東戰役、旅順口戰役、威海衛戰役。它們其實都是陸戰中發生的。而且確實，這四個戰役相比豐島、大東溝兩場海戰，大清輸的也都更徹底、也更具有決定性。——就說威海衛戰役吧，那就是在我老家打的，這場戰役中日本陸軍是直接攻克了威海衛的南北幫炮臺，然后調轉岸防炮的炮口轟擊海灣內的北洋海軍，定遠、鎮遠兩艘主力艦尚存的北洋海軍，是在這種海陸合圍的絕望態勢下才最終全軍覆沒的。若非陸戰如此一邊倒，再打兩三次黃海大海戰，日本海軍聯合艦隊也未必啃得下定遠、鎮遠。

但這樣一說就有意思了，與海戰尚能和日本比劃一下不同，陸戰為什么大清輸的這么慘呢？

其實在甲午戰爭開打前，外界普遍的預期剛好是顛倒過來的，當時大部分國際觀察家都基于紙面數字，認為日清兩國海軍實力尚在伯仲之間，但陸軍方面，大清憑人數就可以完全碾壓日本——當時的大清海關總稅務司司長、英國人赫德就這么說。他給朋友寫的信里直接開算：說清國光陸軍正規軍就有不下八十萬人，日本常備陸軍才不到八萬人（七個陸軍師團），這仗根本沒懸念啊。

是啊，80萬人口打8萬人口你告訴我怎么輸？飛龍騎臉都贏了。

然而，就像高手打星際爭霸不能只算人口一樣，羅伯特·旭東·赫德爵士這種只算兵力預估勝負的算法，也是典型的外行。

晚清的軍隊，其實是大致可以分為“兵”和“勇”兩個不同的體系的。

“兵”也就是真正的正規軍，分八旗兵和綠營兵兩個序列，八旗兵約30萬人，綠營兵約50萬人，加在一起剛好是赫德所謂八十萬正規軍，但這八十萬人，到甲午戰爭時依然基本處于中世紀舊式軍隊的狀態。李鴻章在戰前給清庭打報告的時候根本也沒算這些兵力，他只算了自己手下半只腳跨入近代化的淮軍。

淮軍的正式名稱其實應該叫“淮勇”，也就是朝廷為了維護治安特許地方辦團練招募的“勇營”，說白了也就是不被朝廷承有正式編制地位的“臨時工”。甲午戰爭前，淮軍真正能投入野戰的兵力僅有 5萬到6萬人（含步兵、騎兵、炮兵），其中直接隸屬北洋、立刻能調動的部隊僅有約3萬人（如葉志超部、衛汝貴部等），其余則分駐各地。

翻譯翻譯，其實李鴻章最終是拿著手上這點精銳去跟整個日本打陸戰的，而由于日本當時已經建立了真正近代化的軍事動員體系，能短時間內大規模擴軍，整個甲午戰爭中，最終投送到大陸的兵力累計達到了17萬。而清軍即便臨時抽調、增派的軍隊也有限，且互不統屬，雖然最終號稱投入了60余萬人。但絕大多數都不能進行真正的有效戰斗。這就是為什么整個甲午戰爭中，似乎再所有陸戰的局部戰場上，大清的陸軍兵力都居于劣勢，在旅順和威海衛，連日本登陸的海灘都竟然抽不出兵去守一下，眼睜睜看著對手輕松登陸。

那么大清這紙面上的八十萬“正規軍”，是不花錢的么？

恰恰相反，他們非常花錢。

八旗兵是努爾哈赤當年打天下的從龍功臣，所謂“我這輩子的活兒，在我阿瑪跟著皇上入關的時候就干完了！”待遇非常之優厚。

晚清一個普通旗兵年餉就有約 24-36兩白銀，軍官則更高，此外還有糧米、土地等各種特權和補助。既便不算圈地等旗人福利，光養30萬八旗軍，光緒中期就年耗約 800萬-1000萬兩白銀。

綠營兵，主要編制來源于當年滿清入關后投降的明軍，相比于絕對有編制的八旗兵，他們最開始也是臨時工，待遇要比八旗兵差很多。

甲午戰爭前綠營兵力約有50萬人，沒有八旗兵“鐵桿莊稼”那樣的福利，年餉也相較于八旗兵折半，只有約12-18兩。光緒十七年（1891）戶部奏銷顯示，綠營年支約 1200萬-1400萬兩白銀（含各省地方協餉）。

