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反思中越戰爭：錯誤認知實力地位，卷入大國角逐，成為犧牲品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對越還擊戰打響。28天里，解放軍重創越軍4個正規師10個團，“打死、打傷5萬名越南官兵，自身傷亡約2萬人”，成功攻克了高平、諒山、老街等越北重鎮，繳獲了大批武器裝備和作戰物資，摧毀了邊境大量的軍事設施，把越南的邊境防御體系打了個稀爛。

2019年2月15日，越南社會科學院與越南歷史科學協會聯合主辦的全國科學會議在其首都河內舉行，會議議題“保衛祖國北部邊境之戰——回顧40年（1979-2019）”。戰爭親歷者，越南中將鄧軍瑞（已退休）表示：

“這場戰役不僅是軍事上的一次偉大教訓，也是政治和外交上的一次偉大教訓。”

1979年中越戰爭不是一場簡單的社會主義鄰國軍事沖突，而是冷戰大背景下，中美蘇三大國博弈的縮影。從越南視角回顧這段歷史，最大的教訓或許在于：一個地區強國因錯誤認知自身實力地位，貿然卷入中美蘇三國間的戰略角逐而付出沉重代價。

一、認清自己的實力，別做超出國力的事

越南的悲劇始于其膨脹的自我認知。20世紀70年代中期，越南軍隊趕走法國殖民者、逼退美國軍隊，實現了國家統一。接連戰勝法國、美國的輝煌歷史，使其領導人錯誤地將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勝利，等同于自身擁有了挑戰地區傳統大國、甚至推行領土擴張政策的綜合國力。

黎筍集團直接標榜越南是“世界第三軍事強國”，一門心思搞地區霸權主義，徹底拋棄了胡志明的發展路線。

1978年底，越南直接出兵全面入侵柬埔寨，想把柬埔寨攥在手里，實施“印度zhi那聯邦”戰略。與此同時，在國內大肆驅趕迫害華僑，在中越邊境不斷搞摩擦、挑事端。這種同時與中國、柬埔寨的“雙線對抗”，就是典型的“戰略透支”。

戰爭的進程無情戳破了這種自負的泡沫，徹底暴露了越南戰略認知的錯誤。

兵力方面，中國動員了約56萬人，一線20多萬大軍分廣西東線、云南西線兩路推進，配足了炮兵、坦克部隊，兵力部署集中且協同性強；而越南看似有120萬軍隊，卻把308、312師這些主力全派去了柬埔寨，守在越北邊境一線的約15萬人，其余為民兵。越軍不僅兵力部署分散，還沒什么協同指揮。別看解放軍里新兵多，但懂大兵團作戰的章法；越軍就算熟悉叢林地形、作戰經驗豐富，也只擅長叢林戰和游擊戰的單兵作戰形式，難以對付解放軍的壓倒性兵力。

戰略方面，中國實施“有限縱深、速戰速決”的核心策略，從一開始就只是要懲戒挑釁，靠著優勢兵力和火力分進合擊拿下越北要地，達成威懾目標后就立刻撤軍，嚴格將戰爭控制在邊境地區，絕不陷入長期戰爭。

而越南的算盤是用空間換時間，想靠著邊境的工事和叢林打防御戰、游擊戰，等柬埔寨的主力回援。可現實是，越軍的工事被解放軍的炮火逐個摧毀，指揮混亂又兵力分散，根本擋不住大兵團推進，主力回援更是成了泡影。更慘的是戰后進入了長達十年的軍事對峙，越南既要在邊境布置大量兵力，又要在柬埔寨維持駐軍，雙線作戰的消耗讓剛打了三十年仗、急需休養生息的越南根本扛不住。

到了80年代末，越南國民經濟被徹底拖垮，通貨膨脹嚴重，物資極度匱乏，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國家發展機遇完全喪失，越南共產黨和政府的權威和公信力遭受嚴重挑戰。這告訴我們，任何國家的對外戰略目標，都必須建立在對自身資源及其可持續性的客觀評估之上，量力而行方為長久之道。

二、別做大國博弈的“棋子”，獨立自主才是根本

越南敢于推行激進政策的另一個關鍵心理支撐，是1978年11月與蘇聯簽訂的《越蘇友好合作條約》。越南就此認為牢牢抱住了蘇聯這個“超級大國”的大腿，能夠獲得蘇聯各個方面的支持，獲得了對抗中國、抵消國際壓力的“堅不可摧”的盾牌。

