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沃斯：全球化的最后晚餐？

永無止境的內部爭論和未說出口的分歧，讓歐洲無法團結，講話也不夠誠實，難以找出真正的解決方案。歐洲并未成為真正的全球強權，依然是個漂亮但分裂的小國與中等強國萬花筒。

當這段尖銳的批評在2026年達沃斯論壇上響起時，你或許會認為這是特朗普或其內閣成員對歐洲的又一次羞辱。但說出這番話的，恰恰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那個4年來接受歐洲援助最多、在政治與道義上最依賴歐洲支持的國家領導人。

這一幕帶著黑色幽默的象征意味。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在達沃斯晚宴上宣告“全球化已死”，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憤然離場；在這之前丹麥首相則帶領整個代表團在特朗普演講中途起身退席。一場本為“加強合作”的全球精英盛會，最終淪為新舊秩序激烈碰撞的角斗場。

很多人開始討論今年的達沃斯是不是全球化的“最后晚餐”。的確這座瑞士的小鎮曾是

“全球化敘事的圣殿”

不是只有特朗普在指責歐洲

把特朗普對歐洲的指責簡單歸為“民粹咆哮”并不難，但這會掩蓋關鍵事實：特朗普敢在達沃斯當眾發難，核心是摸準了歐洲的痛點。澤連斯基對歐洲的批評，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這些痛點的真實。

盡管兩人立場與目的截然不同。

歐洲面臨的早已不是單一壓力，而是結構性的“信用透支”：盟友質疑你的決心，受助者批評你的無能，對手坐等你的分裂——而你仍習慣用程序、規則與道德自洽來詮釋世界。

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在晚宴上對歐洲最刻薄的攻擊，集中在能源政策上。他直言，德國等國執著于“風車”、關停核電，導致歐洲工業電價達到美國的3到4倍。“你們每生產一度電，都是在給制造業判死刑。”這番話雖顯夸張，卻非毫無根據。

歐盟統計數據顯示，2025年非居民用電價格仍呈結構性偏高：稅費、網絡成本、市場結構與能源轉型路徑相互疊加，讓歐洲制造業陷入長期成本劣勢。歐洲工商界的對比數據更直白——居高不下的用能成本，正在持續壓縮制造業的利潤空間。

過去三年，歐洲在能源上付出的代價，遠不止賬單上的數字，還有產業鏈的被迫遷出。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將部分產能永久轉移至中國和美國，空客開始重新評估歐洲制造布局，這種“慢性失血”的后果正在顯現。特朗普團隊最樂于放大的敘事是：你們選擇了昂貴的轉型與嚴苛的規制，就別指望用“價值觀同盟”換取美國的產業與市場讓利。

歐洲擅長制定規則，這在舊全球化時代是優勢——《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數字市場法》《人工智能法》，都體現了歐洲在規則制定上的領先。但當科技產業競爭轉向速度、規模與資本密度，規則優勢反而可能變成增長拖累。

達沃斯上對歐洲“創新乏力”的批評之所以站得住腳，正因為資本市場的行為給出了印證：風險投資規模、獨角獸數量、人工智能專利申請、電池制造產能等關鍵指標上，歐洲始終偏于謹慎、節奏偏慢。這并非說歐洲做錯了，而是這種“防風險”的選擇，最終換來了“慢增長”的結果。

而在增長本就疲軟、債務與福利壓力并存的背景下，“慢增長”會迅速演變為財政與政治的雙重脆弱。這也是澤連斯基批評歐洲“缺乏政治決心”的現實背景：內部資源愈發緊張，外部承諾自然難以兌現。一個無法快速決策、無法集中資源、無法承受短期代價的歐洲，在地緣政治博弈中只能被動應對。

歐洲福利國家的核心，從來不是“高福利”本身，而是一種社會契約，即用穩定與公平換取政治合法性。但人口結構快速老化、潛在增速下行，讓這份契約的財政可持續性不斷受到拷問。

歐盟長期人口結構預測顯示，撫養比與老齡化壓力將持續影響未來幾十年的公共支出與增長條件。意大利、希臘等南歐國家債務負擔已近極限，德國、法國等核心國家也面臨養老金缺口擴大的壓力。這種情況下，歐盟既要增加防務開支應對安全威脅，又要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提升競爭力，還要維持社會福利以避免民粹主義抬頭。

這道三角難題幾乎無解。

特朗普團隊對此心知肚明。他們清楚歐洲短期內無法大幅增加防務開支，承受不起與美國的全面貿易戰，所謂的團結不過是表面程序性共識。因此才敢公開施壓、極限博弈，用關稅威脅換取讓步，用安全承諾換取市場準入。

面對美國這般赤裸裸的霸凌，歐洲最缺的不是經濟實力，而是戰略勇氣。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是：特朗普威脅對歐洲加征關稅、索要格陵蘭、削弱北約承諾時，歐洲從未認真考慮過加強與東方大國的經濟聯系以作對沖。