也就是說，光養活這80萬有正式編制的兵丁，晚清朝廷每年的花費，就達到了2000萬到2400萬兩。

兩千多萬兩白銀是個什么概念？

甲午戰爭前清廷年財政收入約 8000萬-9000萬兩（包括朝廷與各省府庫），僅維持這兩支舊式軍隊的支出，就占全國財政的 25%-30%。

后世一提起甲午戰爭，很多人沿用梁啟超他們跑到日本后的說法，痛斥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去修頤和園。省下修園子的錢能賣多少軍艦啊？！

當然梁啟超制造這種輿論，主要是為了給親政的光緒皇帝挽尊。

但事實上，根據當代學者姜鳴先生在《龍旗飄揚的艦隊》中考證，慈禧真正挪用的海軍相關款項總計也就300萬-400萬兩，買定遠鎮遠這樣一等鐵甲艦（一艘140萬兩）兩三艘而已。

但你算算養這八十萬不干活的“正規軍”的錢，一年就2400萬兩，但凡有幾年能省下一半的錢，用來買軍艦，如果英德等國肯賣的話，大清早成了世界第一海軍強國了。

甲午戰后，清朝也確實就是部分裁撤了綠營兵（八旗到最后也沒舍得動），才擠出了錢去練新軍。

所以慈禧一定覺得自己很冤，哀家修個園子才花了幾個錢啊？大清真正拿銀子打水漂的大頭，根本不在這上面。

從梁啟超到《北洋水師》、《走向共和》，我覺得我們一直錯誤歸因了。

但是為什么清朝要這么蠢，要這么多錢去養兩支根本無用的軍隊呢？

因為八旗兵和綠營兵其實本質上不是軍隊，而是大清皇帝的“制勝聯盟”。

“制勝聯盟”這個概念，出自《獨裁者手冊》一書。

《獨裁者手冊》（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是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布魯斯·梅斯奎塔和政治學學者阿拉斯泰爾·史密斯于2011年出版的非虛構類書籍。

該書當中作者提出，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本質上是有相似性的，政客們都需要團結和籠絡一定數量的群體，通過給好處，給他們分潤來維持自己的統治。

區別僅僅在于，民主國家的政客必須取悅大量權力掮客和幾乎所有公眾，

而威權國家的政客需要取悅的人數就要少的多，他只需要籠絡一部分掌握暴力的人，并用這部分人制造的暴力威懾去脅迫大部分人聽令就可以了。

而后一種模式所需要籠絡的團體，就是“制勝聯盟”。古羅馬的皇帝塞維魯臨終告誡他兒子的遺言是“盡量對禁衛軍好，不用管其他人。”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狄克推多式皇帝的心法——用大量的成本去籠絡制勝聯盟（禁衛軍），然后通過它操控整個社會。

從這個角度看，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這三代清朝創業者之所以成功，本質上就是因為他們創造了一個相當合理的“制勝聯盟”分潤模式——兵民合一，即給餉銀又有階層特權的八旗制度，最大限度的籠絡了當時東北亞地區擁有暴力權的那部分人，八旗制度其實籠絡的不僅僅是滿洲人，還有蒙八旗和漢八旗，把這兩個周邊民族的武力精英也納入了自己籠絡范圍之內。

清朝中前期的統治階級劃分，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一般是簡單的“滿漢分野”的，更主要還是“旗民分治”。它搞得不是民族歧視，而是統治者的制勝聯盟分潤。

只要你“在旗”，你就進入到了清朝的“制勝聯盟”最核心區域，與這個王朝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這有點像今天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或者委內瑞拉馬杜羅的那個“太陽集團”，只要這個階層穩固，并掌握武力優勢，清朝對老百姓的壓榨，即便再過分，即便如馬戛爾尼所說，是“饑餓的盛世”，也依然是似危實安的。

更毋寧說，到了康熙時代，受三藩之亂和逐步漢化的影響，康熙皇帝又通過擴充和完善綠營制度進一步擴大和鞏固了這個“制勝聯盟”，通過給明朝降卒綠營有限度的分潤，把這批最容易左右天平的群體往己方拉過來了一點，綠營兵每月一兩的餉銀收入，別說成為人上人，甚至很可能是不足以維持一家人生計的。

