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鄧小平視察河南，得知常香玉入黨困難時：我做她的入黨介紹人

1951年12月的廣州，暖濕的海風裹著細雨。深夜一點，豫劇《花木蘭》剛剛落幕，后臺燈光幽暗，常香玉扶著幕布，大口喘氣，臉色蒼白。劇場外，觀眾依舊不愿散去，有意思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快步登臺，“我來湊個數。”他遞上五十萬元舊幣后轉身離去。第二天，六十條嶄新的蚊帳送到戲班，大家這才知道，深夜那人正是時任廣東省副主席葉劍英。自此，“香玉劇社”義演捐飛機的消息，在華南炸開了鍋。

這場夜雨，為常香玉后來那段漫長的入黨之路埋下伏筆。那時她已在六省七市義演百余場，募集款項破十五億元舊幣，卻依舊只是群眾演員身份——“哪怕不當演員，也得是黨員”，這是她常對同行說的一句話。

時間往前推回到1923年9月，河南鞏縣。常香玉出生時，家里只有五分薄地。父親張福仙唱戲糊口，母親拉著哥哥沿街賣藝，年幼的常香玉跟著奶奶討飯。九歲那年，族里硬要把她許給鄰村當童養媳，她一跺腳，“俺跟俺爹唱戲去！”一句倔強的話，讓她徹底告別紡線和灶臺。

張氏族人認定“閨女登臺丟人現眼”，威脅道：“再教她唱戲，就別姓張！”張福仙帶著一家人投奔鄰縣煤窯，一邊打雜一邊教女兒練功。有意思的是，煤窯老板常會慶也是票友，一聽這事兒爽快地說：“那就跟我姓常吧。”于是，“張妙齡”改成了“常香玉”。改姓之日，她磕頭認干爹，也認定了舞臺就是命。

1935年臘月，她隨班首次闖進開封。起初連海報角落都沒她名字，靠跑龍套收獲稀稀拉拉的掌聲。誰料短短兩月，她把京劇武打動作搬進豫劇，《穆桂英掛帥》里一個凌空翻落，臺下掌聲像鍋底炸油。票價從八塊漲到十二塊大洋，名角云集的開封也不得不讓出一片天。

抗戰爆發后，她將絕大部分收入捐給家鄉修河壩。鞏縣百姓感慨：“兩個省主席，比不上一個常香玉。”抗戰的火舌燒到中原，她在戲臺上唱《誰說女子不如男》，臺下學生揮著手臂齊聲吶喊，愛國的火從戲園蔓延到街角。

新中國成立、朝鮮戰火驟起，廣播里傳來志愿軍陣地被敵機狂轟濫炸的消息，常香玉輾轉反側。1950年秋夜，她同丈夫陳憲章商量，決定義演捐飛機。為籌路費，她賣掉唯一的卡車和西安的房子，連三名不足十歲的孩子也托付給托兒所。正是這股拼勁，讓她在半年時間跑出一百八十七場義演，硬是湊夠15.27億元舊幣——一架噴氣式戰斗機的全部費用。

1952年春，她攜“香玉劇社號”捐款抵京，郭沫若代表全國抗美援朝總會致電嘉獎。毛主席聽說后，在中南海單獨召見她。握手時，主席笑道：“香玉了不起，我得向你學習。”一句話，讓后臺姐妹激動得抹淚。

就是在這樣歡呼的氛圍里，她第一次向黨組織鄭重遞交入黨申請。然而審查卡在丈夫陳憲章的“歷史問題”上——解放前，他曾短暫在國民黨體系任職。檔案擺在案頭，組織顧慮重重，申請表如石沉大海。1957年，陳憲章主動提出離婚，“別耽誤你前程。”常香玉搖頭：“咱夫妻共患難，不拆伙。”這段話不帶一句煽情，卻堅硬得像黃河岸邊的石頭。

眼看梅蘭芳、程硯秋相繼入黨，她心里老大不痛快。河南豫劇院成立后，她把戲箱、一萬元現金全交公，并自請降薪，從八百降到三百。有人背后嘀咕，說她這樣做是為了表現。她不爭辯，只在排練廳里一次又一次吊嗓子、壓腿。

1959年4月，毛主席在鄭州聽她演《破洪州》，稱贊改編得好。10月，又調班子進中南海復演。就在這一年的歲末，鄧小平率中央工作組到河南調研，抽空看了常香玉一場折子戲。散場后，他同省里負責同志聊天，隨口問了句：“常香玉入黨了嗎？”得到否定回答，鄧小平皺眉：“她是國家最困難時沖在前面的人，如果河南解決不了，我來做介紹人，中組部直接批。”一句話擲地有聲，省委干部面面相覷，當晚便連夜研究解決方案。

1960年5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批復：同意常香玉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宣誓那天，她站在鮮紅黨旗下，聲音因激動而微顫，卻每個字都敲在心口。鄉親們知道后，放起鞭炮，“咱鞏縣閨女，終于成了真正的‘香玉同志’。”

此后四十余年，她始終把自己定義為“用豫劇參加戰斗的戰士”。1964年帶隊赴越南慰問；文化部成立戲曲改編組，她主抓豫劇段落審稿；1983年籌辦中國豫劇節，不顧高血壓日夜操勞。同行勸她歇歇，她擺手：“還能唱，就不退休。”

2004年6月1日晨，常香玉在西安家中辭世，享年81歲。去世前，她反復詢問孩子：“黨費交了沒？”一句話，聽得在場醫生紅了眼眶。遺體告別儀式上，她生前捐贈的飛機模型被擺在棺旁，漆面已斑駁，卻記載著1951年那個夜雨廣州的執拗與滾燙。

鄧小平當年那句“我做她的入黨介紹人”，不僅寫進了河南的工作簡報，也鐫刻進戲曲人的口口相傳。常香玉的舞臺謝幕，早在她滿頭銀發卻仍吊嗓的那一刻變得無聲；而她那張入黨志愿書，卻始終在共和國檔案里散發著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