德國總理默茨在特朗普演講后發表強硬聲明，法國總統馬克龍主持“歐洲主權晚宴”，但這些姿態背后，歐洲并未采取任何實質性戰略轉向。歐洲仍將中國視為“系統性競爭對手”，在新能源汽車、光伏產品等領域設置貿易壁壘，在關鍵技術領域追隨美國的“去風險化”政策。

這種戰略被動，恰恰說明歐洲在心理上仍未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即便美國已明確盟友關系需要“付費”，即便特朗普公開羞辱歐洲領導人，歐洲仍不敢真正走向戰略自主。最終的結果是，歐洲既得不到美國的尊重，也無法借助中國平衡美國壓力，只能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中反復被收割。

《經濟學人》那張意味深長的插圖恰能反映歐洲的困境：美國燈塔已然熄滅，中國燈塔正發出耀眼光芒，照亮了懸掛加拿大和英國國旗的兩艘小船。而網上的高贊評論“中國的燈塔照見了兩艘海盜小船”，更揭示了歐洲在“全球南方”國家眼中的形象：沒有美國的實力，缺乏獨立的尊嚴，只能在歷史陰影中徘徊。

特朗普真的“不需要歐洲”了？

達沃斯舞臺上“美國不需要歐洲”的說法，表演成分居多。但拆解貿易與資本兩本賬，結論會更貼近現實。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數據顯示，2024年美歐貨物與服務貿易總額接近2萬億美元，同比仍在增長。這意味著，即便特朗普想“降低依賴”，短期內也很難真正“無視歐洲”。

但更重要的趨勢是，歐洲在美國外貿格局中的相對重要性確實在下降。過去十年，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出口份額持續上升，對歐洲的出口份額則基本穩定甚至略有下滑。頁巖氣革命讓美國從能源進口國轉變為出口國，降低了對全球能源市場的依賴，戰略上也減少了對歐洲穩定性的需求。

特朗普推動的“供應鏈回流”和“友岸外包”策略，本質是降低對包括歐洲在內的單一供應鏈的依賴。從經濟角度看，歐洲已非不可替代。所謂“不需要”，更多是談判姿態——制造不確定性，逼迫歐洲企業與政府主動讓步。

比貿易更深厚的是資本的相互嵌入。《跨大西洋經濟2025》報告顯示，2023年美國對歐盟直接投資存量已達數萬億美元量級，遠高于對中國的投資存量。美國官方統計也顯示，2024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頭寸的增長，主要增量來自歐洲方向。

這種相互投資帶來的不僅是利潤，還有就業、稅收與供應鏈的深度綁定。美國企業在歐洲坐擁巨額資產與利潤來源，歐洲企業在美國也有大量投資。紐約與倫敦、法蘭克福等歐洲金融中心聯系緊密，金融領域的“冷對抗”注定代價高昂。

因此更貼近現實的結論是：美國在產業鏈供應鏈布局上“可以少依賴歐洲”，但在資本收益與金融結構上“仍高度需要歐洲”。特朗普的策略不是切斷關系，而是重新定價：將盟友關系從“共同體”變為“合同制”，從“共同價值”轉為“付費交換”。

格陵蘭背后的總統山執念

達沃斯是全球化的象征，格陵蘭爭議則是退潮后的標志：領土不再單純是主權問題，更被包裝成供應鏈與安全資產。

特朗普在達沃斯明確談及格陵蘭，稱這是美國安全戰略的需要，也是整個西方的安全戰略需要。他提到二戰時格陵蘭6小時便淪陷于納粹德國，還挖苦說若非美國出兵奪回，如今的格陵蘭可能說著德語或日語。這種用歷史功績合法化當下霸權的邏輯，遭到丹麥首相憤然抗議并現場退席。

但特朗普為何對格陵蘭如此執著？答案需從三個層面解讀。

首先是地緣經濟的戰略考量。格陵蘭的戰略價值毋庸置疑。北極冰川融化讓北極航道的商業與軍事價值日益凸顯，控制格陵蘭就意味著掌握了未來全球貿易和戰略通道的關鍵樞紐。格陵蘭豐富的稀土和關鍵礦物資源，對美國在新能源轉型和高科技產業鏈中保持領先至關重要。

這些資源開采成本極高，短期內難見經濟效益，但在地緣政治博弈中，“擁有”本身就具備戰略意義——至少能阻止競爭對手獲得。美國在格陵蘭本就有軍事存在，完全可以通過加強駐軍實現安全目標，但特朗普堅持要“主權”，背后藏著更深層的動機。

其次是“總統山”上的歷史野心。特朗普對格陵蘭的執念，更多源于對青史留名的渴望。美國歷史上，“開疆拓土”是總統追求偉大的經典路徑：杰斐遜購買路易斯安那，西沃德購買阿拉斯加，這些人都因擴大美國領土而名留青史。

