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馬鑫浩：13年追索為公道，經濟糾紛成立案“擋箭牌”？

法律的公信源于對每一起個案中正義的兌現，一次不公正的處置，其負面影響遠超案件本身，一次對歷史錯誤的糾正，其積極意義也遠超個案范疇。今天，我要聊的是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內蒙古烏審旗一豪車丟失13年：法院認定涉嫌犯罪卻遇立案難》。

這也是民營企業的困境——政府收稅積極，法律保護困難。鄂爾多斯市烏審旗長鑫商貿公司就遇到了。一邊是公司近百萬元的車輛被強行拖走、非法變賣，企業蒙受損失；一邊是警方對“經濟糾紛”的定性像一道銅墻鐵壁，將刑事偵查牢牢擋在門外。一邊是兩級法院的生效判決，白紙黑字確認車輛所有權歸屬，判定“搶車者”侵權事實成立；一邊是警方屢次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書》，明確認定“沒有犯罪事實”。在鄂爾多斯市烏審旗，一場圍繞一輛價值百萬元的豐田越野車，上演了一場長達十三年的司法“拉鋸戰”。

回溯這起案件，其實一點兒也不復雜。2011年，烏審旗長鑫商貿公司法人兼總經理馬鑫浩出資近百萬元，以員工折某個人名義購置車輛，實為公司資產，由公司掌控使用。2013年雙方合作終止，協議明確車輛須過戶至公司。但協議的墨跡未干，折某便伙同他人強行拖走車輛非法轉賣。這事兒事實清晰，證據鏈也非常完整，購車款出自公司，車輛由公司管理，解除合作協議明確車輛過戶義務，折某卻利用車輛登記漏洞，伙同他人偷偷把車拖走賣了。這不是經濟糾紛，而是赤裸裸地侵占財產，但法律程序卻令人費解地走向了另一邊。

這事情民事司法路徑非常順暢：一審判定侵權，二審判定歸屬，公司勝訴。然而，紙面上的勝利因車輛早已被轉賣而淪為“法律白條”，更具戲劇性的是從基層派出所到旗公安局，乃至復議復核至自治區公安廳，結論都高度一致：“屬經濟糾紛，沒有犯罪事實。”即便檢察機關介入監督，最終結論仍是“不立案理由成立”。同一行為，在民事法庭上是必須制止和賠償的侵權行為，在刑事偵查方面卻成了經濟糾紛；同一事實，法律體系內部定性出現了難以自洽的斷裂。

這種斷裂，讓維權者馬鑫浩陷入了法律“黑洞”：手握勝訴判決卻追不回車輛，控告犯罪行為卻叩不開立案之門。十三年，足以讓一個企業由盛轉衰，足以耗盡一個人的黃金年華。馬鑫浩消耗的不僅是金錢與時間，更是對公平最基本的期待。正如他所說：“我要的不是錢，是一個說法，是一個公理。”當資產追回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支撐其跋涉的早已不是那輛百萬豪車，而是對“邪不壓正”這份信念的堅守和捍衛，是要在這片土地上討一個無可爭議的公平和公道。

我認為，本案核心迷局在于“經濟糾紛”與“刑事犯罪”的定性之爭。公安機關長期堅守前者，其背后的邏輯與困境，折射出基層執法生態的某種痼疾。在基層執法實踐中，“經濟糾紛”往往成為規避辦案風險的“避風港”。因為很多經濟案件常因證據復雜、定性專業、牽涉面廣而被視為“燙手山芋”，只要貼上“糾紛”標簽便可順理成章地將矛盾推向民事訴訟渠道，執法機關就可以規避可能因刑事介入不當而引發的信訪、追責等風險，進而從復雜問題中抽身。本案中，盡管存在強行拖車、非法變賣等符合搶奪、侵占罪特征的行為，同時民事判決已確認權利歸屬，但執法者仍傾向于將其簡化為合作破裂后的財產爭執。這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躺平思維，實質上是以程序上的“穩妥”犧牲了實體上的正義，是對公平正義的挫傷。

這個案件里，留給我們的思考其實很多。比如，馬鑫浩十三年來執著追究的究竟是什么？是那輛價值98萬元的越野車嗎？在十三年的時光侵蝕和非法轉賣后，其經濟價值或許已大打折扣，甚至追繳無望。他真正無法釋懷、無法被“終結告知書”所打發的是那口“氣”。這口氣，是公民對法律平等保護的樸素信仰，是對“作惡必究”這一社會基本法則的堅守，是對“總有一個地方能說理”的執拗期盼。

求一個說法，求一個公道，這不僅是當事人的吶喊，更應成為法治社會運行的底線邏輯。當企業家的合法財產被公然侵奪，而公權力機關以“糾紛”之名作壁上觀時，傳遞出的信號是危險的：它暗示著非法手段可能帶來的“低成本、高收益”，這無疑會侵蝕市場經濟的基石——信任與安全。保護這口“氣”，就是保護市場主體最根本的信心，保護他們相信規則而非關系、相信法律而非暴力的預期。

我們欣喜地看到，2025年5月烏審旗人民法院的一紙裁定，認定本案“有涉嫌刑事犯罪的嫌疑”，應當移送公安機關偵查。這份“遲來”的法院裁定就像是一束微光，照亮了馬鑫浩的維權之路，但不知道能否穿透基層人情社會壁壘，轉化為公安機關的行動，轉化為對違法犯罪行為的依法追究，轉化為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盡力彌補？

“法不能向不法讓步”，不應只是一句口號，而應成為刻印在每一次執法、每一次司法裁量中的鐵律，讓每一起案件的定性都經得起法律的審視，讓每一個公民都深信“總有說理地方”，法治社會的陽光才能真正照進每一個角落。最后，我想說的是，那輛價值百萬的豐田越野車的歸途或許仍未可知，但它所拉響的警報卻必須長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