殊不知，蘇聯支持越南，從來不是什么同盟情誼，只是為了自己的全球爭霸，同時兼具牽制中國、獲取東南亞地緣支點、意識形態擴張及與越南相互利用等多重考量。

這種支持從一開始就是有條件和限度的，核心是讓越南充當其戰略“棋子”。因此，當中國發起自衛還擊戰時，越南所期待的蘇聯在北方進行大規模軍事干預的場景并未出現，蘇聯的反應僅限于外交聲援和有限的物資補給，最后在中國宣布撤軍七天后來了一場大規模軍演。蘇聯在極力避免與中國發生正面軍事對抗。

越南瞬間從想象中的“盟國核心”跌落為大國博弈中一枚可被犧牲的“棋子”。當80年代蘇聯自身因經濟困境和阿富汗戰爭而焦頭爛額時，其對越南的援助更是大幅削減直至停止，越南頃刻間陷入了外交孤立與經濟崩潰的雙重絕境。

越南把國家安全和利益全寄托在蘇聯身上，高估了聯盟的可靠性，卻忘了大國之間永遠是利益優先。這一教訓警示所有國家：大國博弈中，中小國家若放棄獨立自主，依賴所謂的“同盟”或“庇護”，便是交出戰略命運。同盟關系在利益面前不堪一擊，一旦大國戰略調整或陷入困境，依賴國終將面臨被拋棄的致命風險。聯盟從來都是雙刃劍，靠人不如靠己。

三、外交別死板，務實比意識形態更重要

20世紀70年代末的越南，不僅被軍事勝利沖昏了頭腦，更被僵化的陣營對抗思維束縛了手腳。其外交政策陷入了“一邊倒”的親蘇模式，將國際關系簡單化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二元對立，并將中國視為“背叛革命”的敵人。

因為入侵柬埔寨、和中國交惡，越南遭到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國際形象徹底崩塌。這種被意識形態綁架的外交，喪失了應有的靈活性與務實精神，主動關閉了與包括美國、中國在內的其他重要力量進行對話、緩和關系的大門，從而在國際社會陷入了空前的外交孤立。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外交決策。中國在面對蘇聯的戰略壓力，果斷把握歷史機遇，推動中美關系正常化。鄧小平同志在訪美期間與卡特總統達成反對霸權主義、反對蘇聯擴張的共識，成功打破了外交上的戰略包圍，為改革開放贏得了至關重要的國際環境與戰略空間。中國的行動表明，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最高準則是現實利益，外交政策的核心功能是服務于這一利益，而非服務于某種僵化的意識形態教條。

這場戰爭的慘敗，把越南徹底打醒。1986年，越南共產黨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開始了“革新開放”，這不僅是經濟上的改革，更是戰略和外交上的全面調整。越南開始推行“竹式外交”，堅持獨立自主，又懂得靈活務實，維護自己的核心利益。

基于此，越南于1989年從柬埔寨全面撤軍；1991年實現中越關系正常化；1995年加入東盟并與美國建交。步入21世紀后，越南的外交更趨成熟務實，致力于在中、美、俄、日、印及歐盟等各方力量間靈活周旋、尋求平衡，構建起廣泛的伙伴關系網絡，不再依附于任何一方。

越南已然認清，世界格局呈多極化之勢，國家利益始終是外交核心，任何單一的依附關系都是危險的。哪怕面對南海這類復雜的地緣問題，越南也始終規避和大國的全面對抗，力求在維護主權和保持合作之間找平衡。

四十多年過去，這場戰爭早已塵埃落定，但它留下的啟示卻從未過時。在國際交往的舞臺上，勇氣和實力固然重要，但對自身實力的清醒認知，審時度勢的現實考量，還有進退有度的外交平衡，才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行穩致遠的根本。尤其是對于中小國家來說，切勿因一時的勝利而膨脹，更不要輕易卷入大國博弈成為他國的棋子，獨立自主、量力而行，才是最穩妥的發展之道。

這場戰爭，打醒了膨脹的越南，也打出了中國南疆四十年的和平，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贏得了穩定的外部環境。

鄧小平曾說“小朋友不聽話，該打打屁股了”。這場仗的意義，從來不是簡單的懲戒，而是向世界宣告：中國絕不允許任何國家挑釁國家主權和邊境安全，也有能力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這場戰爭也給中國的發展帶來諸多現實意義：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始終堅持底線思維、捍衛國家核心利益，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富國強軍相統一，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凝聚民族力量、筑牢國家發展的精神支柱。

這正是中越戰爭留給中國最寶貴的歷史財富，也為中國在新時代應對各類風險挑戰、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借鑒和行動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