若特朗普能讓格陵蘭成為美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當下罵名如何，歷史或許會徹底改寫。正如中國的漢武帝，當年擴張時滿朝反對，如今卻能與“秦皇”并稱。更何況，若有人提議將格陵蘭改名為“特朗普島”，豈非最大限度滿足了他留名青史的虛榮心？

特朗普對未獲諾貝爾和平獎耿耿于懷，但和登上拉什莫爾總統山相比，那簡直不值一提。他做的大夢是有朝一日可以與華盛頓、杰斐遜、林肯、老羅斯福并列，千秋萬世被銘記。這種“帝國主義美學”——大即美、擴張即榮耀、實力即正義——才是格陵蘭爭議的真正驅動力。

還有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的操作方式：將格陵蘭議題與關稅威脅綁定。他一度威脅對支持丹麥的歐洲國家加征關稅，隨后又在達沃斯期間“后撤”，聲稱達成某種“框架協議”。

這套操作的本質是“地緣經濟金融化”，即用關稅、市場準入與安全承諾，將主權議題納入可交易范疇。格陵蘭在敘事中被反復裝進三個盒子——北極安全與軍事部署的地理鑰匙、關鍵礦產與供應鏈安全的未來籌碼、政治遺產的“擴張符號”。

這也解釋了“最后晚餐”的隱喻為何成立：過去達沃斯談規則與合作，現在談的是資產、杠桿與交換。全球化并未突然死亡，而是發生了“物種變異”——從“降低摩擦的多邊體系”，變成“放大杠桿的雙邊競價”。

下一個目標是誰？

預測特朗普的下一步，不能只看哪一個目標“更邪惡”，或者“更不服管”，而要看誰在經濟上更“可得”。可得性取決于四個指標：

能否用關稅

在這套框架下，古巴最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

古巴經濟的脆弱性，核心是對委內瑞拉石油援助的高度依賴。古巴每天需約10萬桶原油，其中超三分之一來自委內瑞拉。在美國已控制委內瑞拉的情況下，切斷這條能源生命線易如反掌。

能源專家指出，古巴缺乏外匯在國際市場購油，俄羅斯、墨西哥、巴西等友好國家也無法填補這一巨大缺口，屆時古巴的能源基礎設施將在30天內癱瘓。早在油源緊張前，古巴的電力與水資源供應就已捉襟見肘，過去兩年發生至少24場大范圍長時間停電，醫療體系問題叢生，2020年以來人口流失多達270萬。

古巴是“美國后院”最后的戰略釘子。拿下古巴，將徹底鞏固美國在美洲的絕對主導地位，完成“唐羅主義”（特朗普版門羅主義）的終極版圖。國務卿盧比歐是古巴移民第二代，更是反卡斯特羅政權的核心人物，他被特朗普戲稱為“委內瑞拉總督”，但更適配的新職或許是“古巴總督”。

與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不同，特朗普對古巴的算盤似乎是“以經逼政”——通過能源斷供和經濟封鎖，迫使哈瓦那當局迫于內部壓力高漲而同意談判，甚至策動政權內部人士實現“不流血的更替”。

相比之下，伊朗雖有豐富石油資源，但其體量、地區影響力和抵抗意志，使得直接軍事征服成本極高。伊朗擁有8000多萬人口、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深厚的意識形態基礎，不會像委內瑞拉那樣輕易屈服。

更可能的路徑是通過極限制裁進行經濟絞殺，迫使政權更迭或妥協。但這需要更長時間和更高的國際協調成本，在特朗普僅剩三年任期的情況下，古巴無疑是更容易摘取的“低垂果實”。

結語

將2026年達沃斯稱作“全球化的最后晚餐”，并非指貿易在消失、投資會歸零、跨國企業正退場。路透社與美聯社在達沃斯對多位金融與國際組織負責人的采訪顯示的真實情況是，全球增長仍有韌性，貿易會適應沖擊，世界秩序在變化但未必“斷裂”。

真正改變的是全球化的定價機制。舊機制以規則、可預期性與制度信譽為核心；新機制愈發呈現“板塊化重定價”的特征——用安全、資源、市場與金融武器，重新標定每一段關系的價值。

達沃斯的與會者們曾經堅信，只要坐在一起吃飯，世界就會更合作。2026年的達沃斯卻提醒人們，聚會吃飯依然重要，但你得先確認自己是在餐桌旁，還是已被寫進菜單。

對歐洲而言，這場“最后晚餐”是殘酷的清醒劑。它可以繼續沉溺于“禮貌共識”的懷舊，在程序與規則中尋求安全感；也可以痛定思痛，真正走向戰略自主，在大國博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無論如何，舊世界已經落幕，新世界正以粗暴卻有效的方式改寫規則。而在這個過程中，力量、資源與市場的控制權，將決定誰能留在餐桌旁，誰會被擺上餐桌。

No.6738 原創首

發文章

｜作者

朱兆一

作者簡介：

北大匯豐商學院智庫世界經濟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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