但綠營兵其實并不需要承擔兵役義務，清中期以后，他們平素的訓練和出操“點卯”就都很懶散了，這意味著他們掛名領餉之后，還可以忙活自己的生計。

這樣一看，無論八旗還是綠營，本質上與其說是一種兵制，還不如說是一種“特權福利制度”，占大清朝每年財政支出三成的“軍費”，其實是在贖買這些人的“統治同意權”。

可我們要說，清朝的這套制度設計，雖然看似荒唐落后，在古代中國卻是相當合理、先進的。至少比它取代的明朝要牢靠許多，明朝作為一個帝制王朝也有它的制勝聯盟，這個聯盟的成員包括最核心的、一出生就坐享厚祿的朱姓皇族（“本朝親親之恩，古來未有”）、紙面俸祿雖然很低，但可以通過權力變現獲取利益的官員士大夫，考上功名就不用納糧當差的讀書人，以及（名義上）不用交田稅的兵戶。

但在這個制勝聯盟中，兵戶制度很早就隨著土地兼并崩潰掉了，讀書人和士大夫武力值不足，晚明的朱姓皇族更是費拉不堪。

所以清朝憑借著自身的制勝聯盟分潤效率優勢，迅速的完成了天下鼎革。

可是這個“制勝聯盟”的效率優勢，只在古代中國的內部語境下是有效的。

晚清面對的是一個放眼全球的外部環境，甲午戰爭時代的日本，已經迭代為了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議會的開設、報館的興起，已經將日本這個國家的制勝聯盟至少擴大到了城鎮和鄉村士紳這個階層。

甲午戰爭時期全日本爆發出愛國主義狂熱，全民購買海軍公債，軍費在1894年一度飆高到了合白銀5000萬兩，這看似是民族主義煽動的勝利，但實則，從其個人利益上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德川幕府時代被生存空間被極度壓縮在社會中下層的平民、商人，在“四民平等”“一君萬民”的口號中獲得了階層上升的通道與期望。當時的日本是用法律對個體基本權利的許諾和保障、以及民眾基于這種保障對未來產生的希望與預期，而不單純是白銀來贖買擴大了的“制勝聯盟”的支持的。這也就注定了這個模式相對晚清體系的碾壓優勢。

當然，晚清的中國也在不自覺中嘗試進行過“制勝聯盟”的擴容和改革，比如曾國藩、李鴻章的湘軍、淮軍體系，本質上就是將新的武力擁有者拉入“大清制勝聯盟”的分潤體系，來試圖給這個王朝做新的支撐。淮軍正卒的餉銀其實極高，每個普通步兵的年餉就達到了54兩白銀，炮兵、騎兵乃至軍官的年薪則更高。

但問題在于，八旗、綠營、加上文官體系這個制勝聯盟的贖買費用已經十分逼近清朝的贖買極限了，湘軍、淮軍的加入，必然要帶來蛋糕的重新分配，這就是曾國藩要主動裁撤湘軍，而李鴻章的淮軍始終遭受提防和排擠的真正原因——本質上不是害怕曾李真的發動兵變，而是大清的這輛制勝聯盟的列車，真的已經擠不上新人了。

這就是為什么戶部尚書、帝師翁同和奏請停止北洋海軍外購軍火時，包括李鴻章自己在內的整個朝野都沒提出有效反對的原因——大家都覺得你李鴻章一個新來的，一下子切走這么大一塊蛋糕，差不多得了吧？沒完沒了了還？

其實，從“邊地良家子”董卓不滿朝廷被外戚、士族、宦官分潤而進京亂政，到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求大明皇帝封個秦王，居然不可得，怒而攻城。中國歷史上幾乎每一個帝制王朝到了末期，都會上演至少一出體現"制勝聯盟"無法擴容的奇葩故事。

它們內在邏輯一樣，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而當一個王朝制勝聯盟內部的群體因為必然的腐化不堪一戰，勉強擠出一點點錢分潤養出來的臨時工，又人數太少且經常吃不飽，面對重新梳理整肅、實現現代化的新體系，沒有一戰之力、兵敗如山倒，就是必然的結局。

所以不要為甲午海戰中北洋海軍的戰敗感到惋惜，如果你把目光不僅僅局限于海戰，而是擴大到陸戰、晚清體制，你會發現，以戰爭表現而言，好歹比劃了兩下的北洋海軍、乃至真正兵敗如山倒的淮軍，都非但不是清朝的恥辱，反而是它、甚至是中國的整個兩千年帝制史的驕傲與奇跡。

不過是帝國的臨時工而已，你讓他們還怎么拼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