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末的一個悶熱夜晚,南京秦淮河畔的燈船還在唱曲,16歲的陸杏兒蜷在狹窄的小閣樓,透過破窗眼望著對岸。那天日軍炮聲剛停,城里混亂得像一口翻滾的鍋,可妓院后堂依舊按時打更。更夫敲完梆,老鴇劉媽帶著小茶壺晃進每個房間,木棍“咚咚”敲地磚的聲音在夜色里格外刺耳——這是她每天的固定動作,誰也不知道她能敲出什么,但所有姑娘都跟驚弓之鳥一樣屏住了呼吸。
陸杏兒來自安徽懷遠,家里曾開過雜貨鋪。父親沾上煙土,債臺高筑,1931年臘月二十三那天把她帶去縣城典當行,三十兩銀子換來一張薄薄的身契。典當行老板轉(zhuǎn)手送她進門大戶人家當廚下丫頭,沒多久又被姨太太嫌棄趕走,從此一路被倒賣。她常說:“自己像一只舊皮球,誰嫌臟誰又接著踢。”
1934年,她被拐到南京漢中門外的“聚華園”。頭三天便挨了利索的下馬威——涼水潑身、烙鐵逼跪。劉媽人不高,嗓門卻尖,“在這里,規(guī)矩就是命”這句話她重復了無數(shù)遍。規(guī)矩之一:不得藏銀。為了防范姑娘們在地磚下埋錢,劉媽摸索出那套敲磚術(shù)。她先用腳跟踩,每踩三塊,換成竹棍敲兩下;聲音發(fā)悶就讓打手鏟磚。誰若被發(fā)現(xiàn)偷藏銅板,輕則兩天不許吃飯,重則捆到柴房吊打。有人試過往房梁縫里塞小費,可第二天梁頭被撬開,一點碎銀都沒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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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的花面燈下,達官、洋行買辦、軍閥隨從輪番來挑姑娘。陸杏兒第一次“接堂”時,才14歲。嫖客是個外省軍火商,胡子刮得锃亮,邊解腰帶邊咧嘴笑:“小東西,別抖。”她神經(jīng)繃得像鋼絲。第二天清晨,劉媽端來一碗發(fā)黑的中藥說能“避子”。裝不喝?沒用,兩名伙計捏鼻子灌下去。藥汁苦得鉆心,從喉嚨一直辣到胃。
幾位年長的姐妹常背地里盤算:“干滿三年攢夠錢,就贖身回鄉(xiāng)。”可很快發(fā)現(xiàn)賬根本對不上:一盞燈油、一件旗袍、一鍋粥,全寫進賬本;客人賞錢卻折半又折半。更狠的是“管賬費”,名目繁多,贖金像風箏線越放越長。曾有個陜西姑娘用胭脂盒藏下二十塊大洋,被逮后活活打殘,丟到后巷任爬蟲啃咬。自那以后,敲地磚的聲音成為所有人夢里的喪鐘。
1937年底,南京陷落。日軍在長江邊榴彈亂射,妓院門面被掀掉半邊,但劉媽仍擺著算盤。戰(zhàn)亂令客源驟減,姑娘們白天縫旗袍、晚上擦紅燈籠,照樣不得脫身。1943年日軍憲兵隊強征“慰安婦”,劉媽按人頭上交六名少女。陸杏兒被列入名單,幸得一次高燒昏倒,才被暫時留下。那年冬天溫度降到零下八度,她貼著破被單咬牙熬病,“天若再冷一點,也許死了就是解脫。”這是她后來寫在筆記本上的原話。
1945年抗戰(zhàn)結(jié)束,南京重歸國民政府。城市剛蘇醒,黑市鴉片、賭場、妓院卻先熱鬧起來。劉媽重新粉刷門面,招牌寫“留春館”。她的敲磚習慣沒有停,晚上九點準時響起“咚咚”。很多新兵蛋子喝完黃酒來尋歡,衣袋里塞的是法幣,第二天已經(jīng)貶值。姑娘們數(shù)著一疊疊廢紙,根本換不到米面。有人像瘋子一樣撕錢撒空中,嘴里罵天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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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城防線土崩瓦解。陸杏兒聽到渡江炮聲時,正蹲在灶房洗破衣。她悄悄跟旁邊的湘妹子說了一句:“也許盼的就是這天。”湘妹子眼里閃過一絲光,然后又黯下去——誰都不敢信能不能活著走出去。
1951年1月,南京市公安局發(fā)布取締娼妓行業(yè)的布告。行動開始那晚,警笛拉響,軍警闖進“留春館”,劉媽被戴上手銬拖走。陸杏兒站在門口,木棍敲地磚的聲音頭一次停了。她說:“安靜得讓我耳朵疼。”這句話完整記錄在后來政府的口述調(diào)查稿里。
清查后,142名妓女送到市里接濟醫(yī)院體檢。陸杏兒被確診為嚴重營養(yǎng)不良、肝炎、梅毒早期,醫(yī)生給的第一句話是:“活下來就行,別怕。”半年治療,她長肉十斤,臉色開始泛紅。康復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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