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衛戰！總指揮唐生智是一將無能害死三軍，還是替蔣背鍋？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寒風正緊。傍晚時分，蔣介石在官邸門口踱步，忽見唐生智快步而來。燈下，他拍拍唐的肩膀，壓低聲音：“城要守，你來不來？”唐沒多想，只回了四個字——“責無旁貸”。自此，國都命運與這位四十九歲的湖南老將捆在了一起。

淞滬會戰剛結束，國軍六十多萬人連番惡戰，減員高達三分之一，士氣墜谷底。上海一失，日軍順江而上，目標不言自明。南京是首都，也是孫中山靈柩安放之地，棄守難以向民心交代；可留下，就意味著與裝備、訓練皆占優勢的十幾萬日軍硬碰硬。決策層因此呈兩派：白崇禧主張撤，陳誠附和；張群與外交派擔憂失都后的談判地位；蔣則徘徊在“不能守”與“不能不守”的夾縫里。僵局中，唐生智的那句“我愿意共城存亡”，成了最刺耳也最動聽的聲音。

事實上，唐距一線指揮已久，長沙入京才數月，手里沒有嫡系，也無戰后整編的機會。他卻要臨陣統領十三個師外加教導總隊，里頭混雜桂系、中央軍、新招新兵，還帶著從上海敗退而來的殘部。粗略統計，八萬人里有三萬新兵，兵員空缺靠倉促補充；火炮、機槍、反坦克武器更是東拼西湊。白崇禧搖頭：“這樣的部隊，拿什么跟日軍立體作戰？”

十二月一日，日軍大本營下達總攻令，松井石根麾下七個師團與兩個獨立旅團，從東、北兩面推進。唐生智卻在此時做出一個讓部下百思不解的決定：撤走下關到浦口的輪渡，只留小火輪與民船，并當眾申令“違者軍法從事”。他說要破釜沉舟，可這口“釜”燒的不僅是退路，也燒爛了后續機動空間。

防御部署同樣僵硬。十三個師在長約四十公里的外圍陣地一字排開，毫無縱深。兵力必然稀薄，恰似把繩子拉直，任何一點斷裂都會牽動全局。參謀人員提醒可否“分割設伏、以逸擊勞”，唐搖頭：“委員長命我死守，不得后撤一步。”他把守衛想象成古戰場上的“大刀長矛”對決，卻忽視了對手的炮火覆蓋、裝甲推進與制空優勢。

十二月七日拂曉，炮聲滾雷般炸響，石頭城薄暮盡染硝煙。三天內，紫金山、光華門、雨花臺先后失守。前線電報雪片似地飛到司令部，唐的批示幾乎千篇一律：“各部堅守陣地，死戰勿退。”部隊以營、連為單位被撕碎，零星頑抗。日軍戰報記錄，“中國軍隊在壕溝頑強抵抗，手榴彈、刺刀格斗頻仍”，可局部英勇終究擋不住整體潰敗。

十二月十一日晚，最高統帥部電令而至：酌情撤退。原因眾說紛紜——有人稱英美大使館建議保存實力；也有人說蔣介石擔心再失重將。無論真相如何，這封命令對前沿部隊如同晴天霹靂——死守方才被反復強調，何以頃刻又要后撤？最要命的是，配套的撤退方案只寥寥幾句：“嫡系部隊由下關渡江，其余部隊正面突圍”。要知道，唐之前已撤走大輪船，而正面突圍則需跨越長江，再沖日軍封鎖線，幾乎是九死無生。

十二日晚八時，唐生智率參謀人員驅車離城，經長江大橋工地向浦口撤離。軍士們見司令離去，急了眼，蜂擁向挹江門，試圖搶渡。冰冷的江水、稀少的小船、槍炮聲中的擁擠踐踏，讓撤退瞬間變作人間慘景。短短數小時，上萬人溺斃、踐踏或被日機掃射。最終，只有三十六師與教導總隊部分船隊搶先東渡，剩余將士與大批難民被堵在城內，成為后續慘劇的受害者。

兵敗之后，唐生智抵武昌，連夜上疏：“既不能為持久之守備，又不克為從容之撤退，咎在職等。”字里行間請罪，卻對始作俑者只字未提。蔣介石壓下處分，口頭一句“留職察看”，把鍋蓋合上。幾年后唐回湖南講學、禮佛，再未統兵。史料顯示，他留下的戰后警語是：“臨陣決策，先思退路；不用，則更當想生路。”

唐是庸將抑或替罪羊？若單看布防失當、渡江失策、倉皇棄軍，他難辭其咎；可若追根，臨戰指揮系統層層掣肘，政治考慮壓倒軍事常識，以至“死守”與“撤退”在數日內朝令夕改。承平年代或許可以慢慢權衡，當日軍炮火已近城墻，一點猶豫就會要人命。唐的缺陷被放大，蔣的搖擺被淡化，兩者共同鑄成首都陷落與十余萬軍民覆沒。

有意思的是，戰后的國民政府內部，人們提起南京失守，往往指向唐生智；幾乎沒人追問決策鏈上更高的一環。替誰背鍋，背多久，本無定論。但對已犧牲的守城官兵而言，無論責任如何劃分，他們在雨花臺、在下關江灘灑下的血，已不容誰輕描淡寫一句“情勢所逼”。

用兵如破竹，知進退者方為良將。南京保衛戰寫進了軍事院校教材，卻更多地被當成反例。戰略與戰術失調、派系與中央掣肘、情報與后勤短缺，全在那座六朝古都的斷壁殘垣里擺得明明白白。若非親歷，誰能想到，一張“死守”的令紙與一句“可以撤退”的電報之間，只隔了四天，卻隔著無數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